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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写下3000万字,稿费养活三房妻妾13个子女,巅峰时月入千金

有这样一位作家,毕生笔耕不辍,累计成文三千万字,这是什么量级的概念?金庸一生创作十五部作品,全部文字加起来也就八百多万;琼瑶写下六十余部小说,总篇幅上限也不过千万字上下。也就是说,他一个人的文字总量,差不多抵得上两位金庸再加上一位琼瑶。不同于武侠江湖与情爱故事,他落笔的重心,是民国的世间百态。上至权贵名流,下至市井小民,繁华奢靡的光景、生离死别的苦楚,全都收进他的笔下,勾勒出一卷属于那个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可谁能想到,这位靠着写稿谋生、在民国阶段单靠稿酬就能月入数千大洋,收入丰厚到传闻足以买下北平半条街巷的文人,在 1967 年离世之时,存折里仅剩几十元存款。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他耗尽余生心血打磨出的一部数十万言的历史文稿,在他辞世之后,被视作废纸付之一炬,一点遗存都没能留下。

这个人,便是张恨水。

恨水,取自南唐后主李煜词句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寓意人生憾事如同江水向东奔涌,无从逆转。单单这一个笔名,仿佛一则谶语,早早定下了他整个人生的基调。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 1924 年的北平。

彼时的张恨水,还不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文坛大家,只是一名从安徽乡间奔赴北平讨生活的青年,在《世界晚报》这家小型报社担任编辑,月薪仅有三十块大洋。

这笔收入在当年的北平是什么水平?勉强维持个人温饱而已。同期北平普通巡警月薪十二块,小学教员二十块。三十块大洋看着尚可,但他还要接济老家一大家亲人,日子一直过得拮据。他租住在宣武门外椿树上头条胡同的一处小院,日常工作就是组稿、编排报纸版面。报纸副刊名叫 “夜光”,稿件常年紧缺,老板催稿压力很大,万般无奈之下,张恨水只能亲自提笔供稿。

他就此开启了连载小说《春明外史》的创作。

“春明” 本是古时对长安的雅称,张恨水借来指代当时的北平。他的目标,是写出一部属于这座城市的民间史记。

和同期鸳鸯蝴蝶派作家热衷于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创作路线不一样,他写的都是自己亲眼观察到的北平。八大胡同底层娼妓、街头奔波的黄包车夫、油滑健谈的报馆记者,还有装模作样的国会议员、贪腐成性的官僚,全都成为他笔下的角色。

他记性极好,近乎过目不忘。每日下班之后,他不急着回家,而是流连在北平各处茶馆、饭庄、戏园,静静旁听各色人闲谈。今天听官员私下商议分利,明天听富家太太口角争执,后天听同行编造新闻噱头。收集来的这些见闻,回到家中,原原本本转化成小说文字。

书中主角杨杏园,身份是一名记者,本质上就是张恨水自身的投射。借着杨杏园的视角,民国初年北平城内种种光怪荒诞的真实旧事,被他一一铺展开来。

这篇连载一经刊发,迅速在北平掀起热潮。

普通读者读后纷纷感慨,书中人物和对话,和自己在市井里耳闻目睹的几乎一模一样,真实得如同直接把社会新闻搬进小说。

当年北平识字人口并不多,但这份报纸销路格外火爆,背后有一类特殊从业者 —— 说报人。报纸上市之后,茶馆里就有人拿着报纸,当众诵读张恨水的连载,听众花一枚铜板,就能听上一下午,吸引力不输戏曲。

《春明外史》爆火之后,报社发行量成倍上涨。其他报社眼红这份热度,纷纷登门挖角。张恨水一下子成了各家争抢的红人。

但他感念当初报社老板的收留之恩,不愿稍有起色就转身离开。他想出一个折中办法,同步给多家报社供稿。

于是民国报业史上堪称奇观的一幕出现:张恨水一人同时为七家报社,分别更新七部互不相同的连载小说。每日睁眼就要动笔,日产量接近万字,说他是一台人形印刷机毫不夸张。

写作时他有一条规矩,家人不得随意打扰。他独自待在书房,案头码放一沓沓稿纸,每一堆对应一部作品。写完《春明外史》的段落,就换到下一份稿纸,迅速转换思路,接着写《金粉世家》,写完再切换下一篇。

好比一位厨子同时照看七口锅,烹制七道风味完全不同的菜肴,还不能串了味道,对脑力的要求可想而知。

没过多久,那个月薪三十块的清贫编辑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国内稿酬天花板级别的作家张恨水。

他的收入究竟有多可观?

1926 年,《金粉世家》开始连载,这部作品直接奠定了他在通俗文坛的地位。稿酬标准从最初每千字四块大洋,一路涨到每千字二十块。他单日可以完成五千字,单单这一部小说,每日稿酬就能拿到一百块大洋。

一百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彼时北大顶尖教授如胡适,月薪三百大洋;鲁迅在政府任职,加上授课、稿酬,月收入大概四百块上下。而张恨水单靠小说连载,每月稳定收入能达到三四千大洋。

连载结束之后,单行本出版还能另拿版税。他的新书动辄数万册印量,版税源源不断。鼎盛时期,上海报社老板会专程驱车,带着一箱金条赶赴北平,只为约他写稿。

他在北平西城购置了一座二十多间房的大四合院,家中雇有厨子、司机、女佣等七八名佣人,出行自备汽车,放在当年的北平,属于顶配的生活条件。

他先后有三位妻子,一力撑起三个家庭的开销。

第一任妻子徐文淑,是包办婚姻,没有读过书,缠了小脚。张恨水对她没有情爱,却恪守责任,一直供养她和她的亲人。

第二任胡昭彦,身世比较特殊,原本是北平妇女救济院的孤女。张恨水前去采访时,看中这个清秀知书的姑娘,认定她是契合自己的伴侣,将她迎娶进门。胡昭彦聪慧干练,帮他整理稿件、往来书信,相当于他的私人秘书。

而陪他走完最后人生旅程的,是第三位妻子周淑德。

两人相遇的情节,几乎和小说桥段别无二致。三十年代初,张恨水已经是声名赫赫的作家。北平春华女中筹办游艺会,为华北水灾灾民募捐,张恨水作为社会名流受邀出席。

演出剧目里有一出京剧《拾玉镯》,扮演孙玉姣的少女扮相秀美、唱腔婉转,牢牢吸引住了张恨水。他觉得这个女孩气质干净又带着一股韧劲,和《啼笑因缘》女主角沈凤喜如出一辙,心生爱慕。

演出落幕,他直奔后台找到姑娘,得知她名叫周淑德,年仅十六岁,还在上学。

彼时张恨水将近四十岁,家中已有两房妻子,可他心意已定,执意要娶她。他托人上门提亲,周家起初断然拒绝:纵使张恨水名气再大,也是有家室的中年人,自家女儿不愿做侧室。

张恨水没有放弃,频繁登门拜访,送礼闲谈,持续表达诚意。周家父母看他态度恳切,又是知名文人,慢慢松了口。更关键的是,周淑德本人也愿意。在那个年代,一名十六岁女学生,面对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家境优渥、名声响彻全国的作家的追求,很难不动心。

就这样,张恨水把人生里最盛大的一场浪漫,给了周淑德。他专门在北平购置一处新宅院,按礼数迎娶她过门。

周淑德年纪虽轻,性情温和持家,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为张恨水生下六个孩子。加上前两位妻子所生的七个孩子,张恨水一共有十三名子女。

三房家眷、十三名孩子,再加上一众亲戚佣人,所有庞大开支,全部依靠他一支笔。这也迫使他必须持续创作,不能停下。

他自嘲是拉磨的驴子,日复一日围着磨盘打转。甚至在书房门口贴字条自省:“今天又懒了”,以此督促自己动笔。

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热度空前。小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报纸发售当日,报童沿街叫卖,无数读者为追更新按期买报。

上海评弹艺人严工上抓住商机,每日买来报纸,把当日连载内容改编成评弹曲目,在电台播出,收听热度爆棚。上海的主妇、小姐、小店经营者,到了播出时段就守在收音机旁,听樊家树与三位女子的故事。

后续这部作品陆续改编成电影、话剧、京剧、各类地方戏曲,衍生十几个版本。沈凤喜的扮演者,从胡蝶到李丽华,全都是当时顶流女星。

三十年代的国内,张恨水就是通俗流行文化的风向标,他的小说塑造了一代人的情感审美。

但如果以为他只擅长写情爱故事,那就低估了他。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北平沦陷之后,张恨水拒绝为日方效力,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一路向南逃难,落脚重庆。在重庆,他的居所遭到日军空袭,书稿、藏书、资料尽数焚毁,他本人也险些遇难。国难当头,他的文风发生巨大转变。

风月情爱不再是主题,他开始书写战争,记录民族在炮火之下的挣扎与坚守。

《八十一梦》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采用近似魔幻写实的写法,串联起八十一个离奇梦境,借梦境狠狠讽刺大后方贪腐官僚、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

其中一个故事里,高官权贵设宴享乐,外面炮火连天,他们依旧纸醉金迷。一枚炸弹落下,整座厅堂化为废墟,救援人员挖掘之后,挖出来的不是人,而是一群猪。

这般尖锐的文字,在当时要承担不小风险。书稿刊发之后,重庆审查部门频频施压、删改内容,可他没有停笔。

他还写下《虎贲万岁》,这是国内首部正面刻画正面战场抗战的长篇小说。

为完成这部作品,文人出身的他亲自奔赴前线采访,采访对象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这支队伍坚守常德十六天,八千将士绝大多数殉国,也就是惨烈的常德保卫战。

张恨水寻访幸存师长余程万以及多名老兵,记录下战场真实细节,全部写进书中。士兵用肉身阻挡日军攻势,城破之后重伤士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都被如实记下。

这本书没有刻意拔高的英雄叙事,只有战争的残酷和人性里闪光的地方,让后方沉溺安逸的人真切知晓前线战况有多惨烈。

因为这些抗战题材作品,张恨水登上了日军特务机关的黑名单。

对此他毫不在意,留下一句话:文人手中一支笔,亦可抵得上一支部队。这便是他的风骨。

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本以为可以安稳度日,更大的风波还在前方等候。

1949 年,时代更迭。张恨水选择留在北平,住进砖塔胡同 43 号一座小院。

新的时代有全新的文艺评判标准,他以往擅长的才子佳人、多角恋情题材,被划入封建糟粕、小资产阶级情调。

他努力想要跟上新的文艺方向,研读新理论,主动走进工厂、乡村体验生活,尝试创作契合时代导向的作品。他还动手修改旧作,大刀阔斧删减《金粉世家》里的爱情主线,强行塞入阶级斗争内容,改完之后文理违和,连他自己都无法满意。

一名依靠写作安身立命的作家,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写作的方向,这种精神煎熬,远比贫穷难熬。

相关部门对他多有照顾,聘任他担任文化部顾问,之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发放固定津贴,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但他内心满是失落。曾经万人追捧的小说大王风光不再,报纸不再连载他的新作,书店也难觅他的新书,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张恨水是谁。如同一身绝世武功的侠客,内力尽失,只能旁观属于自己的江湖远去。

1954 年,沉重打击再度降临。

一天夜里伏案写作时,他骤然眩晕,手中笔脱手落地 —— 中风突发。这次中风造成半身瘫痪,右手彻底丧失行动能力。

对于作家而言,这近乎宣告创作生涯的终结。

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写作之路就此终止。可没过多久,他又咬牙想要重新拿起笔。

右手不能用,他就练习左手写字。家人铺好纸张,他用左手艰难握笔,一字一句慢慢书写。起初字迹歪扭潦草,如同蚯蚓爬行。

他反复练习,从单字、短句,慢慢写成完整段落,每一个字都耗尽气力。靠着左手,卧病在床的他,后续又完成一百多万字文稿。

这份毅力,令人惊叹。

晚年两部核心作品,一部回忆录《写作生涯回忆》,另一部历史题材小说《杨柳青青》,他想把自己一生见闻留存下来传给后人。

他还藏着一个宏大心愿,撰写一部厚重的史学作品,聚焦他亲身经历、看得通透的民初历史,定名《民国掌故》。他打算用小说家的笔触,记录辛亥革命直至抗战胜利三十余年风云,补齐正史忽略的民间细节。

为此他拖着病躯四处搜集史料,拜托子女前往北京图书馆抄录文献,病床、桌面堆满摘抄卡片。身体每况愈下,思绪却愈发清晰,他想燃烧最后的生命完成这部书稿。

1966 年,席卷全国的风暴到来。

在旧时代成名的张恨水,自然成为冲击对象。红卫兵闯入砖塔胡同的宅院,把半身不遂的老人从床上拖拽起来,逼迫他交代罪行。质问他写下大量 “毒草” 毒害青年,又和国民党官员往来密切,怀疑他是特务。

张恨水无从辩驳。他一辈子光明磊落,凭笔墨谋生,何罪之有?

抄家现场一片狼藉,珍藏多年的字画藏书被撕碎,积攒几十年、数百万字的读者来信被当作废品拉走变卖。最让他心痛的,是还没有公开发表的手稿,其中就包括耗费全部心力写成的《民国掌故》,几十万字文稿整齐收纳在木箱里,是他最后的寄托。

混乱之中,这批手稿被收缴带走。数月之后,家人才打探到消息:收缴的书籍文稿全部送入造纸厂化为纸浆。

一把烈火,一池白水,老人毕生心血就此消散。

听闻消息,躺在床上的张恨水沉默不语,唯有泪水静静滑落。支撑他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1967 年 2 月 15 日元宵节,北平飘着小雪。家人见他情绪低落,温了一小杯他平日里爱喝的虎骨酒。

他只抿下一小口,随即头歪向一侧倒在床上,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

这位写下三千万文字、风靡一个时代的小说大王,就这样安静离世,终年七十二岁。

离世之时家中清贫,妻子周淑德翻遍所有箱柜,仅仅找到几十元存款。受身份问题影响,没有追悼仪式,没有悼词,只有几名家人简单将他安葬在香山脚下一处普通墓地,墓碑甚至不敢镌刻名字。

一代文豪,身后凄凉至此。

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张恨水走后,周淑德和孩子们的日子举步维艰。他们被赶出砖塔胡同的小院,挤在大杂院狭小简陋的屋子里。周淑德孤身拉扯数个孩子,只能依靠缝补、打零工糊口。最难的时候,家里断了口粮。无奈之下,她只能变卖张恨水遗留的几件尚可值钱的物件换钱。

有一回,她把一件料子上乘、是张恨水生前很喜爱的皮袍送到寄卖店。店家伙计一眼认出这件物品的来历,开口问道:“这是张先生的东西吧?”

周淑德点头承认。

伙计长叹一声:“当年北平稿酬最高的就是张先生,谁能想到身后会落到这般境地。”

说完,伙计给出远高于市面行情的收购价。周淑德攥着钱站在街上,泪水止不住往下淌。人间冷暖,世事变幻,莫过于此。

岁月流转,到八十年代,环境逐渐宽松。张恨水的作品重新再版,读者重读几十年前的文字,依旧觉得韵味十足。《金粉世家》再度影视化,火爆全国,无数年轻人为金燕西与冷清秋的悲剧爱情感慨。

张恨水不再是禁忌的名字,学界重新评定他,认可他是现代通俗文学领域的大师。

1985 年,子女凑齐钱款,把他的灵柩从香山迁葬至北京西山福田公墓,立起一方新碑。

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最看重的一句话:文章事业,于我有真。

无论世事翻覆、命运捉弄,这一生,他对得起手中这支笔。三千万字的笔墨,为后世留住了一个完整的时代侧影,繁华与苍凉交织,字字真切。

今天去北京,依旧可以找到砖塔胡同,胡同里留存着北平年代久远的砖塔。张恨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八年。

故居早已换了住户,变成寻常大杂院,再也看不到伏案书写的身影。但只要翻开他的书,鲜活的人物、悲欢的故事就会跃然纸上。金燕西的纨绔、冷清秋的孤冷、沈凤喜的悲苦、樊家树的怯懦,仿佛从来没有远去。

这便是一位优秀作家真正的生命力。肉身会消散,手稿会湮灭,但笔下故事可以代代流传,如同他名字里那向东奔涌、永不停歇的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