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朱之文遭黑粉举报:举报是公器,不能当伤人暗器
农民歌手朱之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大衣哥,再次登上舆论焦点。近期,他持续遭到黑粉集中举报,被无端贴上“劣迹艺人”标签,不少已经敲定的演出被迫取消,事业受到明显冲击。针对这一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直指恶意举报的危害,呼吁守住举报制度的底线,不能让公共监督工具沦为泄私愤的武器,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全网讨论。
根据朱之文本人的讲述,这一轮集中举报并非单次投诉,而是有组织的批量举报。黑粉搜集他的演出行程,向文旅部门、演出主办方集中投递举报材料,还在网络上扩散投诉渠道,号召其他人一起举报。很多时候,相关部门还没有完成核查、没有给出定性结论,主办方出于避险考虑,直接取消演出。短短一段时间里,朱之文已有十几场演出叫停,原本正常的演艺安排被打乱,个人声誉也在谣言裹挟下持续受损 。
这件事的核心矛盾,不在于正常的监督举报。举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方便公众发现违法违规、失德失范行为,向监管部门提供线索,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渠道。为了鼓励大家敢于揭发问题,制度设计上对举报人给予保护,降低举报门槛,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保护,绝不等同于可以随意捏造事实、无凭无据投诉,更不代表可以凭借个人好恶,用举报的方式去打压公众人物。
人民日报评论中提到一个很现实的痛点:举报的成本很低,可被举报者自证清白的代价极高。一旦遭遇恶意举报,当事人会陷入“被举报—自证清白—再被举报”的循环。举报者躲在幕后,不用承担太多即时后果;而被举报的艺人,要不断配合调查、搜集证据、回应谣言,还要承受舆论压力、经济损失,很多合作机会直接流失。这种成本上的不对等,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把举报变成网络暴力的新形式。
不少网友也发出疑问:判定一个艺人是不是劣迹艺人,标准到底是什么?答案很明确,劣迹艺人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监管流程与权威结论,不是网友、黑粉靠几句主观猜测、碎片化截图就能下定论的。没有查实的举报,只能算作线索,不能直接当成事实,更不能提前对当事人进行“有罪推定”。主办方谨慎避险可以理解,但也需要区分正常风险和恶意诬告,避免被批量举报裹挟,变相助长恶意举报风气。
长期以来,朱之文走红之后就一直饱受网络困扰。从早年家门口聚集拍客,到持续不断的造谣、网暴,他也曾多次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有网暴者已经因为侮辱、诽谤被依法判刑。旧的网暴行为得到惩处,新的恶意举报形式又出现,这也说明网络治理需要持续跟进。现在平台、监管部门都在探索恶意举报的反制机制,对反复、批量、无事实依据的举报进行甄别,对恶意诬告的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就是为了堵住这个漏洞 。
需要厘清一点:支持正常监督,和反对恶意举报并不冲突。我们依然欢迎公众如实反映问题,监督艺人言行,督促行业规范发展;但坚决反对借举报之名,行构陷、打压、报复之实。举报是公器,公器的价值在于维护公平秩序,而不是变成伤人的暗器。保护举报人,同时保护被举报人合法权益,二者并不矛盾,只有双向兼顾,社会监督才能良性运转。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监督也有边界。无论是普通网友,还是公众人物,都不应该承受无休无止的恶意诬告。对于恶意举报的整治,既需要监管部门细化核查机制,也需要平台做好识别拦截,更需要每一个人守住发言底线。
对于恶意举报这件事,你觉得该如何完善机制,减少这类无妄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