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子是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后，商朝旧部未服，西周根基未稳，局面像摊失衡的棋局。他没有一味打压旧势力，而是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同时派周公、召公监管，既安抚了殷商遗民，又防住了叛乱风险；经济上保留殷商的手工业传统，同时推广西周的农耕技术，让两种生产模式互补。这种不偏不倚的操作，正是 “燮理阴阳” 的精髓，后来有人评价他 “燮理阴阳胜彭祖”。

为什么古人治国要把 “调和” 放在这么高的位置？这和我们今天处理复杂问题的逻辑有共通之处吗？

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治国更能看出这种智慧的现实意义。蜀地物产有限，既要支撑北伐，又要保障民生，稍有偏颇就会崩盘。他推行 “军屯” 制度，让士兵战时作战、闲时耕种，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没加重百姓负担；在民族关系上，他七擒孟获却不杀，而是联合西南部族共同开发边疆，把潜在的冲突转化为治理助力。可惜后期北伐压力过大，民生与军事的平衡被打破，最终功败垂成。

这本质上是种系统思维：任何系统里的 “阴阳失衡”，比如公司里销售与研发的对立、家庭里事业与生活的冲突，都不能靠消灭一方来解决。就像周朝三公的职责不是搞 “一刀切”，而是让对立力量形成动态平衡。

观察身边那些能 “搞定事” 的人，是不是都暗合了 “燮理阴阳” 的逻辑？他们从不是强行压制矛盾，而是让不同力量各归其位。

从《尚书》里的治国纲领，到姜子牙、诸葛亮的实践，“燮理阴阳” 从来不是玄学，而是最朴素的平衡之道。今天我们处理工作中的协作矛盾、生活里的资源分配，其实都在做着 “燮理阴阳” 的事 —— 不是追求绝对公平，而是让系统里的每股力量都能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