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地精心谋划、充分准备，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将军，指挥所部主力，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部队及广大民众的支持、配合下，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5日发起了车桥战役。

正确、果断、高效的指挥调度；得当、巧妙、实效的战术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参战部队的勇猛顽强作战；加之苏中军民的鼎力援助；使得我军于3月7日最终赢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此战斩获颇丰，令人振奋：共计歼灭日寇、伪军一千多人，其中日寇四百六十余名（内含一位日军大佐山泽）。

在抗日战场的后方作战，一次性歼灭近五百名日本鬼子，这震惊了大江南北。我抗日军民兴高采烈，欢庆胜利；日伪军士气锐降，失魂落魄。

但是，战后的粟裕将军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内心深处紧紧地绷着一根弦。虽然对车桥一战的结局，及可能出现的其它效应，他早有预判。不过，很快，粟裕将军就松开了那根弦，笑逐颜开了——损兵折将的日本侵略者没有集结力量疯狂反扑，没有“扫荡”苏中！如此一来，粟裕将军恢复了工作常态，并和大家一起尽情地享受车桥战役带来了喜悦。

就在这时，粟裕将军收到了，当时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全面工作的、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来的电报。

梁朴

在电报中，饶漱石严肃地批评粟裕发动车桥战役，是不妥当的，是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责令粟裕将军和战役前线指挥员叶飞将军，认真反省，作出深刻检讨。

苏中军区司令部及新四军第一师的其他领导同志看了电报后，都不由得紧皱眉头，觉得不可思议。叶飞更是火气上窜，厉声质问道：“反省？检讨？有什么可反省、检讨的？打了胜仗，灭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错了？”

粟裕看了看大家，面无表情地摆摆手，然后心平气和地说：“大家不要激动，要冷静！我们立足抗战大局，组织发动车桥之役，消灭日寇及其帮凶，是完全符合我党的抗日路线、政策的，是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对此，如果有人不理解，认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那只能是他一家之言。如果我们的做法确实欠妥，存在问题，需要做出检讨，那么，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没有什么可怕的。”

“车桥战役”真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吗？通过战前地背景及敌人的战后表现就可以知晓答案。

该战役的大背景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渐渐处于劣势。各战场的兵力调派，捉襟见肘，鼓了吹顾不了打。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更是败象纷呈，已是秋后的蚂蚱。

就苏中地区来说，车桥战役结束后，指挥系统紊乱，兵力严重不足的日寇慑于我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击力量，不但未敢立即采取什么报复行动，而是赶紧收缩防线，以求自保。其中，驻守江苏盐城东台一带的日军的岩切所部，由于在苏中地区作战屡遭惨败，其士兵思念家乡，极欲脱离战争的情绪不断增长。

车桥战役形势图

日军山泽大队在车桥卢家滩被歼灭后，岩切部队更是陷入了绝望之中。所部的十五名日军士兵自动聚集在一起，面向东方的日本，行叩拜之礼。他们边磕头叩拜，边痛哭流涕地说道：“天皇陛下呀，不是我们对您不忠，不是我们不能坚持战斗下去，实在是我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毫无胜利的希望了，我们只能以死报陛下了！”接着，其中的十二名日军上吊身亡，三名切腹自杀。伪军见了，更加惶恐不安。他们纷纷借机脱离日寇阵营，集体或单独加入新四军的队伍。

这样，苏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胜利的曙光在雄强地显现！

由此可见，粟裕将军可不是置苏中军民的安危于不顾，只图痛快地杀敌。他是在全面、充分、精准地研判了战前、战后的情况后，才决定发起车桥战役的。

就在大家对饶漱石代政委的电报议论纷纷之际，一位机要工作人员乐滋滋地走进了司令部，又递给了粟裕将军一份电报。

粟裕接过来一看，紧锁的眉头立即舒展开了，笑着说道：“同志们，咱们先忧后喜，还是咱们的军长理解咱们呢！”

原来，这封电报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陕北发来的。电报中，他对车桥战役大加赞赏，并对所有参战人员提出表扬。

陈世俊

当时，陈老总正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得知粟裕将军发起并取得了车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后，立即从革命圣地延安发来了嘉奖电。

叶飞将军等人兴奋地传阅着陈老总的电报。瞬间，司令部内的原本沉闷、压抑的氛围一扫而光。

随之，令新四军第一师全体指战员及苏中军民惊喜、欣慰的事情接连而来。首先是，延安的“新华社”面向全国，热情洋溢地播发了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第一师及苏中军区的广大军民，攻坚克难，重创日本侵略者，夺占车桥的胜利喜讯。接着，我党、我军的“重要喉舌”《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高度评价粟裕将军部署、指挥的重挫日伪军的军事行动，热烈祝贺车桥战役的胜利。

此种情况下，饶漱石所发电报带来的不快荡然无存了。至于粟裕和叶飞将军两位战役负责同志的“检讨”之事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