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镇上昨日一对夫妻轻生,只因22岁儿子偷偷欠下百万网贷
昨儿个天黑得早,六点半不到就麻黢黢的了。我正搁灶屋忙着,把中午剩的酸辣子炒肉回个锅,隔壁王婶就火急火燎地拍门。她脸煞白,嘴皮子哆嗦:“李哥李哥!出大事了!桥头老周家的,两口子……没了!”
我锅铲差点掉地上。老周?周大强?那个在桥头开了半辈子修车铺,见谁都笑眯眯递根烟的老周?
“咋……咋回事?”我嗓子眼发紧。
“听说是喝了药,”王婶眼泪汪汪的,“就在他家那面包车里,停在河堤老柳树底下。天擦黑有人路过瞧见的……两个人都硬了,慧芬姐还攥着老周的手……”
慧芬,周大强的老婆,在菜场卖了几十年鸡蛋,手皴得像老树皮,见谁家孩子都塞个热乎煮鸡蛋的慧芬。
我半晌没说出话。灶上的火还烧着,锅里的油滋啦滋啦响。我机械地关火,解围裙,跟着王婶往外走。
街上已经炸了锅。卖豆腐的刘三、开小卖部的赵姨、刚下班的几个年轻后生,都往河堤方向涌。没人高声喧哗,都闷着头走,偶尔几声压抑的抽噎。
河堤上拉起了警戒线,警车红蓝光转着圈。那辆灰色面包车我太熟了——老周平时拉零件用的,后窗贴着褪色的“修车补胎”字样,歪歪扭扭。此刻它静静趴在老柳树下,车门紧闭,像一只疲倦的老兽,终于歇下了。
我挤进人群,看见老周那铺子卷帘门半拉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光。旁边有人小声说:“是小周,周小军,在里面呢……民警正问话。”
周小军,老周两口子捧在手心里长大的独苗。我看着他穿开裆裤满街跑,看他背书包上小学,去年还听老周喜滋滋说儿子在省城找到了好工作,做啥子……软件测试?一个月能拿八千多。老周说这话时,眼睛亮得跟河里的星星一样。
“到底为啥啊?”有人问。
没人答得上来。直到在派出所当协警的小李子挤出来,脸色难看:“初步查了,老周手机里……网贷催款短信,上百条。还有他儿子写的遗书,承认欠了网贷,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这四个字像一块烧红的铁,烙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人群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死寂。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老周那修车铺我清楚,补个胎收十五,换个小零件几十块,一天能挣几个钱?慧芬的鸡蛋摊子,五毛一块地攒。一百多万……对他们来说,那是几辈子都填不满的黑洞。
我看着那辆面包车。车窗贴着深色膜,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好像能看见——老周坐在驾驶座上,慧芬靠在副驾。老周肯定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兜里揣着半包红塔山。他会先帮慧芬把座椅调舒服些,然后拧开那个装着农药的矿泉水瓶。也许他手抖得拧了好几下才拧开。慧芬会接过瓶子,先喝第一口。老周会抢过来:“老婆子,我先来。”然后他仰脖子灌,慧芬抱着他的胳膊,把脸埋进他肩膀。农药是苦的,苦得钻心。但他们谁也没放手。
他们就这么坐着,从太阳还没落山,坐到暮色四合,坐到这条他们生活了半辈子的河彻底黑透。
我认识老周二十三年了。
九八年发大水那会儿,他刚在桥头支起修车摊。一辆二八大杠,几个扳手,一盆水。我摩托车爆胎推过去,他光着膀子干,汗珠子砸在地上叭叭响。补好胎收我两块,还帮我紧了链条。我递烟给他,他摆摆手:“戒了戒了,老婆不让。”后来熟了才知道,他根本没老婆。三十五岁才娶了慧芬——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带着个三岁的娃。那娃就是周小军。
老周把周小军当亲生的。有人嚼舌根,他瞪圆眼睛:“小军就是我儿子!谁再瞎咧咧我跟他急!”他供小军上学,买电脑,报补习班。自己一件夹克穿十年,领口磨毛了也不换。慧芬也一样,早上四点起来去批发鸡蛋,冬天手冻得全是裂口,往蛤蜊油里一插,嘶嘶地吸气,然后接着数鸡蛋。
他们俩就这一个念想:小军出息了,他们就熬出来了。
前年小军考上省城的大学,老周摆了三天流水席。猪是自家养的,酒是村里打的,他喝得脸红脖子粗,搭着我肩膀:“李哥,我老周这辈子值了!我儿子……大学生!往后坐办公室吹空调!”
他那天笑得满脸褶子挤成一朵菊花。慧芬在旁边抹眼泪,一边抹一边往人手里塞红鸡蛋。
谁也想不到,那个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那个穿着白衬衫、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已经在网贷的泥潭里滚了一年多。
小李子后来跟我说,查了小军的流水。大三开始,一开始只是借几千换个新手机,后来是分期买名牌鞋、请同学去高档餐厅。再后来窟窿堵不上,就拆东墙补西墙,一家借了另一家还。利滚利,滚到一百万。催债的电话打到了老周手机上。
老周接第一个电话时,是不是还以为是诈骗?他会不会还笑呵呵跟对方说:“小伙子别开玩笑,我儿子乖得很。”直到对方报出小军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甚至他小学班主任的名字。老周的笑冻在脸上。
他肯定没跟慧芬说。自己一个人扛。白天修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段时间我去他铺子,见他黑眼圈重得像熊猫,问他咋了,他揉揉眼睛:“老毛病,失眠。”我还给他推荐了褪黑素。
他啥也没说。
直到事情兜不住。催债的找上家门,在墙上刷红漆。慧芬当时在里屋择菜,听见动静出来,看见满墙的“欠债还钱”,手里的韭菜掉了一地。
老周蹲在门口,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慧芬没哭没闹。她默默打了盆水,拿块抹布,一下一下刷墙。红漆刷不掉,渗进砖缝里,像血。她就那么刷了一下午。
那天晚上,邻居听见老周屋里一声闷响,像是谁摔了东西。然后是慧芬尖着嗓子喊了一句,听不清喊的啥。再然后是长久的安静。
谁也没去敲门。这种事,咋问?
第二天老周照常开门修车,就是不说话。谁来都不说话,闷头干活。慧芬没去菜场。第三天也没去。第四天,有人看见老周把铺子里的工具一件件擦干净,扳手、千斤顶、气泵,摆了整整齐齐一地。他擦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他锁了卷帘门,去菜场接慧芬。两个人一前一后走着,隔了老远。走到河堤老柳树底下,老周停住,等慧芬跟上来。慧芬跟上了,老周抬手,碰了碰她的胳膊。慧芬就挽住了他。
那是昨天傍晚的事。
我站在河堤上,风吹得人眼睛发涩。面包车已经被拖走了,地上留着两道深深的车辙印。老柳树的枝条垂下来,在风里晃啊晃。我想起有一年夏天,小军刚考上高中,老周高兴,带他来河里游泳。小军那时候瘦得像根豆芽菜,套个游泳圈在水里扑腾。老周在水里托着他,一遍遍说:“不怕不怕,爸在呢,爸托着你。”
爸托着你。
可最后,爸托不动了。一百多万的债,像一座山,把一个修了半辈子车的男人,一个卖了半辈子鸡蛋的女人,活活压进了泥土里。
晚上回家,我老婆红着眼圈问我:“小军呢?他咋样了?”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让他姑领回去了。”
“那孩子……”老婆欲言又止,“他才二十二啊。”
是啊,二十二。我二十二岁时在干啥?在工地上搬砖,一个月挣三百,想着攒够了钱娶媳妇。穷是穷,但心里踏实。欠了工友二十块买烟钱,下个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还上。那时候借钱靠脸皮,还不上人家来家里骂,骂完你臊得慌,下回再不敢了。哪像现在,动动手指钱就到账,催债的隔着屏幕,连面都不用见。
你甚至不知道钱花哪了。就买了一双鞋,换了个手机,请朋友吃了几顿饭。数字就变成六位数、七位数。
小军那遗书上写了啥,没人细说。只听他姑哭天抢地地骂:“你个讨债鬼!你爹妈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临了临了让你逼死了啊!”
逼死了。这话听着刺耳,可哪句不是实情呢?
我半夜醒了,睡不着,披衣服出去抽烟。街上空荡荡的,月亮被云遮了一半,惨白惨白的。我鬼使神差走到桥头。老周的铺子门口,不知道谁放了束白菊花,用塑料袋兜着,搁在卷帘门下。塑料袋上还印着“华联超市”四个红字,在月光底下看得清清楚楚。
我蹲下来,把花扶正。看见卷帘门缝里夹着张纸,抽出来一看,是小学生字迹,歪歪扭扭写着:“周爷爷,我爸爸的车胎还是您补的,五块钱您都没收。您别走。”
纸角湿了。不知道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点着烟,坐在铺子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想起有一回,老周铺子里没生意,他搬个小马扎坐门口,我路过,他拽住我下象棋。下了三盘,他输了三盘。我说你今天心不在焉。他嘿嘿笑,说琢磨着给小军攒首付呢,省城房子贵,一平米够他补几百个胎。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他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不惯他惯谁?”
那时候他眼睛亮晶晶的,全是对以后的盼头。
烟烧到手指头,烫得一激灵。我站起来,把烟头掐灭,揣兜里。月亮从云后头出来了,照得河面一层银晃晃的光。风里带着水腥气,和那年夏天小军学游泳时一个味道。
我转身往家走。走到楼道口,听见楼上谁家在放电视,新闻里播音员正字正腔圆报着什么“规范网贷行业”“加强监管力度”。声音从窗口飘出来,飘进夜色里,轻飘飘的,像什么都没说。
我上楼梯,脚步很重。三楼左边那户,老周去年帮他们修过水管,没收钱。右边那户,慧芬过年时还送了碗炸酥肉。现在他们都睡了,灯黑着。只有声控灯在我头顶亮一下,灭一下,亮一下,灭一下。
到家门口,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屋里老婆翻身问:“干啥去了?”
“没事,撒泡尿。”
我躺床上,盯着天花板。老婆翻个身又睡了。窗外河堤方向,隐约传来一声狗叫,孤零零的,叫了两声就停了。然后什么都听不见。整个镇子像沉在水底,安静得让人心慌。
我闭上眼,满脑子是老柳树底下那两道车辙印。面包车没了,车辙还在。明天一早,环卫工就会把它扫干净。后天,就没人记得那里停过一辆车。大后天,一切照旧。修车铺会换个老板,鸡蛋摊会换个摊主。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可老周和慧芬没了。那个在桥头笑呵呵补了二十三年胎的老周,那个在菜场数了二十三年鸡蛋的慧芬,就这么没了。为了一百万,一个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数字,没了。
我翻了个身。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床头柜上——那上面摆着我儿子的照片,他刚上大一,笑得没心没肺。
我伸手把相框扣下。
睡觉。明天还得上班。房贷还有十八年,车贷还有四年。日子得往前过。只能往前过。
只是不知道,明天早上菜场那个卖鸡蛋的位置空出来,谁去补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