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5日，曾经的“烟草大王”、“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从一代“烟王”成为一代“橙王”，这位传奇人物终谢幕。

褚时健的一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在人生最风光的时被举报入狱，又在古稀之年，拥有了上亿资产。

褚时健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1927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华宁县南盘江畔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则在家中务农。

褚时健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人，从来没有让母亲操过心，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多，又穷，一家人吃不起饭，褚时健就经常抓鱼砍柴贴补家用。

为了帮助家里，褚时健上学的时候经常逃课，老师知道他的情况后，在精神上给予他支持。即便是经常逃课，褚时健的成绩也是班里数一数二的。

不久后，褚时健的爷爷去世，爷爷生前经营一家酒坊，去世后，酒坊分给了褚时健的父亲和他的二伯。由于父亲身体不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褚时健。

刚开始做酒坊，母亲不放心褚时健，因此经常到酒坊看儿子。

她发现儿子虽然睡觉，但是他定的有闹钟，每两个小时就会醒一次，加柴、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跟一个烧酒的老师傅没什么两样。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担心了。

这样的经历，为褚时健后来管理企业也打下了基础。

1936年，褚时健的父亲去世，这个时候褚时健刚读完小学，他决定不上中学了，因为他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经营家里的酒坊。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让褚时健改变了想法。

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哥褚时俊。

褚时俊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褚时健非常佩服他，每次堂哥回来都会拉着他一起聊很多事情。

那天，褚时健带着堂哥看自己开垦出来的一片地。

褚时健告诉堂哥，村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人，在坡地上种了几十颗黄果树，树上的果子长得又大又圆，而且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褚时健觉得这个地方适合种黄果树，于是就自己动起手来。

堂哥看到后，觉得褚时健有些别人没有的本事和毅力，而且做事稳重有计划性，他很佩服褚时健，觉得他应该走出村子，出去闯一片天地。

之后，堂哥建议褚时健去读书，他告诉褚时健，“外面的世界很大，祖国的发展需要人才，只有通过读书，眼界才能打开，路子才能宽，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国家面临危机，作为一名有血肉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为国家兴亡尽一份力。”

就这样，褚时健又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和母亲商量过后，他去昆明读书了。

求学时光虽然艰苦，但也是褚时健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段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动乱的年代，褚时健从一个学生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又从一个地下工作者进入了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褚时健在盘西区当过区长，该被组织送去云南省党校学习。

1954年，褚时健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长，也就是在这里，褚时健遇到了他的爱人马静芬。

马静芬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是昆明市银行的经理。她在家中排行老二，被人称作“二小姐”。马静芬中专毕业以后就参了军，从部队转业以后被分配到县里当小学老师。

1955年，两人结婚。

褚时健的事业心很强，婚后第三天就去出差了。

1959年，受大环境的影响，褚时健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哀牢山的元江红光农场。

元江属于干热河谷地区，是有名的“火炉”，气温常年在40摄氏度上下，因此红光农场可以算是当时云南条件最艰苦的劳改农场之一。

褚时健被分配到虹桥一队，住在一个四面透光的工棚里。因为条件太差，褚时健患上了疟疾，还好后来他被巡逻医生解救了。

褚时健身体恢复后，很快投入工作。

此时场里已得到通知，说褚时健属于错划的“右派”，可以当犯错误的下放干部看待。但不知什么原因，农场没有人告诉褚时健这个通知。

1960年，马静芬带着女儿来农场找褚时健，当时褚时健还没有资格和家属同住。褚时健只能搬着铺盖卷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马静芬和女儿留在了半山。

当时大家都穷的吃不上饭，吃树皮、草根、树叶等当时到处可见。褚时健的生活状况也是这样，为了给家人改善伙食，褚时健就去江里钓鱼，他天天晚上去下钩，等天没亮的时候就把取回来的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

褚时健就是靠着钓鱼的本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养活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农场很多人都得了水肿，只有褚时健一家人没有这种情况。

1963年，已经四十多岁的褚时健经过多次岗位调换后，最后到了戛洒纸厂下属的一个红糖厂。

当时糖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想要改进技术和机器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却没有资金。

褚时健表示：“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开始，这种办法简单实用。”

褚时健说到做到，他自己带头整天在灶火边，由于是夏天，褚时健热得身上的衣裤都没有干过，员工看了都觉得这样的厂长太能吃苦了。

戛洒糖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红糖，但糖的质量一直不好。厂里过去的生产方式是通过高温煮，再通过高温蒸发，不是煮过了头就是蒸发后红糖结晶太硬，敲都敲不碎。

褚时健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生产白糖的基本原理引用到红糖生产中来，用低温煮，再用低温蒸发来提高红糖的质量，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红糖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有一次正赶上榨季，碰巧厂里的锅炉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如果去城里找维修师傅，光是路上就要耽搁很多天，最终褚时健自己琢磨着修。

没想到，还真的修好了，工人们对褚时健非常佩服。

褚时健当副厂长的第一年，不但填平了20万元的亏损还有8万元的盈利。

之后，褚时健又改造了锅炉，还生产出了质量比较好的纸张。不仅如此，褚时健非常重视对员工的福利，他觉得只有员工的福利上去了，他们才会愿意好好干。

褚时健把生产糖剩下的废弃物搞成饲料，用来养猪，给工人改善伙食。

过去厂里的员工伙食不好，一个月都吃不到一次肉，现在每星期吃一次，一家只要花五毛钱吃完后每个员工还可以用浇菜的大铝瓢打满一瓢肉带回家，两年后，厂里的肉可以放开吃。

所以，糖厂的员工干劲十足。

褚时健到糖厂当年做了三个品种——糖、酒、纸，三种产品都做得很成功。

在哀牢山一待就是二十年，在糖厂一干就是十几年，1979年，已经年过半百的褚时健来到了玉溪卷烟厂。

戛洒糖厂的职工得知褚时健要离开，都赶来给褚时健送行，站成一排和他握手告别。很多员工眼里都流下了泪水，其中一位职工拉着一名玉溪卷烟厂员工的手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这下子你们把我们的福气带走了。”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企业内部情况非常恶劣，每年不盈利不说，还要亏损一大笔钱，而且工厂内部的员工分“派”严重，

职工的生活也是非常困苦，一间房间隔成两间，普通员工两个人或者两家人住，还有的里面这家的通道要从外面这家中间过，两家之间用草席隔着，有时候几个住在外面的干脆把通道给堵死了，里面那家只好从后面另外挖个门、搭个桥绕出去；有的家房檐上下还有很多鸡窝，让这个本来就很差的居住环境显得更加脏乱。

褚时健刚上任，就开始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他认为要想将玉溪卷烟厂搞好，职工的住房问题就必须要解决，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职工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精神头工作呢？

不仅如此，卷烟厂的生产环境的恶劣让人心生忧虑，68台破旧的卷烟机，都是国外淘汰的产品，噪音大，温度高，烟灰乱飞。工厂里的员工因为贫穷，连对象都找不到。

而且长内外，还面临着严重的派性斗争和复杂人际关系。

为了打破这个困境，褚时健向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共同推动改革。

褚时健了解情况后，决定对烟厂进行整顿，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

首先，褚时健解决的是成品烟包装不合格和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要全部进行复烤，包装重新选纸，设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

其次，褚时健要解决的就是卷烟厂内的派系斗争。

褚时健知道“炮派”的头子就是烟厂党委成员杨副厂长，为此，他找来杨副厂长直接说：“老杨，你看好你的兄弟们，他们闹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敢支持他们闹，你就绝对没有好下场。”

由于当时地委书记在褚时健上任之初，答应他要在各方面支持他的工作，所以即便是杨副厂长向自己的上级告褚时健的状，也没用。

褚时健还调整了工人的工资，让工人们都非常满意。

1981年8月，玉溪卷烟厂有两台六吨半的锅炉，其中一台发生了故障无法运行。

但是修理组的职工告诉褚时健，如果要修好机器至少要40天，他们还说上一次锅炉坏的时候，原来的厂长亲自指挥都用了48天才修好。

褚时健不认可修理组的人的话，当年他在嘎洒糖厂他自己就修理、改造过锅炉，还把一个四吨的锅炉改成了十吨。

于是褚时健把修理组18个人，分成五个工种，24小时轮班，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就把锅炉修好了。

这台锅炉从修好后一直到它的寿命结束，再没有出现过问题。

褚时健后来回忆：“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眼睛都盯着这台锅炉，这些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要考考我就只能拿这几台锅炉来考了，其他的都难不倒我。锅炉修好以后，他们觉得我还是有两下子的，也就都不闹了，不然这群人还是很难搞的。”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后，玉溪卷烟厂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

1980年，烟厂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上缴税收达到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主要归功于工厂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

1981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又达到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后来，褚时健还给员工们改了楼房，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从此褚时健在烟厂的威望大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褚时健在厂里说一，绝对不会有人说二。

1982年，由于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引入市场化经营思路和内部竞争机制，这一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达到1.824亿元，比褚时健刚来时翻了一倍，利润达到了1103万元。

而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79年的不到300元上升到1981年不到700元，到1982年突破了2000元。

1983年后，褚时健到欧洲和美国考察 ，之后，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玉溪卷烟厂的设备水平达到世界级水准，成为国内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卷烟厂。

1987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的香烟风靡中国市场。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了上海卷烟厂，成为国内最大的烟草行业龙头，并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税利前五强。

1996年，“红塔山”年产90万箱，单品牌税利已经超过了160亿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品牌香烟。

褚时健也因此获得了“烟草大王”的称号。

从这一年开始，褚时健成了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董事长。

然而，人的一生不会四平八稳地度过，总会出现跌宕起伏，这些在褚时健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1997年，褚时健因犯贪污与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褚时健说“既然已经定成全国最大的案子，上诉也没有用，也就没有继续上诉。我说自己这一生样样都经历了，剩下的也就那么十五六年的时间，生闷气也没用，那就不要生。想开些，过好最后这些日子。”

在监狱里，褚时健在图书馆整理旧书，把新书摆放在书架上。

管理图书有固定的时间，不值班的时候，褚时健作为一个老年服刑人员，监狱允许他在监狱果园2.5千米的范围内活动。

2001年，褚时健因表现良好，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7年。

2001年5月15日，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回到了玉溪卷烟厂的宿舍。

褚时健保外就医后，和朋友一起在烟厂的后山上租了两块地，种的萝卜、南瓜长得特别好，让褚时健又得意了一番。

此时，对他来说，平静安稳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2003年，因保外就医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

2004年，经昆明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对褚时健予以假释。

有一次，褚时健偶然想起了在监狱里，吃到家人给他带的哀牢山的冰糖橙感觉。他想到小时候，自己曾开垦河滩地种黄果的事情。于是他决定种冰糖橙，地点选在哀牢山。

褚时健认为那里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日照时间长、空气好、水干净，而且果园海拔在1300米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果子生长条件非常优越。

说干就干，他把和老伴的所有积蓄200多万元拿出来，再加上和朋友们借的几百万，褚时健承包了新平县水塘镇的1400多亩地。后来，又增加到了2800亩。

冰糖橙的种植周期很长，挂果至少要6年的时间，而褚时健当时已是75岁高龄且没有任何农业方面的经验。

在果树第一次挂果时，由于没什么经验，新果不是掉果就是口感不好，那时收获的果子也不敢拿到市场上卖，担心砸了招牌。

在挂果第二年后，褚时健通过肥料配比的改变提升了果实口感，通过不断改良，褚时健种出了自己想要的橙子口感。

2008年，褚时健种出来的冰糖橙果品销售的纯利润达到1000万元，他的橙子被人称为“褚橙”。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了8000万元。2012年，公司的固定资产突破亿元。

之后，“褚橙”进军全国各地，甚至打开了北京市场。2015年末，将褚橙的销售城市扩展到22个。

不仅如此，褚时健还推出了褚酒等产品。

2017年，89岁高龄的褚时健腿脚已经不灵便了，心脏和血管也不行了，听力严重下降，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随时都可能因为心肌梗死死去”。但是他心里还有目标，就是希望三五年能增产到五六万吨。他真的希望老天能再给他多一点时间，让他把这个目标实现了。

可是在2019，褚时健因病去世。

褚时健的一生创造了很多传奇。从“糖王”到“烟王”、从“烟王”再到“橙王”的这几十年里，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褚时健在《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的自序中写道：“我的一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我不谈什么后悔、无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

确实，只要自己有信念，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前提是勤奋和踏实。

从褚时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最大的能力就是永远能够看到自己的希望。一个人最不应该放弃的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