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西哲学的“遗忘”:从“不二”到“同一”的退化
海德格尔将西方形而上学史诊断为“存在遗忘史”,其完成形态是现代技术座架把万物订造为持存物。本文尝试以“不二”为线索,将这一诊断转写为一种结构上可比的中哲形态:开端处是“天人不二而有分”,现代则表现为“人天不二被收摄为天下秩序的可治理性”,天退场为背景。两种“遗忘”的深层同构于一个退化机制:“不二”退化为“同一”——西哲把“存在即在场”缩为“在场即可订造性”,中哲把“天人不二”缩为“天下即可治理的总体”。不过,天的退隐保有不同于西方座架的路径与余地,“忘”反而提示了一种不被订造的在场姿态。
西哲:存在遗忘完成于存在者的极致在场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诊断可以压缩为一个命题:存在被遗忘,不是因为存在消失,而是因为存在只被允许以“存在者之在场性”的方式在场。希腊开端处,存在被思为 ousia、energeia、parousia——在场。形而上学史于是成为“在场”规定的历史:存在被理解为使存在者得以在场的东西,但追问很快滑向对存在者整体之根据的追问,存在本身自行隐匿。现代形而上学“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更确切说是对象性(存在者)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
现代技术把这一隐匿推至完成。座架(Ge-stell)作为一种“促逼着的解蔽”,不再让物以自身的方式逗留,而是把万物置入可随时调用、可替换、可储备的状态。“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海德格尔用 Bestand(持存物)命名这种存在方式:自然成为“可供计算、开采、储备的持存物”,人则“沦落为技术体系的订造者”。现代技术因此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
此中关键在于,存在遗忘与存在者的极致在场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回事。正因为在场被缩减为可订造性,存在者才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随时在场”;也正因为存在者只以这种方式在场,存在本身才被彻底遗忘。是以,西哲开端处的“存在即在场”,在其完成处退化为“在场即持存物”。这里的“即”不再是相即,而是同一化——差异被抹去,只剩下可支配的在场。
中哲:天道退隐与“天人之际”的优先性
中哲没有单数的“存在史”,因此任何平行命题都必须以诊断性类比的方式提出。一个结构上可比的线索是清楚的:开端处的“天人不二”,在其现代命运中退化为“天下秩序的可治理性”,天退场为背景。
“天人不二”的严格含义不是“天等于人”,而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董平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本体论规定:“‘天人之际’在逻辑上优先于‘天人合一’,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际”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际”,人与自然世界互动意义上的天人分际,特定时代民众的生活实况是“天人之际”的实际体现。这意味着“分”不是“合”的消极环节或暂时状态,而是“际”之所以为“际”的结构性前提。蒙培元同样把“天人合一”规定为一个过程:“天人合一是一个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从本源上说天人本是合一的,但人从自然界产生之后出现“异化”,同自然界处于某种分离状态;从事于天人之学,就在于“去掉‘渣滓’,重新实现合一”。
蒙培元还明确指出心学一系(陆九渊)有“反对天人之分”的倾向,批评庄子“裂天人为二”。这恰恰说明“不二而有分”并非所有中哲传统的共同立场,而是一个需要被辩护的读法。本文采用这个读法,是对理学—心学内部张力的选择性承接,而非对“中哲”的无差别概括。
与西哲相类,现代性把“天人之际”的退隐推到极致。天不是消失了,而是退场为背景:退为“自然”“规律”“资源”“环境”“系统”,同时以“公理”“历史必然”“市场”“技术系统”等置换形式继续在场。天人不二仍在,但被收摄为天下秩序的可治理性——天只以可计算、可调用、可规划的方式“在场”。如果说西哲的遗忘是“存在被遗忘为可订造性”,那么中哲的遗忘可以表述为:“天人不二被遗忘为天下之不二”,天退场为可订造的背景。
牟宗三的“归寂”与“当令”
“天退场为背景”如果只被理解为空间位置的后移,仍然是一个力量强弱的隐喻。牟宗三在《论“上帝隐退”》中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现象学规定。
牟宗三区分了“隐退/死亡”与“闭关/归寂”两种说法。他说:“我们若贯通著看这个时代,则我们可以转一个说法,不说上帝隐退,上帝死亡,而说‘上帝闭关’,或‘上帝归寂’。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上帝并无所谓隐退,更不能说死亡,他还是在当令。”从时代或人方面看,人与上帝“拉开了,把上帝推远了”,人的精神“向下向外,专倾注于自然与物质”,于是上帝似乎退场。但从上帝方面看,这是他的“归寂”,是他“归于他的‘粹纯主体性’之自己”。退场不是力量的减弱或消失,而是显现方式的转换:从“显明的对偶性在场”转换为“隐匿性的当令”。
这个区分对本文的结构意义是决定性的。“天退场为背景”因此不应被读作“天变弱了”或“天不在了”,而应被读作:天不再作为与人对偶的一极被经验,却以“自然”“规律”“系统”“公理”的形态继续规定着什么算“在场”。天的“退场”恰恰是它“在当令”的方式。补入这一层,西哲与中哲的对称才真正成立:西哲的“存在遗忘”不是存在消失了,而是存在只以存在者的可订造性在场;中哲的“天退场”也不是天消失了,而是天只以背景性的支配在场。两种“遗忘”都不是“无”,而是在场方式的收缩。
一个共同的危险结构
两种遗忘的深层同构于同一个退化机制:“不二”退化为“同一”。
西哲的退化路线是:存在即在场 → 在场即对象性 → 在场即持存物。开端处的“即”还保留存在与在场之间的区分与相互归属;技术座架则把“即”压成等号,凡不能在可订造意义上“在场”的,便不被承认为存在。
中哲的退化路线是:天人不二而有分 → 人天不二被收摄为天下之不二 → 天下即可治理的总体。这里的“即”也从“相即不离而保留差异”,滑向“可通约、可换算、可治理”的同一化。天仍然“在场”,但只以背景的方式在场;人仍然与天“不二”,但这种“不二”已经被技术—治理—资本的网络重写为一种可操作的总体性。退化的实质不是“合”压倒了“分”,而是“际”本身被取消了——“分”被压缩为可通约的差异,“合”被压缩为可操作的总体。董平所说的“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在这里被颠倒:先有了可操作的“合”,然后才允许一种被预订的“分”。
因此,两种“遗忘”都不是“无”。危险不在于“不在场”,而在于在场被缩减为一种唯一可支配的在场方式。
为何不是同构
我们作出的比较是诊断性类比,不是存在史的同构。许煜的“宇宙技术”框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收紧点。许煜指出,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本质把握为座架,但这种将技术统一化、去宇宙论化的叙事,“本身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殖民性投射”。座架是“单一、普遍、去宇宙论化的揭示方式”,而宇宙技术“始终复多、嵌入具体宇宙论、且承载道德指向”。技术始终是复多的、嵌入具体宇宙论的,不存在单一普遍的技术命运。
这意味着,“天的退隐”如果要有批判力,不应被写成“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座架化”,而应写成:中国现代性中“天”的退隐有一种不同于座架的退隐路径——它更多通过“天下”的治理化、“自然”的资源化、“天道”的规律化来完成,而不是通过“促逼”的极端形态。比较的对象因此不是“座架 vs 天”,而是两种“在场之收缩”的不同路径。二者共享“不二退化为同一”的危险结构,但退化的机制和形态并不相同。张祥龙“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的工作仍然可以作为“共鸣而非同一”的参照: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中国“天道观”之间存在视域层面的呼应,但呼应的条件是差异的保持,而非概念的平移。
“忘”作为不被订造的在场姿态
如果“遗忘”是危险,那么对抗遗忘的姿态就不能是单纯的“记起”——因为“记起”很容易落入另一种订造:把天重新拉回前台,使之成为可崇拜、可命名、可治理的对象。庄子—海德格尔比较的现成线索提示了另一个方向:庄子以“忘”为方法(心斋、坐忘),海德格尔以“思”为路径,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对工具理性单一范式的超越”。
可以做一个更锋利的翻转:“忘”恰恰不是遗忘天,而是一种不让天被固定为可支配对象的在场方式。订造逻辑要求万物“随时可被记起、可被调用、可被更新”。“忘”则相反——它让物以不被完全对象化的方式逗留,让“际”不被收缩为“接口”。庄子“坐忘”所“忘”的,不是天的存在,而是那种把天当作可占有、可穷尽的对象性态度。“忘”保护的是不被调用而仍在场的余地。
只是,这一姿态是个体层面的抵抗,而非存在史层面的转向。它不能“克服”座架,也不能把天重新拉回显明的对偶性在场。但它至少提示了另一种可能:一种不急于被订造、不允许被完全同一化的到场。
结语
西哲看上去是存在的遗忘史,却完成于存在者的极致在场;中哲表现为天道的退隐史,却完成于天下秩序的技术化在场。两者都是“不二”退化为“同一”,在场被缩减为可支配性。但“天退场了”不等于“天没有了”。天退场为背景,仍以背景的方式规定着前景;正如存在被遗忘,仍以遗忘的方式支配着全部存在者的在场方式。哲学的任务,或许不在于把天重新拉回前台,而在于恢复那种“不二而有分”的在场——一种不急于被订造、不允许被完全同一化的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