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日前在记者会上宣布，《国有资产法（草案）》即将迎来二次审议，其中特别明确要进一步充实国有资产收益管理相关规定。

最新预算数据同时显示，仅中央一年就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拿出整整2500亿元，直接统筹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这笔数以千亿计的巨额资金，到底怎样变成支持普通家庭养老待遇的实际财力？

很多人以前总有疑问，国有企业每年营业收入那么大，利润报表那么亮眼，这些挣来的钱，普通人到底是怎么享受到的？

有的人甚至觉得，国企挣的钱是不是只在自己的系统内部打转，跟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这种疑问很普遍，但事实真的不是这样。

过去确实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堵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又以增加资本金、支持技术改造等形式，重新拨付给了国有企业自身。

也就是说，企业把收益交上来，财政转了一圈，大部分又投回了企业内部。这种内部循环的管理方式，虽然支持了重点产业的发展，但客观上减少了直接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比例。

不仅如此，审计署公布的很多审计报告，直接把基层运行中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台面上。

第一种情况，是子公司利润截留。

一些大型国有集团下属的二级、三级参股企业，或者合资控股企业，明明每年账面上都有大量的净利润。

但在股东会表决时，其他股东或者企业负责人提出要留存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导致长年不进行现金分红。

应属于国家所有的投资收益，就这么长期停留在下属公司的账户上，甚至被挪用于高风险的资金拆借。

第二种情况，是资产出租收入体外循环。

有的行政事业单位、职业技术学校甚至科研机构，把临街的门面房或者多余的办公楼出租，收回来的租金没有按规定上缴非税收入国库专户，而是留在单位内部，用来发放津贴补贴，搞成了私自支配的资金。

第三种情况，则是自然资源出让款被长期拖欠。

有的地方在矿业权出让、土地有偿使用过程中，通过招商引资协议擅自违规减免或者允许企业延期付款，导致数以亿元计的国有资源出让收益一直挂在账上，迟迟收不回国库。

正因为存在这些实际问题，社会各界才对国有资产收益的去向高度关注。

黄海华在介绍《国有资产法（草案）》修改重点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充实收益管理规定。

这就是要从国家最高立法层面立下规矩，国有资产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算得清清楚楚，交得明明白白，绝不容许任何部门和单位私自截留。

那么，国家现在到底从国企手里收上来了多少钱？又拿出了多少钱支持公共财政？

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数额是2400亿元。

到了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3716.32亿元，其中直接调出资金达到了2500亿元，调出资金占收入总量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7.27%。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的数据汇总在一起，202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总额更是达到了5304.88亿元。

一年统筹调出两千多亿甚至五千多亿，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国务院在2024年专门印发了国发〔2024〕2号文件，也就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家对中央企业税后利润的上缴比例实行严格的分类核定。

烟草等特殊专营行业的利润上缴比例确定为最高档的25%甚至更高，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和能源类行业按照20%的标准执行，一般竞争性企业按照15%执行。

这些行业挣到的利润，必须按照法定比例定期向国库足额上交。收上来之后，财政管理方式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家不再允许这些资金完全封闭在企业系统内部周转，明确要求必须大幅度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支出。

除了每年直接调出的几千亿元现金利润，国家还有一个更大的制度安排，那就是直接划转国有股权。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各级政府已经完成了多轮向社会保障基金划转国有股权的工作。

按照10%的法定比例，中央层面先后将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的国有资本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涉及的国有资本总额高达1.68万亿元。

加上全国地方国有企业划转的股权，全国划转国有股权的账面价值已经超过了2.1万亿元。

这意味着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成为了这93家重点央企和大型国有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企业每年只要盈利并决定分红，社保基金理事会就能按照10%的持股比例直接拿到属于全民的现金分红。

统计显示，仅这部分划转股权带来的累计现金分红，就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并且全部作为国家战略储备资金封存管理，专门用于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支出需求。

一边是每年预算直接调出两千多亿元现金进入财政统筹，另一边是两万多亿元国有股权按年分红沉淀为战略资产，这两套机制相互配合，构成了国企收益支持民生的真实通道。

资金调入了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最终到底怎样用在老百姓的养老待遇上？

了解中国财政体制的人都知道，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并不是完全依靠参保职工和居民每个月缴纳的社保费在运转。

由于历史原因，老一代国企职工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积累，他们的劳动成果全部转化成了国家最初建设起来的大型工矿企业和基础设施。

当他们退休之后，养老金的支付自然需要国家财政提供持续有力的资金支持。

财政部每年在编制中央财政预算时，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都是一个刚性的大头，每年的财政补助规模都超过一万亿元。

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由于年轻劳动力流出较多，当地征缴的社保费收入无法完全覆盖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

正是依靠中央财政强大的转移支付能力，从全国范围内统筹调度资金，才确保了全国所有地区每一位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每个月都能一分不少地按时足额发放到账。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每年调出的两千多亿元资金，进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的大盘子之后，直接充实了中央财政用于社保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这笔钱实打实地流向了各省的社保基金账户，变成了按月打进全国千家万户银行卡里的养老金。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国有资产法（草案）》二次审议，要对收益管理进行全面硬化的根本原因。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披露的信息，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产权代表和外派董事的法律职责。

以往那种借口企业要投资、故意长期不分配利润的做法，将面临严格的法定责任追究。

国有股东代表必须在董事会和股东会上坚决主张现金分红权利，督促企业如实申报收益、足额上缴国库。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利用国家资产违规出租、私设小金库的行为，法律草案同样明确了严厉的处罚机制，所有资产处置收益和出租收入必须全额纳入预算管理，彻底消除任何账外截留的空间。

说到底，全民所有制这五个字，绝不是一句写在纸上的口号，这是实实在在体现在每一项预算分配和法律条文中的制度现实。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其经营成果理所当然要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

从制度初建时的内部循环，到如今一年拿出两千多亿元直接跨账本统筹，再到通过最高立法严格规范收益征缴与分配。

国家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清晰透明的数据证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国家财政统筹分配的力度越大，全国老百姓长远养老生活的资金支撑就越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