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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吹越南了,一个允许军队经商、与民争利的国家,还能有啥前途

热闹的外资红利背后,藏着一个特殊的经济玩家

网上很多人都在看好越南的发展前景,不少人直接把它称作亚洲新的经济奇迹,觉得再过十几年,这里就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三星、富士康、英特尔接连把生产线往越南转移,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房价一路往上走,到处都是新建厂房,表面上看,这里的经济活力确实拉满。

但是我在仔细梳理相关信息之后,心里一直有一个不一样的判断。外资订单、基建建设,这些都只是表层的加分项,真正决定越南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门槛的,是它国内独一份的现状,也就是深度参与商业经营的军队体系。

放到全球范围来看,允许军队直接经营各类盈利生意的国家,一共只有二十个。

一个很关键的事实是,这二十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属于发达国家。

很多人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以为军队经商就是售卖武器装备,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些军方主体,直接下场参与普通的市场化生意,房地产、银行、通信、农业、能源、进出口贸易,全部都在他们的经营范围之内。

我并不是否定越南这些年的工业化成果,也不否认外资落地带来的就业和税收。

只是在我看来,订单再多、工厂再多,都很难抵消这种特殊结构带来的长期约束。越南军方手里的商业版图,早就不是零星的小作坊,而是一张覆盖多个核心赛道的庞大商业网络,电信、银行、港口、地产、航空、橡胶、咖啡行业,到处都有它的身影。

时间往回追溯,2000 年的时候,越南军队名下一共有 305 家各类企业。

到 2016 年,经过一轮整合压缩,企业数量降到 88 家。按照当时推出的改革方案,最终只保留 17 家百分之百国有控股的企业,外加 12 家国家持股的股份公司。单纯看数字,企业数量在持续减少,很容易让人觉得改革已经落地见效。

可如果我们细看留下来的主体,就会发现问题的重点。军队银行、西贡新港、越南直升机总公司,还有越南电信,全部都是牢牢卡住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企业。

越南电信成立于 1989 年,最早就是军队下属的通信配套企业,后续更名 Viettel,如今是越南国内规模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它去年营收 87 亿美元,税前利润约 22.4 亿美元,业务已经拓展到十多个国家。军队银行在 1994 年设立,是越南头部商业银行之一,军方关联股东合计持股超过三成,相当于军方稳定的资金周转渠道。

西贡新港则是越南主要的集装箱码头运营方之一,胡志明市的进口集装箱,一度接近九成从这里流转。通信、金融、物流,这三条经济大动脉,都有军方力量深度扎根。

很多人会疑惑,这套模式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它并不是某一群人的贪欲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贫困和战争压力催生的应急办法。越南先后经历长达三十年的战事,抗法、抗美之后,又遭遇长期外部封锁,国内通胀形势严峻,八十年代通胀甚至冲到三位数。财政收入有限,连足额发放军饷都做不到。在这种难以为继的局面下,才放开口子,让军队自己想办法养活自身。

农场、工厂、银行、通信项目,一个个慢慢办起来。最开始的初衷,只是解决部队生存的难题。

1986 年越南开启革新开放,国家不再大包大揽承担所有开支,这些军队下属的经营主体,反而借着市场化的浪潮快速扩张。一个临时救急的战时方案,在和平年代持续生长,最后长成了体量庞大的商业集团。

我一直觉得,这类制度演变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单一的坏人,每一步选择放在当时的环境里都合乎情理,可所有合理选择叠加在一起,最后就形成一个很难扭转的畸形格局。

越南政府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里面的隐患,2017 年就出台要求,军队需要逐步退出非国防相关的商业领域,只保留和国防任务直接挂钩的企业。

在此之前,大量效益差、风险高的企业,已经被关停、转让或者合并。

企业数量从 305 家压缩到 88 家,就是这一轮调整留下的结果。

但是我看完整个调整清单之后,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彻底的改革。被清理掉的大多是利润微薄、风险偏高的业务,电信、银行、港口这类现金流稳定、利润丰厚的赛道,全部保留下来。

这就好比一个想要戒酒的人,把度数低的啤酒戒掉,转而只喝高度白酒。形式上确实做出了调整,但是核心的利益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这种资产重组,只是把不好的资产剥离出去,优质的核心资产依旧牢牢握在军方手里。

占比高低不是关键,特权身份,直接改变市场竞争的底层规则

不少看到这个话题的人会提出反驳意见,他们会说,军队经商产生的产值,在越南整体 GDP 里面占比并不高,没必要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

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它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主体创造多少 GDP,和它能够掌控多少关键经济资源,根本不是一回事。

埃及的例子,刚好可以帮我们看懂这个逻辑。

埃及官方对外公布的数据,军方经济产出只占到本国 GDP 的 1.5% 到 2%,但是外部研究测算,军方实际能够干预和掌控的经济板块,可能达到 20% 到 40%。军方不一定包揽全部生产,但是在土地、建材、建筑、食品这些关键赛道,都拥有很强的话语权。

如果你是埃及的民营商人,想要开发一栋大楼,第一步买地,很多优质地块掌握在军方手中。拿到土地之后采购水泥、钢材,军方自有企业在供应端参与竞争。

施工建设环节,军方工程团队也会承接项目,还拥有普通企业享受不到的政策优待。就算转行做食品生意,同样会和军方旗下食品厂正面竞争。

它不需要垄断整个市场,只要在产业链上游、资源端口掌握优势,民间资本的竞争空间就会被持续压缩。越南的情况,和这套逻辑高度相似。

军队经商真正的杀伤力,不在于产值占比,而在于它卡位的位置。

越南民营经济可以在服装、鞋帽、家具、电子组装这类赛道里面发展,但是这些赛道附加值偏低,天花板很明显。能够带来高额利润、推动产业升级的赛道,电信、金融、物流、能源、土地开发,全部都有军方企业深度布局。

普通民营企业想要进入这些赛道,门槛本身就很高,还要和自带特殊身份的主体同台竞争。军方企业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生产效率更高,而是身份附带的信用红利。银行愿意优先给它们放款,知道背后的主体具备特殊保障。

地方在土地审批、项目许可上,会给到倾斜。

外资企业愿意优先和它们合作,因为它们有能力快速搞定各类审批手续。相当于直接把国家信用,转化成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这是普通民营企业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很难拿到的筹码。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民营资本会慢慢调整自己的方向。

高门槛、长周期的实体升级赛道竞争不过,资本就会涌向见效更快、投机属性更强的领域,房地产炒作、股票短线交易、民间放贷,都会成为资本的首选。

一个国家想要持续升级,离不开企业家愿意投入长期研发、深耕实体的精神,而这种特权竞争,会一点点把这份长期主义的企业家精神挤到角落。

有人拿 Viettel 的成功来佐证这套模式的优越性,我承认这家企业的经营成果十分亮眼,它也成了支持军队经商这套模式最有力的案例。

可在我看来,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同时也是这套机制最难改革的保护壳。军队经商并不是计划经济遗留产物,反而恰恰是市场化发展之后催生出来的特殊产物。

市场越繁荣,特权身份能够兑换的商业价值就越高,相关群体主动退出市场的意愿也就越低。

军方企业另外一个很难解决的短板,就是财务透明度不足。

国防预算、企业营收、国防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收益,很多内容不对外公开,常规的审计流程很难落地。

发达国家也会存在腐败问题,但是它们有一套可以曝光、核查、追责的成熟机制。而军队经商的板块,很容易变成整个经济体里面的免检区域。只要一块资产处在不能核查、不能追问、不能触碰的范围之内,整个市场的透明度都会被拉低。

规则一旦出现例外,市场参与者就会优先寻找例外通道。

今天军方可以不受常规规则约束,后续其他部门、其他主体,也会想方设法争取特殊待遇。规则就不再是统一的标尺,变成看人下菜的弹性条款。

比资金和利润更隐蔽的代价,是人才激励方向的偏移。

一个军官,如果运营企业可以拿到丰厚利润,他投入战术研究、战备训练的动力自然会下降。

如果懂融资、拿地、公关的军官更容易获得晋升,军队内部的评价标准就会慢慢跑偏。

我不是说越南的军官不具备专业素养,而是激励机制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商业收益更高的岗位,会吸引头脑灵活、能力突出的年轻人,边防、作战岗位的人才吸引力随之下降。久而久之,擅长经营生意的人掌握更多资源,专注军事专业的人,反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而且军队经商有一个很难辩驳的挡箭牌,就是国家安全。

当别人质疑它参与商业竞争的时候,它可以强调自身属于国防力量。

当外界要求它退出市场的时候,它会拿出战时动员保障作为理由。

当大家要求公开财务数据的时候,又可以用军事机密作为回应。这套逻辑本身具备一定合理性,Viettel 的通信网络、西贡新港的码头,确实具备国防动员的价值。但是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清晰的边界。

养鸡场可以包装成战时食品保障,高尔夫球场可以说成接待配套,市中心的商业地块,也可以归类为国防用地。当一个概念可以解释所有经营行为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约束作用。

这也是越南历次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本原因。

不是改革的道理站不住脚,而是这套理由太好用。每次有人提出军队应该退出商业市场,就会有人直接拿出企业盈利财报,证明这套模式的价值。

但是评判一套制度,不能只依靠样板企业的成果。我们需要问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剥离军方特殊身份,这家企业还能不能在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如果答案是不能,那它赢下来的,就不是市场竞争,而是身份带来的特权。这个问题,在越南国内很少有人愿意正面回答。

放眼历史和全球,军队手握生意,向来是大国进阶路上的大坑

这种军队深度参与商业的模式,并不是越南独有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都能找到相似的样本,它们也都卡在中等收入阶段,很难向前突破。

土耳其的欧亚基金会,本质上是军队养老金基金,1961 年成立,管理着接近 200 亿美元资产,旗下三十多家核心公司,八十多家子公司,钢铁、水泥、汽车、金融、能源全部涉足。巴基斯坦的基金会在 1954 年设立,化肥、水泥、食品、电力、天然气、银行、安保业务一应俱全,名义上是服务退役军人福利,实际上是国内规模顶尖的企业集团。

埃及的军方企业更加直接,水泥、钢铁、食品、土地开发,很多项目直接指定主体承接,不用公开招标。

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不是单纯的贫穷,而是军队经营的生意,变成一块很难触碰的既得利益。土耳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巴基斯坦人均收入长期低于 2000 美元,埃及人均收入维持在 4000 美元上下。

我们不能简单把经济停滞全部归罪于军队经商,但是能够清晰看到一条相关性。军队对经济的介入越深,这个国家完成产业升级、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难度就越大。

把时间拉长,我们还能在古代历史里面找到高度相似的教训。

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也就是耶尼切里新军,最开始是苏丹从战俘和巴尔干少年里面挑选出来的精锐力量。

他们从小接受军事训练,终身服役,不允许经商、不允许组建家庭,唯一效忠苏丹,是当时战斗力顶尖的步兵,君士坦丁堡的攻占,就有他们的功劳。但是发展到十七世纪,禁卫军慢慢出现世袭化,开始结婚生子,大规模投入各类生意。

搬运、建筑、咖啡店、皮革行当,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拿着军饷凭证,甚至给不存在的人申领军饷,一边是士兵,一边是商人,还成为都城里面的地头势力,不断干预朝政,废立苏丹。

1793 年塞利姆三世想要组建新式军队,改革旧制度,直接遭到禁卫军抵制。

1807 年他们发动叛乱,废掉苏丹,后续将其杀害。

直到 1826 年马哈茂德二世下定决心,动用火炮进攻禁卫军兵营,清除数千人之后,才彻底废除这支队伍,这件事在土耳其历史上叫做吉祥事变。

我们国内的历史里面,明朝卫所军屯,也是同样的思路。

朱元璋设计这套制度,初衷很巧妙,军队平时耕种土地,自给自足,国家不用拿出巨额财政供养部队,也就是寓兵于农。鼎盛时期,全国军屯田地有八九十万顷,产出的粮食不仅养活部队,还能上缴国库。短期看,财政压力直接减轻,听起来近乎完美,和越南军队自筹经费的底层逻辑一模一样。

可时间久了,弊端一点点爆发。军官把军屯田地私吞,变成自己的私产,普通士兵沦为军官手下的佃农。军户承受沉重盘剥,大量逃亡,卫所编制里面空额越来越多。留下来的士兵,很多人在城里做小买卖,或者给军官家里打杂。

等到倭寇侵扰沿海的时候,卫所部队一触即溃,朝廷只能重新招募义乌兵,依靠戚继光组建新军。到 1619 年萨尔浒之战,明军主力在辽东惨败,之后再也无力扭转局势。

后人讨论明朝灭亡,会提到党争、天灾、崇祯的决策失误,但是最深层的隐患,是军队职能的异化。从军屯体系崩坏开始,明朝就已经没有一支纯粹的作战部队。

明朝的军屯,和当下越南的军企,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让掌握暴力能力的武装力量,自己养活自己。短期账目好看,省下财政开支,长期是拿国家安全,去换取眼前的收支平衡。

一旦军队和商业利益绑定在一起,军官的身份就慢慢变成地主、董事长,军队原本的职能就会跑偏。明朝用两百多年,走完了完整的衰败流程,而越南现在,正在走相似的道路。

两千五百年前孙武写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他应该很难想到,后世会有武装力量,把生死攸关的战场,变成一门持续牟利的生意。外资带来的订单、厂房、就业,能够快速拉高经济增速,制造繁荣的假象。

但是想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依靠的是公平统一的市场规则、透明的监管体系、愿意长期投入研发的民营资本。只要军队经商这个结构性难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越南的工业化之路,就始终带着一层很难冲破的天花板。它的国运,就卡在国防本职和商业利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