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总量真的已经被中国超过了吗？过去一提这个话题就急于反驳的美国舆论，为何如今口风开始松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一组排名，更要弄清中国走过的路和背后的制度逻辑。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经济较量一直是全球焦点。

放在几年前，谁要说美国GDP不如中国，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半会立刻反驳：要么搬出一套复杂算法，要么炒作“中国数据有水分”，总之不肯承认差距。如今，这种说法越来越难以维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测算给出了直观对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6年中国GDP预计达到43.49万亿美元，美国约为30.49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13万亿美元。

在这一口径下，美国早已不是第一，而是排在中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数据摆在面前，“不承认”本身就站不住了。

事实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自2016年起就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一位在中国生活、研究两年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约80年里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他试图解释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如何运作。

之所以采用购买力平价，是因为它衡量的是同样的钱能买到多少东西，而不是简单按汇率折算。在美国买一杯咖啡大约要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6元；在中国，15元左右就能买到品质相近的一杯，其他商品和服务也大体如此。

同样的收入在两国能换来的实际生活，差别很大。

讨论制度之前，先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数据，19世纪初，中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此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百年屈辱”：英国进攻中国，并在部分地区建立殖民统治，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随后跟进，中国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过去几十年，中国正在回到殖民时代之前的位置。202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约占世界GDP的近20%，美国的份额则持续下降，已不足15%。

当然，GDP有其局限：它反映不出分配是否公平，也看不出生产结构是否合理。但它至少清楚说明了经济规模此消彼长的趋势。

把时间拉回1980年，变化更加醒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低于海地、洪都拉斯、印度、菲律宾和苏丹，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如今，中国人均GDP已是这些国家的数倍。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里完成这样的跨越，在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

减贫是更有说服力的指标。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4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中，约四分之三来自中国，中国已消除极端贫困。

按生活成本调整后，以每天4.2美元为线，中国已无人低于这一标准；印度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低于此线，与洪都拉斯相当，尼日利亚则超过60%。

如果把标准提高到每天10美元，中国约四分之一人口低于此线，与巴西相近，但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之下，菲律宾这一比例超过80%，印度约为90%。这位学者因此认为，西方媒体明显夸大了印度的进步，却有意无意低估了中国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成绩。

中国城乡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但即便是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也好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居民收入中位数从1990年每天不到2美元升至约13美元。放眼全球，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的越南取得了类似进展，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深思。

健康领域的变化同样显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自1949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多。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预期寿命曾明显下降。新中国成立时，预期寿命只有35至40岁，如今已达约78至79岁，与美国基本持平，疫情期间甚至高于美国。

儿童和孕产妇的健康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儿童死亡率已降至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与古巴、越南的孕产妇死亡率位居世界最低之列。这些指标关乎普通家庭的切身感受，比抽象的增长率更能说明发展成果是否真正惠及大多数人。

反观美国，账面上的富裕并不等于普通人日子好过。2025年12月的民调显示，约70%的美国人表示难以负担食品、住房和医疗费用；这个冬天，美国家庭平均供暖费用同比上涨9.2%。

高物价侵蚀着收入，这也从侧面说明，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两国实际经济规模，并非刻意抬高中国。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见顶后持续下降，已接近澳大利亚水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指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来自劳动收入的差距，而巴西、墨西哥和美国的富人更多依靠资本收入。这意味着，中国的财富分配更多与劳动挂钩，而在不少西方国家，资本本身就在不断扩大贫富鸿沟。两种不平等的性质不同，治理难度也不一样。

支撑这一切的，是强大的实体经济。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最大，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29%，美国只有16.8%。

早年间，美国工业实力雄厚，钢产量一度占全球一半，重工业品行销世界。后来，不少企业因本土劳动力和材料成本高而将生产转向海外，产业空心化由此加剧。

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劳动者收入。中国制造业工资已明显高于泰国和印度。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有3亿多会员，约占4.7亿城镇劳动者的三分之二；另有2.7亿农村劳动者，大多处于非正规部门，这也是今后需要着力改善的领域。

中国法律规定，25人以上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必须允许职工成立工会，并按工资总额的2%缴纳工会经费。沃尔玛曾因此与中国政府发生交锋，最终被迫让步。

对于西方热衷谈论的“独立工会”，这位学者提醒需要辨析：1967年，《纽约时报》就曾披露中情局资助右翼工会。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约九成经费来自美国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要求平台企业为外卖骑手提供强制休息、最低工资等保障，并明确“996”工作制违法。中国平均每周工时约48小时，与印度、印尼相近，这位学者也坦言，这方面仍需改进。

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目标是把全球南方困在全球分工的底层。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承认要减缓中国的创新速度；Anthropic首席执行官主张以芯片出口管制维持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万斯则说，全球化的设想是富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我们以为别国会永远落后，但他们在高端也开始追赶”。

万斯这番话，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政界“不再嘴硬”的写照。如今，DeepSeek、通义千问、Kimi等开源大模型可供任何人免费在本地运行，打破了少数公司对先进技术的垄断。

OpenAI则因此游说禁止这些模型，这恰恰说明中国的追赶已触及美国科技巨头的核心利益。

两种模式的差异，在汽车产业上体现得最为清楚。硅谷投资人蒂尔宣称“竞争是失败者的事”，硅谷奉行的是垄断逻辑。

中国则在建设充电设施的同时，让上百家车企激烈竞争。企业利润虽然微薄，造出的车型却高效价廉，比亚迪入门款约合8000美元，奇瑞、长安、上汽等国企与私企同场角逐。

在上海，路上过半汽车已是电动车，出租车和公交车已全部电动化。政府制定了2021至2035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并提供资源和基础设施支持，企业则在市场中优胜劣汰。

规划引导与充分竞争相互配合，使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里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跑者。

美国舆论之所以开始改口，并不是突然变得客观，而是事实已经无法回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减贫、健康、制造业和新能源等成就有目共睹。

中国证明了市场竞争可以与对资本的约束相结合，这种模式对美国垄断资本构成了挑战，也正是所谓“新冷战”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