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11月,2026年只剩最后几十天。
高志凯圈出的那段“危险期”,已经从纸面走到眼前。这位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去年底就判断,今后12到18个月内会爆发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
今年5月27日,在深圳举行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上,他把时间定在2026年底到2027年上半年,并认为冲击烈度可能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他还强调,即便没有这次地缘冲突,这场危机的破坏力也可能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10倍。
话说得这么重,底气来自他的履历。他是耶鲁法学博士,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过,也是中金公司的创始成员之一。
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真金白银打交道。他的逻辑并不复杂:中东战火只是一根火柴,柴堆早就码好了。
他点出的隐患有三个:美国政府债务沉重,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估值偏高,商业地产贷款压力不断累积。这三个隐患看上去互不相干,其实都受同一个东西牵制:资金的价格。
美债越滚越大,利率每涨一点,利息账单就多一截。AI巨头的估值押的是遥远未来的利润,最怕借钱变贵。
商业地产贷款到期要续借,融资成本一抬高,物业估值又缩水,银行肯不肯继续放贷就成了关口。利率一收紧,三处同时受压。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对AI的依赖已经很深。今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上修至2.2%,其中AI相关分项拉动了1.28个百分点。
一半以上的增长押在一条赛道上,这本身就是风险。大资金的动作也透着谨慎。
11月7日伯克希尔公布三季报,现金储备升至3774亿美元,三季度还净卖出了约4.26亿美元的股票。这算不上“末日信号”,但说明面对高估值,老牌资本更愿意多留些现金在手。
对国内的影响,高志凯也没有回避:风浪会传过来,但中国经济底子厚、韧性足,有缓冲和调整的空间。普通人与其猜危机哪天到来,不如先把杠杆降下来,把现金流稳住,不在高位追热门题材。
预言不是判决书,更像一张体检单。高志凯排在第一位的隐患是美债。其实早在两年前,国际学者就围绕美债风险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
如今回头看,不少判断已经应验或有了新进展。
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规模达3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正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
债务攀升让全球市场产生新的担忧,美国两党立法者却异常沉默,即便在选举年也是如此。美国债务持续增加会不会冲击全球经济?
如果美国无力偿债,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Pacemaker.Glob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凯瑟琳·泰森认为,人人都知道负债过多不是好事,但究竟多少债务才算不可持续,没有人知道。
美国经济仍占全球GDP的20%至25%左右,只要保持增长,债务就有可能维持下去。美国用本国货币融资,技术上不会违约,只能靠通胀稀释债务。
随着利率上升,联邦债务利息已超过国防开支。泰森认为,这给美联储带来了“财政主导”问题:加息会推高联邦预算支出,所以在政治上靠加息对抗通胀越来越难。
央行可能选择维持低利率、放任通胀升温,整个体系就会变得不太稳定,临界点在哪里很难判断。她也提到,日本30年来一直维持巨额赤字,靠央行政策购买本国债务,其间保持了非常稳定。
据一些研究预计,到2034年美国债务将达到50万亿美元。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组主任、政治学教授拉迪卡·德赛的看法更为严峻。
她认为日本的例子并不适用:日本债务主要由日本人持有,处于本国掌控之下;美国债务则由国际市场持有,参与者各有诉求,可能更早提出要求,到那时这笔债务就将不可持续。经济强劲增长固然能让债务维持下去,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能做到。
《通胀削减法案》是拜登用来推动增长的“火箭筒”,但据报道,其中大部分资金并没有花出去,大批项目因劳动力短缺等原因陷入停滞。过去40多年,美国推行各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靠放任大企业来带动增长,却没有带来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警告美国债务不可持续,评级机构也已下调美国债务评级。德赛还指出,真正关键的是两党都没有认真减少债务的计划,无论是靠增税还是削减开支。
金融媒体势必会要求削减社会支出,这只会造成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至于给大公司的巨额补贴,以及作为赤字更主要成因的减税,她认为都不会被取消。
《亚洲时报》副主编大卫·戈德曼认为,35万亿美元债务的主要来源不是企业补贴,而是转移支付,也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给个人的救济款。紧急状态结束后,拜登政府仍把转移支付维持在极高水平,短期内带动了消费,也推高了债务。
他认为这是质量很低的举债方式,也是通胀的主要来源:人们手里钱太多,可买的商品却不够。至于谁在为赤字融资,戈德曼认为外国持有美债的情况变化不大,这并不是主要的融资方式。
美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靠向外国人出售股票来弥补,科技股繁荣是美国有序为赤字融资的基础。如果重演21世纪初的科技股崩盘,利率可能大幅上升。
由于多数国家用美元做贸易和投资融资,高利率会成为巨大负担,并促使世界进一步转向日元、人民币等利率较低的货币,也就是“去美元化”,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他表示局面还没发展到这一步,但这无疑是一种风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伊恩·贝格认为,应当抛开3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把债务与GDP联系起来看。这是一个潜在问题,但距离不可持续还很远。
检验标准是能否说服贷款人借钱为债务融资,而美元完全不存在这个困难。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后来经济学家艾肯格林,都把美国的地位称为“过高的特权”,因此美国的地位在中短期内非常可持续。
通胀推高名义GDP会让债务占比下降,但通胀本身又会迫使美联储作出反应。贝格更看重政治层面的原因。
美国最后一次出现财政盈余是在2001财年。国会想增加支出,总统不愿增税、只想减税,正是这种政治动态推高了债务。
他认为,接近1万亿美元的年度利息支出,是全球央行加息抗通胀的自然结果。利率预计会较快回落,关键在于能否管好债务组合,利息负担可能正处于峰值。
谈到对全球经济的危害,泰森援引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的观点。自2019年起,古德哈特一直警告,金融稳定面临的最大单一风险,是美国国债市场失灵或流动性不足。
美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抵押品,几乎所有债券市场都以它作为无风险利率来定价,一旦美债市场失调,影响几秒内就会传导到全球。2020年3月疫情冲击后,美债市场一度失灵,远至南非的市场都立即陷入混乱。
美联储为此成立了委员会,却请回了她认为对问题恶化负有责任的人。在她看来,这就像请纵火者去救火。
关于如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泰森说,2022年俄罗斯遭受制裁后,中俄双边贸易几乎全部改用人民币或卢布结算。
但这解决不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达7.5万亿美元,一旦处于核心的美债抵押品不稳,冲击会立即传到回购市场和外汇结算清算机构,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会让银行间信贷失去流动性。这是系统性问题,单靠一项措施解决不了。
贝格认为,欧元区可以实行单独的政策,欧盟层面的债务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元形成竞争。但全球储备中约60%是美元,欧元约占20%,美元在五年甚至十年内都不会失去基准地位。
他相对乐观,同时指出,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强化财政纪律、设立独立的财政委员会进行监督,这些在美国几乎看不到,或许这正是根本问题所在。戈德曼则以日本为例。
2024年7月31日,日本央行表示将减少购买日本国债,此后三个交易日内,日本股市累计下跌近20%。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260%,其中一半由央行持有;以日本国债为抵押的美元贷款约有2万亿美元,一旦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跌,这些贷款就会收缩,进而冲击全球市场。日本央行当时颇为惊慌,随即退让。
戈德曼认为,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最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日本这次风波可以看作一次预演,但还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旦危机发生,各国会用政府间货币互换等紧急措施维持基本贸易,资产定价市场则要承受真正的痛苦。
对于最坏的情况,德赛提醒,美元交易大多是金融交易,主要涉及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地的实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用彼此的货币开展贸易和生产性投资,它们与这种“赌场式”运作的联系会越来越少。
她认为,1971年以来,美元依赖金融交易的膨胀,定期引发危机,又催生新的泡沫。出路不是用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而是至少回到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原则。
德赛还怀疑“过高的特权”是否仍然有效。德国的借款利率低于美国;中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后,日本成为美债第一大持有国,资金正在退出美债市场,美联储不得不出手维持价格。
当年法国人要的是黄金而不是美元,如今俄罗斯、中国等许多国家也在增持黄金。德赛认为,美联储正陷入两难:维持金融稳定需要低利率,对抗通胀却需要加息。
罗伯特·索洛曾形容沃尔克的做法是“烧掉房子来烤猪”,而如今鲍威尔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上一次利率升到约5.25%,才刺破了2008年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如今利率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万物泡沫”的规模却更大。
如果进一步加息,商业地产问题和2023年春季那样的银行倒闭必然卷土重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金融危机已经在进行之中。
对于美国政府能否有所作为,泰森并不乐观。她认为,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允许企业和特殊利益团体在政治中投入无限资金。
此后,候选人纷纷向不同的寡头阶层承诺减税,公共利益和全球金融稳定变得无足轻重。2024年英国大选中,也没有人追究竞选财务违规问题。
在她看来,让这套体系回到2010年以前的状态极其艰巨,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