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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安,我爸工地受伤,包工头跑了,我找了个律师,他说能赔89万,我差点签了,后来我搜了一下,发现他根本不是律师

县医院骨科病房的走廊里,我蹲在墙角,手机屏幕亮着。包工头发来的最后一条语音我已经听了三遍:“不要再来找我了,你爸是自己踩空摔的,谁都不欠你们。”
我姐从病房里探出头:“爸醒了,疼得直哼。”
我进去,父亲没说话,眼睛一直盯着床头柜上那张催费通知单。三天内预交三万元,否则停药。
我们是外地来吉安打工的。父亲在建筑工地做架子工,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出事那天下午我还在厂里上着班,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
左小腿粉碎性骨折,肋骨断了两根,脾脏摘除。包工头在手术当天提着一袋苹果来了医院,垫了两万块钱,说“先治,有事你再找我”,然后再也没有接过我电话。
公司说他不是正式工,没合同,没保险,人事部的电话打过去,永远是没人接。
我们没办法,只能求人介绍律师。
姐夫说他认识一个厉害的,专办工伤,明天带过来。
第二天上午,我姐夫领着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进了病房。那人约莫四十岁,头顶有点稀疏,腋下夹着黑色公文包,进门先递烟。
我说病房不能抽烟,他把烟塞回去,笑嘻嘻地跟我爸说:“老哥,你放心,这案子稳赢。我在吉安做工伤做了十几年,你这种见多了。”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截图递到我眼前。上面写着“工伤赔偿标准,最高赔付八十九万”。
我承认,那一刻我脑子里已经开始算账了。八十九万,能把我爸的腿治好,能让我两个妹妹继续上学,还能剩下一笔钱,让我们一家在吉安稳稳当当地住下来。
陈律师开出条件:代理费三万八,加两万“活动经费”,说要去基层法院协调关系,先交两万定金,结案后再按赔偿金额8%抽成。
我看了眼姐夫,姐夫说:“靠谱,朋友介绍的。”
我又问:“陈律师,证件能让我看一眼吗?”
他脸色变了变,很快又笑起来:“你这孩子,信不过我?我名片在这里,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
他从公文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接过来,上面印着“××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下面一行小字:联系人陈××。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不是“律师事务所”,是“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他好像没注意到我的停顿,又从包里掏出一份打印好的合同,拍在我膝盖上:“你要是不放心,看看合同。没问题,先把字签了,我下午就去法院调卷宗。”
合同很长,我只翻到最关键的一页。委托范围那一栏里写着:“甲方委托乙方就工伤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处理。”
只有“协商”,没有“诉讼”。
我把合同塞回他手里,说今天脑子乱,明天再说。
当天晚上,我躺在走廊的折叠床上,打开手机搜索“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把陈××三个字输进去,点了查询。屏幕转了几圈,跳出来一行字:无匹配结果。
我重新确认了一遍名字,又搜了他名片上的机构。经营范围里没有任何跟“律师事务所”相关的字样,连一个执业律师的记录都没有。
手机的光打在我脸上,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后背一层冷汗。
陈律师没放弃。两天后他给我打电话,声音突然压得很低:“小兄弟,保险公司要派人来做鉴定了,你再不签,等他们把比例定下来你就亏大了。我认识市里鉴定科的人,能帮你把伤残等级往高里定,你说一句,我就去安排。”
我说我再想想。他说:“你自己掂量,别到时候你爸的钱砸在你手里。”
挂了电话,我在医院楼下抽了半包烟,然后打车去了吉安市里。
那天下着小雨。我走进一家门口挂着“律师事务所”招牌的写字楼,跟前台说我想咨询工伤赔偿的事。前台倒了一杯水,让我填表,说律师马上下来。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一个姓刘的律师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年纪不大,不到四十岁,桌子上堆着三摞卷宗,最上面那摞的封皮写着“劳动争议”。
他让我从头把经过说一遍,又问了几个问题: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工资是银行转账还是现金?有没有考勤记录?出事当天有没有人证?
好几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
他拿了一张A4纸,在上面画了一条直线,从“出事”到“治疗”,再到“劳动关系认定”到“工伤鉴定”到“赔偿计算”,一步一步讲给我听,讲得很慢,普通话里夹着本地口音:
“你这个案子,第一道坎是劳动关系认定。公司如果死不承认,我们就得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做工伤认定,再谈赔偿。流程比较长,也有一些不确定。”
“那能保证赢吗?”
他很直接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给你保证。”
我心里反而觉得踏实了。
他抽出其中一摞卷宗给我看:“去年办过一起类似的,同一个法院,也是建筑工地受伤,当事人最后拿到赔偿了。但每个案子不一样,不能拿那个的结果来套你的。”
我问他收费怎么算。他说基本代理费两万,包含仲裁和一审阶段,分两次付:签合同付一万,开庭之前再付一万。开发票,除了这两万之外不收任何钱。
“我们是正规所,每一笔都走对公账户。”说这话时,他递给我一张所里的收费标准单子,我看了,上面没有“活动经费”这一栏。
我坐在椅子上想了几分钟。他没催,只是补充了一句:“你要是拿不准,可以回去商量,合同不用急着签。”
我想到病房里的陈律师,想到那两万块“活动经费”,想到他拍着胸脯说“稳赢”时脸上那副笃定的表情。
我开口说:“刘律师,我签。”
签合同那天,助理把两份合同摊在桌面上,一页一页翻给我看:委托范围写的是劳动仲裁和一审阶段,权限是特别授权,费用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两万整,付款方式、账户都印好了。她说,每一笔款项都会开正式发票,凭据保留三年。
我签完字,把第一期的钱转到对公账户,走出律所时,天晴了。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一次次请假跑仲裁委、跑法院,很多程序我并不懂,但刘律师会把每一步都提前讲一遍,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准备怎么应对。
有几天我很烦躁,觉得时间拖得太久了,他跟我说:“时间拖得久,不等于案子没有希望,急没有用,该走的程序都得走。”
开庭那天,在基层法院的走廊里,我碰见了包工头请的律师。他看见刘律师,笑着过来握了个手,寒暄了几句。我的心一下提起来了,等人走远,我低声问刘律师:“你们认识?”
“同一个圈子的,见了总能打个招呼。”他说,“但是案子该怎么判怎么判。”
开庭时,对方翻出一份“劳务协议”,说父亲跟公司是一般的劳务关系,不属于工伤赔偿范围。我没有说话,刘律师当庭指出协议上的签名不是父亲笔迹。
他提前半个月让我拿了父亲以前签字的工资条去做笔迹鉴定,报告已经握在手里。
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记得。对方律师把协议收回去,没再看它一眼。
那天下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半个月后,判决下来:公司赔偿二十七万。
没有陈律师说的八十九万那么多,但够我爸做后面两次拆钢板的手术,够我还清那阵子借的每一分钱。
拿到判决书那天,我请刘律师吃饭。他喝了两杯,对我说:“这个结果比较正常。你父亲的事,如果当初交给人去‘通关系’说情,结果不会比这好多少,还可能把案子拖到没法收拾。”
他说:“找律师就看两样,执业证和合同。现在有个平台叫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随便搜一下就能查到,花不了几分钟。你说那些张口闭口说能搞定关系的人,多数根本搞不定,案子该赢还是赢,该输还是输。你要认真的是合同和收费,不是交情。”
我点头,没急着接话。他又补了一句:“以后在吉安遇到事,找个熟悉本地情况的律师就够用。基层法院办案子有自己的一套习惯,懂行的律师知道怎么走,不用求人。”
年后,我爸回了老家养伤,走路还有点跛。他闲不住,在菜园子种了几垄白菜。前几天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白菜起好了,又大又甜,你回来带几棵走,顺便把刘律师那两棵也带上。”
我说好,到时回去拿。
挂了电话,我手机刚好弹出司法局的普法短信。我看了两行,又想起陈律师,想起那天晚上在黑暗中搜索“无匹配结果”那几个字,想起他说的“两万块活动经费”——那是我当时银行卡里所有的余额。
我一直没说这个细节,只在心里想:那两万块要是真交出去,我爸后面的手术费,大概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