民国时期，有人拿起刀笔，追名逐利，渴望建功立业，但也有一些人，江山美人唾手可得，但最后却选择放下权柄。

清光绪年间，湖南湘潭的夏日午后，谭家大宅饭桌上，一个少年，听着耳畔的蝉鸣，内心却已经悄悄下定了决心......

他叫谭延闿，饭桌上，正房与嫡子高坐，妾室出身的母亲只能垂首偏席。

那种冷落，成了他年少记忆里最深的一道痕。

他幼时不止一次握紧小拳头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让母亲抬头做人。

这股倔强化作了他苦读诗书的劲头，夜灯昏黄，他常常咬着牙背诵经史，万般读书苦，一举成名天下知。

他在二十岁出头便连中乡试与会试，一举夺得“会元”。

那一日他身披红袍，游街时乡里父老夹道相迎，母亲被簇拥着，笑中带泪。

谭延闿在心底暗暗说：“娘，这一席，我替你抬回来了。”

仕途的门扉自此为他洞开，他入翰林，做过学政，主持过考试。

湖南举人学子们推举他为声望代表，乡民们尊他“公正守礼”。

某一日他在家中正伏案写字，忽闻门外锣鼓喧天，轿声齐响。

他还未回神，几名身强力壮的子弟便闯进来，高声喊道：“谭公，大家都推你为都督，请随我们走一趟！”

谭延闿惊愕失色，忙摆手说：“我不过读书人，岂能做那掌兵之事？”可呼声如潮，百姓齐聚，他竟被硬生生抬上了轿。

一路上，乡人欢呼，旗帜翻飞，锣鼓与唢呐震耳欲聋。

谭延闿从一介翰林，被抬上了都督的座位，他第一次就任湖南都督，是众望所归，也是身不由己。

上台之初他心怀抱负，提倡“湘人治湘”，希望能以湖南人为主导，团结乡贤士绅，把湖南建设成模范省份。

彼时孙中山在南方呼号“联省自治”，北方军阀又在分庭抗礼，地方主义大行其道。

谭延闿并非反对中央，但他骨子里带着湖湘士人的自豪，认为湘人自足以守一方安宁，不必仰赖外力。

他一面整顿学务、开办讲堂，一面借机提升湖南子弟的地位，政坛学界皆为之鼓舞。

现实却并非那般纯粹，地方豪强借“湘人治湘”之名，行各自盘算之实；新军旧部争权夺利，暗潮汹涌。

第一次督湘不过数年，他便被迫下野。

可他并未因此远离政坛，很快再度出山，于是“第二次督湘”登场。

第二次执政时，他心中已有几分犹疑。

湖南虽能自守，却难以独善其身。

北洋政府虎视眈眈，广东军政新局亦波澜再起，若湖南一味“孤芳自赏”，终将被裹挟。

是坚守地方主义，还是放眼更大的中国？然思索未定，局势已变，他又一次被迫退位。

三上三下之间，他渐渐体会到地方自治的局限性。

尤其在与孙中山的往来中，这种感受愈发清晰。

中山先生讲起中国积弱的根源，直言不讳地指出：“联省自治，看似自由，实则四分五裂，地方再强，不过是强藩割据，终究难敌列强的铁蹄。”

谭延闿静静听着，心头仿佛有石子投入湖心，层层波澜荡开。

他起初以为守好湖南，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孙中山的话让他意识到，地方的安宁若不依附国家的统一，迟早不过是虚妄。

从“湘人治湘”的执拗，到认同“大一统”的必要，他开始把眼光放在更远处。

此后一度变卖资产，拿出银两资助革命军。

他曾对友人直言：“毕生只佩服中山先生一人。”这话不是恭维，而是肺腑之言。

谭延闿素来谨慎，很少推崇他人，可在孙中山面前，他却甘愿放下身段。

1920年代，此时的上海十里洋场，霓虹闪烁，车马喧嚣。

留洋归来的宋美龄，正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她衣着得体，举止优雅，无论是在哪里，都能成为焦点。

宋母倪桂珍持家有方，三姐妹各有风姿，宋霭龄与孔祥熙联姻，宋庆龄早已是孙中山的伴侣，而年幼的宋美龄尚待良缘。

对于许多人而言，如果能与宋家结亲，便意味着一步登天。

谭延闿此时已是政坛名流，三上三下的经历让他名声在外，虽谈不上叱咤风云，却清望卓著。

孙中山与宋家人一度把目光投向他，觉得若能撮合这桩婚事，可谓强强相携，亲上加亲。

当风声悄然传到谭延闿耳中时，他的反应却出乎众人意料，反而婉然拒绝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早逝，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他“此生不再续娶”，以免后来的继室与儿女相处难和，谭延闿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为了不使这一拒绝伤了彼此情面，他另辟蹊径，认宋母为“干妈”，与宋美龄结下“兄妹之谊”。

这种处理可谓四两拨千斤，既保全了彼此之间的交情，又不越过自己心中底线。

于是，一段本可缔结的联姻，化作了另一种方式。

谭延闿的“让渡”却并未止步于此，彼时军阀混战，列强环伺，若要实现国民革命，必须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黄埔军校应运而生，孙中山曾把目光投向谭延闿，希望他出任校长。

这个位置，几乎影响着未来中国军政格局，事实也确实如此。

倘若谭延闿接下，或许历史的走向会有另一番模样。

可他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他坦然承认，自己长于文教，短于军旅，若硬要揽此大任，恐怕有负所托。

他谢绝了孙中山的好意，把机会留给了别人。

结果蒋介石因缘承之，从此借助黄埔的舞台，迅速崛起。

他有枪、有钱，再加上宋家的鼎力支持，最终汇流成势，走向巅峰。

而蒋宋联姻的促成，谭延闿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他一方面是宋家的“义兄”，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颇为看好，因而在中间撮合，最终让这段联姻成真。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把两张最具分量的王牌，宋美龄与黄埔军校，都拱手让出。

1925年，孙中山病逝，举国上下如失明灯。

南北对立、军阀割据，各方势力，乱局如棋。

谭延闿再度被推上前台，他先在武汉，后在南京出任要职。

按理说，彼时正是一个人可以大展拳脚、左右局势的关头，然而谭延闿的姿态却愈发出人意料。

他选择了“少作为”，甚至有人讥讽他“能不争就不争，能不决就不决”。

他在政坛的表现，常让人看不透。

遇到纷争，他往往含糊其辞；遇到棘手决断，他更多时候是推诿拖延。

久而久之，旁人给他取了绰号，“混世魔王”“水晶球”。

前一个绰号带着讥讽，暗指他圆滑老练，处事混沌；后一个绰号却饱含调侃，似乎人人都想借他这只“水晶球”占卜未来，却总看不真切。

可谭延闿自己，却似乎并不介意。

中山先生去后，军权、党争、外势力，三股暗流交错，稍有不慎，便会身陷漩涡，粉身碎骨。

自己所长是文教，不在纵横沙场；若硬要逞强，结果大抵不是成事，而是误事。

于是，谭延闿把更多心思，转向了生活与风雅。

南京是六朝古都，亦是民国新都。

城中坊巷纵横，酒肆饭馆林立。

他几乎把南京的大大小小馆子都走了一遍，从街头的湘菜小馆，到城西的江南名楼，他无不亲自尝试。

人们常见他一袭长衫，带着几位幕僚，或兴致盎然点评菜肴，或信手写下小诗。

若换作别人，或许会被讥为“不务正业”，但谭延闿却乐在其中。

他尤爱湘菜，作为湖南人，他对家乡的辣味、香气怀有天然的眷恋。

每逢宴席，他必点几道湘味小炒，再配上几样南京的清淡小菜。

“辣以发性，淡以养气，二者相济，方得其中。”

他看来，品菜亦如治政，要懂得调和，不可偏执。

正因有他的热情推崇，湘菜在南京乃至江浙一带逐渐声名远播，甚至有外地食客慕名而来。

不过，饮食的纵情，终究带来代价。

他嗜辣、嗜酒，往往推杯换盏，毫不节制。

久而久之，体质渐损。

到了1930年秋，他因脑溢血猝然倒下，年仅五十。

消息传出，政坛与文坛皆为之震惊。

蒋介石等政坛巨擘均亲自过问，为他择地安葬。

最终，他被安葬在中山陵侧。

虽未成就伟业，但他一生的退让与执守，终究与“国父”并肩而眠。

陵墓前松柏肃立，风声萧萧。

后人评价他，众说纷纭。

有人叹他“无为而终”，虚掷了才名；有人却赞他“明哲保身”，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保全了自我。

彼时军阀割据、党争激烈，多少雄才大略之士，最后不是败走天涯，便是血染沙场。

而谭延闿凭借自知，既不让所长误事，也不让所欲累人。

或许，他的无为中，藏着一种极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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