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聊城,出现过空前繁荣的一段时间,地域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北面的临清,长期隶属濮州,归大名府所辖。因为临清毗邻京杭大运河、卫河的汇流处,工商业极其发达,是华东地区连通西域贸易的重要贸易点。
而聊城南部大多数地域均在东平路治下,既有大运河的通途便利,还呈现出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氛围。在元朝疏于教育、废弃科考的漫长岁月中,冠县、高唐等地保持了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很多读书人不以元曲、杂剧附庸风雅,而是坚持学习古代传统经典,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家国天下理想。
高唐士子多数出自东平路总管严实的教育体系,有些人才被推荐从政。在元代高唐的名臣之中,王懋德与众不同,属于元代官僚世袭体系下走出的一代名贤。根据嘉庆《东昌府志.卷之二十七.列传二》记载:
王懋德,高唐人,父祐,元初用兵江南,奋身戎行。
王懋德的父亲王祐,在元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时,报名参军,随军南征,属于有功之人。
而王祐作为出身行伍的元军士兵,又格外不同,这个人受过教育,有文化,在不注重科考和教育的元代,军旅之中找个文化人挺不容易。王祐这个人不仅认字,写文章还有点文采。嘉庆《东昌府志.卷之二十七.列传二》记载:
善书记,选丹阳左史,移溧阳,卒,多惠政。
善于做笔杆子,会写文字材料,这使人才不足的元军,真是淘尽黄沙始见金。很快王祐任用为丹阳左史,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担任属吏。又到溧阳做官,虽然阅历不多,但是有很多让百姓得实惠的政绩。

此时的王懋德也跟随在父亲王祐身边,耳濡目染,看到了父亲为官爱民的善政,而且对忽必烈定鼎天下,一统河山的雄才大略,产生了很多期待。王懋德见识了江南山水,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为江山社稷做些贡献。在湖北溧阳时,写下一首《嘉鱼县》:
堪羡嘉鱼邑,江山如画图。俗淳民讼简,地僻使星稀。
僧寺临清濑,人家住翠微。市桥通远浦,时见一帆归。
元朝从皇帝到臣子,都是家族世袭任职,王祐的儿子王懋德的未来就是顶替做父亲的接班人。王懋德最大的优点,就是像父亲一样有文化。根据清代康熙《高唐州志.卷之二.丘墓.王懋德碑铭》记载:
君子有家,世保合德。
意思是当地乡邻称赞王祐、王懋德父子,都是受过教育的正人君子,世代家庭和睦,很有德行。
良好的家风,使王懋德从小培养了良好的素质,只是那个年代战乱频发,父亲在外参战,王懋德迟迟没有遇到施展自身才华的舞台。在康熙《高唐州志.王懋德碑铭》记载:
昔生乱离,乡邦弗友,我独允臧。
在灭亡南宋之前,山东很多地方处于战争的边缘地带,还有军阀割据势力,周边环境并不好。但是王懋德没有被环境影响,坚持独善其身,用功读书。

等父亲在任上病故之后,王懋德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按照世袭爵位受到朝廷征召。赶赴京师任职。《东昌府志.列传二》记载:
懋德由宰府御史拜南行台监察御史。
王懋德步入官场,一直担任监察官员。不过王懋德这个人格局和一般的御史非常不同。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主要是盯着官员有没有贪赃枉法,有没有背主做窃,至于具体如何施政,施政方法是否得当,并不关心,达到君主心意就行。
而王懋德读圣贤书长大,有胸怀天下的格局,无论多大的事,王懋德都是想着以民为本的初衷去处理政事。这让忽必烈少了很多麻烦事,最有名的就是平定海北卫叛乱。
元代的海北位于今天广西一带,当地官府对海北的民众,一直靠威慑手段管理百姓,没有仁爱之举,导致了当地百姓起兵叛乱。当时满朝观点很一致,子民敢揭竿而起,那就必须派兵镇压。唯独王懋德不同意。《东昌府志.卷之二十七.列传二》记载王懋德说:
“海北卫民之乱,以有司多摄官不爱民所致,穷之以兵,不若喻之以礼。”
意思是海北揭竿而起,本来就是因为当地官员执政方法不对,没有体察百姓疾苦,与其穷兵黩武打压子民,不如好好教育,讲明道理,让那里的人能信服朝廷。
满朝君臣一听,觉得有点道理,元朝常年不搞教育,忘记了人是可以进行教育的。仅靠不顺脾气就着急上火,否则就马背弯刀打服别人,顶多就是口服心不服。
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就采纳了王懋德的主张。其实晚年的忽必烈一直很想恢复科举,教化天下,也做了很多起步工作,但是这个进程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幸好忽必烈晚年是个守成之君,怀有治世的雄才大略,最终决定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次海北叛乱,忽必烈采用了王懋德的“喻之以礼”的方式,安抚海北民众。《东昌府志.卷之二十七.列传二》记载:
宰司如其言,兵不用而叛者服。
派去的官员,按照王懋德的建议,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了争执的原因,以和谈的方法化解了这次叛乱。王懋德因为此事,得到了君主器重,升任燕南廉访副使。廉访这个职务是元代地方监察的主要构成部分。
越得忽必烈器重,那担子越是轻不了。燕南地区就是现今河北南部,属于大名府地界,也包含聊城的临清一带。王懋德借着上任,多走几步就能回高唐老家。可是到了燕南一看,那真是不来不知道,来此吓一跳。
此时的燕南地区遇到了大饥荒,那真是人没粮不如鬼,汤没盐不如水。饿殍遍野,赤地千里。这使王懋德意识到,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不能再往南走了,必须返回京城,奏明朝廷,救济赈灾是第一位的。王懋德连夜乘船回京,晚间写下一首《过河西务》表述自己回京的急迫心情:
霜满平堤柳渐凋,月移帆影过东桥。
卧听柔橹鸣秋水,绝胜邻鸡报早朝。
回到京师,有没有赶上公鸡打鸣没有记载,但是王懋德对燕南百姓和临清老乡的一片痛心之情,很快感染朝中君臣。元世祖立刻批复给钱给粮,支持赈灾。《东昌府志.卷之二十七.列传二》记载:
时大名广平饥,请得钞十万,粟二万五千计口,以赈全活者二十余万人。
意思是十万宝钞也就是纸币,按照两万五千户家庭统计征调小米。这批赈灾物资,在当时救下了二十万燕南百姓。

因为这次赈灾的成功解决,王懋德升任御史中丞。元朝贵族再纨绔,但是也明白,朝中不能没有撑事的能臣。而王懋德就是这样的贤能之才,随后升任中书左丞。在《元史.本纪三十九》记载:
戊戌,车驾时巡上都。拜中书左丞耿焕为侍御史,王懋德为中书左丞。
王懋德为官之时,为元朝解决了许多地方官府的棘手政事,声名显著。后世对其评价也非常高。《东昌府志.列传二》记载:
每入殿奏事敷对祥明,辞气愿慤(què),人谓其识,治体有君子之风。
意思是朝中政事,王懋德应对天子问询,解读的都非常详细明白,表述诚恳认真,很有见识格局,是位极其具有君子风范的官员。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早读书。王懋德袭承父亲良好家风,为政爱民如子,世代相传。王懋德安葬高唐之后,当地为其儁刻墓志铭,以昭示后人。康熙《高唐州志.王懋德碑铭》记载:
旧阡恩命,维新诏勒,斯文以劝后人。
意思是按照古墓主人遗愿,刻了新的铭文,用这些文字引导后人好好修身齐家。
王懋德的墓地在高唐县清平镇石门村东南方向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处聊城当地重要的文物古迹,康熙《高唐州志.王懋德碑铭》记载:
墓在州城西南二十五里,有虞集碑铭。
那篇经典的墓志铭仅在康熙五十一年的《高唐县志》中可见,因为墓碑后来损坏,铭文难以复原。不过,王祐、王懋德父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做派,依旧闪烁在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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