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董收藏圈，“捡漏”本应是凭借专业眼光发现珍品价值的幸运之举，但若沦为“把真的说假、低价敛财”的恶意操作，便彻底背离了收藏的初心，沦为无良从业者的逐利骗局。

长久以来，这种乱象多存在于零散商家的私下交易中，然而近期南京博物院藏明代仇英名作现身拍卖市场的风波，却让公众惊觉：这种恶意“捡漏”的伎俩，竟可能出现在本应守护文化根脉、极具公信力的公立博物院之中。

当鉴定权力被滥用，当捐赠的文化瑰宝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古董行业的信任基石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近期引发轩然大波的南京博物院仇英《江南春》图卷事件，完整复刻了“恶意鉴伪、低价处置、高价流转”的恶意“捡漏”链条。事件的源头要追溯至1959年，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之孙庞增和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虚斋旧藏古画”，其中便包含这幅仇英名作。

庞家世代珍藏文物，此次捐赠本是守护文化遗产的善举，却没想到数十年后，这份善意竟成了藏品被“暗箱操作”的伏笔。南京博物院先后在1961年和1964年组织两次专家鉴定，均将《江南春》图卷判定为“伪作”，随后依照相关规定将其从馆藏序列中剔除。

令人费解的是，这份“伪作”的处置过程始终对捐赠人家属隐瞒。直至2025年，庞增和之女庞叔令查询馆藏时才发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幅画作已“消失”。经调查核实，1997年南京博物院将这批“伪作”划拨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该图卷竟以6800元的价格被“顾客”买走，销售清单上明确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

而就在2025年12月，这幅被判定为“仿作”的画作现身北京某拍卖公司预展，估价高达8800万元，引发舆论哗然。从6800元的“廉价处置”到8800万元的“天价估价”，背后的巨大利益落差令人咋舌，也让公众不得不质疑：这所谓的“鉴定失误”，是否本质上就是一场由权威机构主导的恶意“捡漏”？

无独有偶，2010年代初河南朱姓兄弟的《嵩阳汉柏图》遭遇，早已为古董行业的恶意“捡漏”乱象敲响了警钟。2009年，朱氏兄弟带着祖传的乾隆御笔《嵩阳汉柏图》参加某鉴宝节目海选，希望借助专家的权威鉴定明确藏品价值。在海选现场，专家刘岩对这幅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不仅避开公众场合细致查看，还主动留下联系方式，邀约兄弟俩到其住宿的酒店私下详谈。

在酒店中，刘岩给出了“致命结论”：这幅画虽有乾隆印章，却是晚清仿品，收藏价值极低，顶多值三五万元。同时，他又“好心”表示可以帮忙联系买家，帮兄弟俩多卖几万元。朱氏兄弟对专家的话深信不疑，在刘岩的撮合下，最终以17万元的价格将这幅“赝品”卖给了刘岩介绍的程姓买家。

然而一年后，兄弟俩偶然看到新闻，发现自己以17万元卖出的“赝品”，竟在北京保利拍卖行以8736万元的天价成交，经权威认定为乾隆真迹无误。从17万元到8736万元，500多倍的价格差距，揭开了这场由“专家”主导的恶意“捡漏”骗局的真面目。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场骗局背后还藏着身份造假的罗生门。经查证，欺骗朱氏兄弟的“专家刘岩”，竟是冒用另一位同名权威鉴定师的身份，伪造学历、资质长期活跃于鉴宝圈的冒牌货。当朱氏兄弟提起诉讼维权时，却因“证据不足”陷入困境。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明确标注“清代仿作”，朱氏兄弟自愿签字，难以认定刘岩存在故意欺诈；而8736万元的拍卖价格属于后续市场行为，不能作为欺诈的直接依据。最终，朱氏兄弟的民事起诉被驳回，案件移送公安侦查后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骗局的始作俑者几乎未受任何惩处，继续混迹于行业之中。

对比南京博物院仇英作品事件与《嵩阳汉柏图》纠纷，不难发现恶意“捡漏”乱象有着相似的操作逻辑：以权威身份为背书，通过恶意鉴伪降低卖家心理预期；利用信息差掌控交易主动权，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完成收购；最终通过合法的拍卖渠道，将低价敛取的珍品以天价售出，攫取巨额利益。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操作主体与行为性质的天壤之别：《嵩阳汉柏图》纠纷是借权威之名行骗的个体专家，而仇英作品事件的操作主体是本应守护文化遗产的公立博物院。更需警惕的是，南京博物院的此番操作绝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捐赠给国家的文物属于国有资产，其以6800元低价处置珍贵文物的行为已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其在未告知捐赠人家属的情况下擅自判定藏品为“伪作”并违规处置，既是对庞家无偿捐赠善举的公然辜负，更是对捐赠者的侮辱与不负责任。

二者本质虽同为对文物价值的漠视、对公平交易原则的践踏，但南京博物院的行为更因背离公立文化机构的公益属性而触碰了更深层的信任底线。

值得深思的是，恶意“捡漏”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核心在于鉴定权力的滥用与监管机制的缺失。

在古董行业，鉴定结果直接决定藏品价值，而鉴定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就为恶意鉴伪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普通藏家而言，他们缺乏专业的鉴定能力，只能依赖专家或博物院的权威结论，这使得他们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尤其是南京博物院的事件，更凸显了公信力机构监管缺失的严重后果。需要明确的是，2018年7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并非凭空创设全新规则，而是对以往国有馆藏文物处置工作程序和行业经验的系统总结与规范提炼，这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文物管理工作中，就已存在“处置文物需履行复核、报批、告知相关方”等类似程序要求。

即便南京博物院2001年处置画作时该办法尚未出台，但依据当时有效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规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文物需经专家复核、报主管文物部门批准后方可处理，且对于捐赠文物的处置，也应秉持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原则。

但南京博物院在将仇英作品判定为“伪作”、划拨处置直至最终低价售出的全过程中，始终对捐赠人家属刻意隐瞒，直至藏品现身拍卖市场才被发现。这种“暗箱操作”不仅严重侵犯了捐赠人的知情权，更公然违背了公立博物院的公益属性，彻底消解了公众对文化机构的信任。

古董行业的健康发展，依赖于诚信的交易环境与权威的价值认定体系。无论是个体专家的恶意“捡漏”，还是公立机构的违规处置，都在不断击穿行业底线，损害藏家利益的同时，也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危机。

对于南京博物院事件，相关部门的调查绝不能止于“是否合规处置”的表面核查，而应深挖细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链条：当年以6800元低价购入画作的“顾客”身份为何模糊？为何偏偏在二十余年后选择拍卖变现？

要知道，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成本是其妄图掩盖痕迹的“安全垫”，从6800元到8800万元的一万多倍暴利，更是暴露了这场操作的逐利本质。

若不是庞家后人偶然关注到拍卖信息，这幅被恶意“捡漏”的珍品便会顺利成交，这场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与捐赠人权益侵害的违规操作，或许就永远被掩盖在历史尘埃中。

因此，必须对事件全程进行穿透式调查，对涉事责任人严肃追责；对于鉴宝行业，更应建立严格的专家资质审核与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杜绝冒牌专家混迹其中，对恶意鉴伪、撮合低价收购的行为依法严惩不贷。

更值得警惕的是，南京博物院的个案绝非孤例，它揭开了国有馆藏文物管理的系统性漏洞——那些罩在厚厚玻璃罩内、远离公众视野的国宝，是否存在偷梁换柱、监守自盗的隐情？

答案亟待一场全面的“文物体检”来揭晓。人口尚且有定期普查保障数据准确，承载民族文脉的国宝更应有刚性的定期普查制度兜底。尽管《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规定了文物普查义务和定期安全检查要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执行力度的缺失让这些规定沦为“纸面要求”。

更令人不安的是，千万粉丝网红“听泉鉴宝”在直播中频频抛出“宫里一件我一件，博物馆有的我都有”的狂言，虽然后续其被曝出学历造假、直播间疑现馆藏文物等争议，本人也辩称“只是普通人提供情绪价值”，但这种言论能引发广泛关注，恰恰折射出公众对馆藏文物安全的深层焦虑：若监管形同虚设，谁能保证博物馆的珍品不会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私人手中？

埃及博物馆修复专家监守自盗、将3000年历史金手镯熔毁变卖的案例，早已为我们敲响了文物安全的警钟。

因此，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国有馆藏文物全面普查已刻不容缓。这场普查不应是走过场式的账面核对，而需采取“穿透式”核查：对照藏品档案逐一核验实物，利用科技手段鉴别文物真伪，排查是否存在“以伪换真”“账实不符”的情况；同时公开普查过程与结果，接受公众监督，让每一件国宝的流向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

唯有如此，才能堵住监管漏洞，遏制监守自盗与恶意“捡漏”的乱象，重新筑牢公众对文化机构的信任。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市场价格，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无论是公立博物院还是行业专家，都应坚守守护文化根脉的初心，而非沦为利益的奴隶。

当恶意“捡漏”的乱象被彻底肃清，当文物普查成为常态、鉴定权力得到有效监管，古董行业才能回归正轨，方能告慰那些在战火纷飞年代舍命守护国宝、慷慨捐献的先辈，不负他们以赤诚之心守护民族文脉的无私奉献；才能让每一件文化瑰宝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妥善的守护，真正成为传承民族记忆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