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发现无论网上还是现实里的人们的火气好像越来越大了，许多小事便可能无限升级，甚至感觉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网络论战更是越来越多，互相指责和扣帽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觉得看法不合己意就@什么国安部或公安局的，似乎不把意见对立的人搞死就不罢休。
虽然精神病医学上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但不是社会上突然多了一大批确诊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更多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偏执化倾向，许多人不知不觉带上了一套很固定的思维习惯：默认别人的举动带着恶意；对冒犯格外敏感；一点委屈能反复回味很久；很难接受另一种解释；觉得退让等于认输；甚至把偶然事件理解成针对自己的系统性迫害。
这种心理如果越来越普遍，从社会学角度就要考虑当前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导致了此类问题？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敌意归因偏差”，简单说就是当人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开启防御模式，优先把模糊、中性的行为往坏的方向解读。
这个理论最早来源于二战后美军对士兵的心理研究，他们发现士兵对晋升的满意度取决于与同群体他人的比较，而非绝对机会的多寡。此后美国心理学家 Ted Robert Gurr 在大量研究分析后在上世纪70年代出了一本叫《人们为什么反抗》的心理学著作，里面给出了解释是：当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出现落差，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通过挫折攻击机制转化为敌意。
一般来说人在安全环境里，通常比较容易宽容。因为他知道，即使今天这件事情稍吃点亏，并不会影响未来的生活。但对一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人，整天考虑的是工作可能丢掉，收入可能下降，房贷必须继续还，孩子教育竞争激烈，养老没有把握，疾病可能摧毁家庭积蓄，阶层上升通道又越来越狭窄，那他的心理就会逐渐进入防御模式。
于是别人不小心撞了你一下，第一反应不是 “他没注意”，而是 “他是不是在故意欺负我”；别人提出不一样的看法，第一反应不是 “我们想法不同”，而是 “他看不起我”或“他这是在针对我”。慢慢的陌生人就都成了潜在的对手。
在一个社会关系比较健康的环境中，本该有一套机制，把小事留在小事的层面。道歉、让步、互相体谅，是成本最低的和解方式。可是当一个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以后，情况就反过来了。道歉意味着认输；退一步意味着软弱；宽容意味着吃亏；忍让意味着别人以后还会欺负你。于是所有冲突都容易升级。
这里还存在一个社会处理冲突的制度问题。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法院、警察、仲裁、社区调解、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因为人的愤怒需要出口。我认为自己受到伤害，本来不需要亲自报复你，我可以找警察，我可以起诉，我可以要求第三方判断。这其实是文明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把私人复仇变成公共裁判。
但公共裁判有一个原则：人们对法律与权威的服从，主要不取决于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取决于程序是否公正。即是否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决策者是否中立一致、当事人是否被以尊重的方式对待、决策者的动机是否被信任。
但当前推行的调解制度，多数情况下属于"和稀泥"式调解，让任何一方都无法感到“被公正对待”。因为调解的目标是“让事情平息”而非“厘清是非”，那么被要求让步的一方会感知到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的后果就是拒绝接受任何结果，转而寻求其他裁判领域。在社会心理学里称之为：“当制度不能有效消化冲突，愤怒就会私人化”。
时间久了，大家会攒下一套很消极的经验：投诉收效有限，讲道理很难，闹得大才更容易被看见。于是形成一个很难打破的循环：不信任正规渠道→自己硬刚、把事情闹大→冲突进一步升级→更不信任规则。极端的想法，就很容易在这种环境里扎根。
在以前中国的传统熟人社会，当出现此类问题时，往往会有朋友、亲戚来劝，长辈来管，甚至以前单位、组织也会出面去主持个公道或协调解决下问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区别于西方的团体格局，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推展。差序格局的功能之一是它天然内含调解机制，因为关系是分层的，所以长辈、亲友、乡绅介入他人纠纷具有正当性——他们不是局外人，而是关系网络中位置更高的一环。
新中国建立后，这个功能改由单位或组织承接，那时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组织形态。不仅提供就业，还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婚丧嫁娶的组织，以及纠纷调解的权威。同事之间的冲突，领导出面说话是有效的，因为领导掌握着当事人的生活资源。大家在同一个单位生态里，调解是有分量的。
而如今这套缓冲网络基本散掉了。单位只管工作绩效，不会再管员工之间的私人矛盾；邻居之间大多互不相识，朋友也很少掺和别人的纠纷。一个人钻进自己的负面想法里时，很少有人过来客观劝一句：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
于是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像一间回音室。他提出一个假设；自己寻找证据；证据强化假设；最后整个世界都被重新解释。偏执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敌人，是封闭。
而互联网又为这种封闭提供了支持。
互联网原本是扩大了人的信息来源，拓宽视野，但在现实里却走向反面。
因为算法天然偏爱能激起情绪的内容，而温和理性的内容划走就忘，愤怒、对立、站队的内容更容易被评论、转发、互动。于是各类大V和平台为了流量会刻意激化矛盾强化错误的思维方式。一个本来只是被生活压得难受的人，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套现成的解释：所有不顺，都可以归到某一个群体、某一类人头上。
个人一次小小的受挫，慢慢被包装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更关键的是，他还能在这里找到大量同频的人。原本只是自己生气，转头发现十万人和自己想法一致，就会更加确信：我没有问题，是这个世界针对我。
而经济下行尤其容易放大极端人格。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容忍今天的挫折，因为还有明天。今天工资低一点，明年可能涨；今天租房，几年以后可能买房；今天职位低，以后可能升职。这种社会心理非常重要，它给人的并不仅仅是钱，是未来的安全感。
一旦经济停滞、阶层固化、青年失业增加、家庭资产缩水，上升预期消失，同样一次挫折的心理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以前是“这次倒霉”，后来可能变成“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与此同时，互联网却每天把成功人士、豪宅、美貌、权力、奢侈消费展示在人们面前，在网上所谓年薪百万是普遍现象。于是形成一个危险组合：现实失落 + 强烈比较 + 尊严受损 + 无力改变 + 缺乏出口。
这种情况下人的走向会不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犬儒；有人抑郁；有人沉迷游戏和短视频；有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对于少数原本就具有强烈偏执、自恋、冲动或者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人而言，这种社会环境可能成为催化剂，攻击开始向外。
当然我不是说一个人变坏完全是社会的责任，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可反过来，把每一次极端冲突，简单归结为 “心理变态”，也是一种偷懒的回避。人不是悬浮在真空里的，家庭、教育、工作、制度，还有整个社会给人的安全感、解释失败的方式，一起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更准确地说：环境很难凭空制造出一个偏执的人，但它会筛选、放大原本就有的性格倾向，决定这份情绪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出来。
稳定、可信、救济渠道通畅的环境，会压住极端想法的破坏力；高度竞争、信任稀薄、人人孤立、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会持续给敌意添燃料。 网络又把这一切放大，匿名的环境降低了克制的成本，大家越来越习惯直接把对方划分到对立阵营。人人都在说维权，可愿意相信规则、愿意和解的人越来越少。
一个健康的社会，本来该给普通人准备好情绪的出口：委屈有地方申诉，冲突有中立的裁判，受挫之后能被安抚，和解之后这件事就能真正翻篇。 如果道歉永远可以被追加要求，让步永远被当成理亏，调解的结果随时可以被推翻，和解这条路本身就会失效。大家慢慢学会，最稳妥的策略，就是绝不先低头。
那些日常里不起眼的摩擦，不会凭空消失。没有地方就地消化，就会不断积累、传播，最后变成整个社会的戒备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