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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样的活拿一半的钱,1174万劳务派遣打工人太烧心了!

你是否想过:

你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到了退休的时候才发现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金的,居然不是自己一直上班的这家单位?

2025年7月,北京市平谷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出人意料的劳动争议案件。

梅师傅在一家机械公司当组装工人多年,考勤、排班、工作任务都由公司决定。

他认为自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退休五年后去办理公积金提取手续时才得知,为他缴纳社保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劳务公司。

据《工人日报》报道,法院判定梅师傅与机械公司成立事实劳动关系,这份被安排的派遣关系属于逆向派遣,被判无效。

一份判决书把劳务派遣中最扎心的一块皮给撕掉了:人在这儿工作,但是劳动关系却在另外的地方。

那么劳务派遣到底是什么?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规则?

人们对于劳务派遣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保安、保洁以及流水线工人等层面,但是实际情况要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劳务派遣是作为补充用工的一种方式存在,只能适用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三性岗位”。

知名的科普博主河森堡,曾在国家博物馆做讲解员,一干就是整整九年。

然而,最会讲故事的人,却被一个不讲理的制度给“讲”了。

他在岗时,工位、制服、讲解设备一应俱全,表面上和正式员工没有任何不同,但用工身份却千差万别。

没错,河森堡是劳务派遣人员。2020年因为派遣合同到期没有续签后离开,他后来在微博长文以劳务派遣是 “以老实人为燃料的制度”来自嘲。

不管是接待访客、展厅讲解、整理讲解文稿,还是课程筹备、礼仪服务,他承担的工作内容和在编人员没有任何差别,薪资却只有对方的70%,只因他是劳务派遣身份。

他说自己不是没拼过,争取第一个拿下新展的讲解,一个月讲满全部课时,但是收入一分没涨。

后来他明白了,合同是跟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工资待遇是定额的,无论在国家博物馆干多少工作,收入都不会有变化。

而讲解员是什么岗位?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工作。

劳务派遣制度明确,临时性岗位的持续用工时间,最长为6个月,河森堡以派遣身份在博物馆连续工作九年。

无论是岗位属性还是用工时长,都和劳务派遣的制度定位存在明显冲突。

在现实当中,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派遣员工并不少见。

人社部2019年服务业统计报告显示,全国派遣用工总量为1174万人,当年有48万家企业使用劳务派遣。

这么大的体量,本该是灵活用工的补充,但用人单位却偏偏要玩“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名义上卡着“三性”,实际上把派遣人员长期放在核心岗位上,干着正式工的活,却给着临时工的待遇。

派遣人员更是拿着白菜价的工资,操着核心岗位的心,活没少干,责任没少担,薪资、福利待遇、岗位晋升却隔着一道身份墙,同工不同酬,越干越心凉。

更扎心的是,如今市场上早已不止普通的劳务派遣,而是衍生出逆向派遣、劳务外包、违规灵活用工等一系列变相违规用工的套路。

所谓逆向派遣,一般是用工方先解除和在岗员工的劳动合同,再由派遣公司聘用同一批人员干自己原来的岗位,悄悄变更劳动关系归属。

可是,明明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甘冒违法风险而长期雇佣劳务派遣人员呢?

想要弄明白这一切,就要从劳务派遣诞生的历史背景来说了。

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来华设立代表处,但没有直接雇用国内劳动者的权限,于是劳务派遣便顺势填补了这个缺口。

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职工下岗再就业的过程中,它又成为吸纳分流人员、托底就业的保障渠道。

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是弥补了制度上的空缺的话,那么到了沿海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它所填补的就是生产波动。

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接到订单时,用工就会进入一个招工的高峰期。

而一旦订单结束之后,则会进入一个减员的低谷期,在此期间劳务派遣成为灵活用工最有效的缓冲带。

说白了,它最初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低成本用工和规避风险的挡箭牌。

劳务派遣彻底变了味,背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现实动因。

原因一:大幅压缩人力成本。

我们都知道,盈利是企业的核心目标,“降本增效”理念已根深蒂固。聘用正式员工意味着企业需负担“五险一金”、年终奖、长期发展保障及解除劳动关系时的高额补偿等多项成本。

但是换成派遣的模式,用工单位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效益。

2025年9月1日之后,靠员工自愿承诺放弃社保的路子已经走不通,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某地的“胖改店”,就是原来的老超市活不下去了,于是照搬胖东来的经营模式重整开业。开业时大量招入年轻人,可是短短几个月,超市的员工清一色的全换成了60岁上下的老年人。

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退休人员已经在领养老金,用人单位看中的就是不用再为他们缴纳社保,因而省下这笔钱。

退休返聘与劳务派遣,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企业采用这两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为压缩用工成本,钻用工规则的空子。

原因二:规避编制限额和工资总额的管控。

体制内和国企都有严格的编制员额管控制度,工资全额保障与编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工作量大,干活的人却不够,这时候劳务派遣就成了最佳选择,既不占编,又不占工资池,一举两得。

90后的李芸在公众号上看到某机关单位招聘多名会计,并缴纳社保,还有公休假,虽说工资不高,但是局机关对自己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体面稳定,说不定年限熬够了还有机会转正入编。

办理了入职手续后才恍然大悟,与自己签订合同的是一家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原来自己心心念念的编制机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原因三:规避辞退风险,降低劳资纠纷压力。

正式员工受劳动法严格保护,随意辞退、调岗降薪容易引发仲裁和高额赔偿。

但派遣员工劳动关系归属第三方,业务收缩或者人员不合适时,用工单位可以直接把员工退回劳务公司,把用工风险转嫁给第三方。

原因四:弱化员工话语权,固化身份差。

在双轨用工的模式下,身份壁垒被人为建立起来,派遣员工的议价能力弱,很多人即便遭遇不公,也只能选择沉默。

陈凡是工程公司的一名女职工,长期在公司做技术内勤,这个岗位属于主营业务岗位,但她的身份却是劳务派遣人员。

因公司内部人员调整,单方面给陈凡调岗,新岗位的工作内容、强度和原先差距很大,陈凡拒绝调岗后,被退回派遣机构,劳动合同也随之被解除。

但陈凡坚持在岗,她不是赖着不走而是留在公司搜集证据,将加班通知、工作群记录、考勤表、项目对接记录等资料整理归档。

这些证据对于仲裁和诉讼都是非常重要的。

法院认为,企业安排的调岗缺乏合理性,派遣人员长期任职核心岗位不合规,企业因员工拒调岗而辞退,违反法律规定,判令工程公司赔付陈凡30万元。

陈凡维权成功了,但是更多的劳务派遣员工都是被迫接受不公的。

那么反过来想,劳务派遣人员天然就处于弱势,变相派遣更加隐蔽和复杂,维权难度大,难道这就意味着劳务派遣只能野蛮生长吗?

劳务派遣因现实用工需求而生,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这份灵活不能没有底线,监管和制度的补位已经迫在眉睫。

按照法律规定,派遣劳动者占比不能超过用工总量的10%。

而行业调研结果显示,一、二线城市里,近四成采用派遣用工的单位突破了这条红线,在建筑行业和部分国企当中,派遣岗位占比甚至达到30%—40%。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

重点排查国企、机关单位、制造业的派遣用工超标乱象,派遣超比例的就督促往下压。

但压比例不能将整改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现存劳务派遣员工中,能转正的转正,自然减员的自然减员,确实需要清退的依法给予补偿,三条路一起走,不能只堵不疏。

只管控比例治标不治本,企业的核心诉求,是借助合同切割用工身份。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劳动者符合连续任职等条件并提出续约,企业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基于这条法律约束,一些用工主体会轮番更换合作的派遣机构,借助派遣模式切断工龄连续计算,刻意绕开这项法定要求。

所以监管要穿透看。

针对同一个用工单位、同一个岗位,轮番更换派遣主体、重签合同的套路,只要岗位与实际管理关系不变,工龄和签订合同次数都应该连续统计。

那种“先解聘,再派回来”的逆向派遣,也不能换个壳就不认账。人可以换合同,但是工龄不能跟着被洗掉。

解决了制度上的漏洞之后,还要考虑的是,在机制方面,“编制错觉”为什么会一直存在。

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人的时候要讲清楚:

签约的主体是谁,用工性质是怎样的,一定要把这两项都说明白了,不能用模糊的表述,给求职者造成误导,使他们误认为“进了门就等于有了编制”。

二是要把用工合规、同工同酬、派遣人员比例等指标纳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年度考核当中去,不能只看业务成绩。

三是建立劳务公司的信用黑名单制度,来打击利用第三方进行逆向派遣和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

最后还是要看劳动者自己怎样去防范。

在找工作的时候要看合同是跟谁签订的,别只看岗位在不在体制内,避免出现岗位和劳动关系两张皮的现象。

在岗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不要什么都没有留下。

是谁给你安排任务的?考勤是怎么打卡的?是谁发放工资的?工作群里聊了些什么事情?

需要截屏的地方就截屏一下,需要保存的内容也保存起来,如果有一天被“退回去”或者是莫名其妙地被辞退了,手中有东西才能说清楚。

真出了事也别只去找劳务公司。

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钱,说不需要你就把你退回,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拨打12333全国人社服务热线,或者向劳动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必要时可以把用工单位也一并追溯,工程公司陈凡就是一个维权成功的案例。

劳务派遣并不是洪水猛兽。

它诞生的目的,是应对阶段性的、临时性的用工需求,给市场留出弹性空间。

问题不在于工具本身,而是在于不断被放大的套利空间上:

突破10%红线、在核心岗位上长期用工、用包装起来的“编制假象”来制造期待、通过劳动关系来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义务,久而久之催生出同工不同酬的双轨用工模式。

规范灵活用工,不是全盘否定它,而是让它回归到“补充用工”原来的位置上。

监管加强了篱笆,招聘信息公开透明了,劳动者也学会了保存证据,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才有可能使灵活工作不等于低薪,弹性工作不等于无保障。

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人人都有编制,而是干同样的活,能拿到对等的尊重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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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22号)

2、36氪:《影响数千万打工人的“劳务派遣”,终于被整顿了》

3、澎湃新闻:《执槌者|岗位没动,“东家”却换不停?遇上“换壳式用工”,工龄和劳动关系这么算!》

4、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派遣工却不敢辞职》

作者:仙儿

编辑:柳叶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