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烁出生于黑龙江伊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早年生活条件一般。父母对他的教育较为严格，注重品行塑造。

他在青少年时期曾因家庭矛盾离家，独自到北京闯荡。那段时间，他从事过服务员和模特等工作，体会到社会底层艰辛。

后来，通过歌手戴娆的帮助，他重拾学业，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杨烁凭借成熟外形，陆续接演一些配角，如在电视剧中饰演企业管理者一类形象。虽然初期作品不多，但他的硬朗风格在当时小鲜肉主导的市场中显得独特，逐步获得认可。

2014年，杨烁参演多部电视剧，曝光率增加。真正让他全国知名的，是2016年的《欢乐颂》。他在剧中饰演小包总一角，外表风流却内心正直，这种反差吸引了大量观众。

剧集热播后，杨烁人气飙升，成为中年男演员中的代表人物。成名带来的资源倾斜，让他有机会与一线女星合作，但也埋下隐患。娱乐圈的炒作机制，往往将剧中情侣延伸到现实，以此维持热度，杨烁与刘涛的互动便是典型例子。

杨烁与刘涛的绯闻起于《欢乐颂》宣传期。两人剧中扮演情侣，互动频繁，外界开始猜测是否因戏生情。

宣传活动中，他们多次共同亮相，肢体接触亲密，甚至在公开场合有拥抱和对视行为。这些举动超出正常宣传范畴，尤其考虑到两人均已婚，引发道德质疑。

公众认为，这种炒CP方式虽能短期提升关注度，却损害了家庭形象。刘涛作为资深女演员，本有稳定口碑，杨烁则借此进一步巩固人气。但绯闻持续发酵，杨烁的回应总是回避本质，仅称工作需要，这让事件显得更耐人寻味。

绯闻之外，杨烁的另一大争议是出轨传闻。有网友爆料，他与女粉丝私下联系，并涉及转账行为。虽然后来杨烁否认，并称消息不实，但此事已对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娱乐圈类似事件频发，杨烁并非孤例，却反映出成名后艺人自律缺失的问题。公众从这些事件中看到，杨烁从一个努力演员，逐步转向追求短期利益的路径，这与国家倡导的文艺工作者形象相悖。

更严重的是高片酬事件。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限薪令，明确规定演员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总片酬上限为5000万元。这项政策旨在遏制娱乐圈天价片酬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限薪令发布后，央视多次报道相关问题，点名批评部分艺人。杨烁却在此时签约《异乡人》，合同片酬高达8750万元。

政策实施后，他坚持要求剧组按原合同支付，甚至以罢演相威胁。剧组开机半年后被迫停工，事件曝光引发舆论哗然。

央视在节目中直接点名杨烁，称其行为属于顶风作案，公然违背国家规定。公众愤怒在于，杨烁的咖位并不匹配如此高薪酬。他虽因《欢乐颂》走红，但并非顶级流量明星，这种要求显得贪婪。

事件导致杨烁口碑崩塌，多个品牌终止合作。他虽出面否认具体数字，但承认存在谈判，这进一步证实了违规事实。国家限薪令的推行，体现了整顿娱乐圈的决心，杨烁的举动无疑是对此的挑战。

那么，谁在给杨烁撑腰？杨烁的底气可能来自多方面。首先是经纪公司支持。他所属的公司在事件中未公开谴责，反而协助谈判，这暗示公司可能视高片酬为利益最大化。

其次，杨烁成名后积累的人脉网络。娱乐圈讲究资源互换，他与刘涛等明星的合作，或许带来隐形庇护。再次，市场机制的扭曲。

限薪令前，天价片酬盛行，杨烁或许认为自己能游离于规则之外。最后，个人膨胀感不可忽视。快速成名让他忽略了底线，误以为人气能抵挡一切。

事件后，杨烁事业受挫。

2019年，他与刘涛合作《我们都要好好的》，但绯闻影响了收视。后续作品如《大江大河》《利刃出击》，虽有播出，却未再现巅峰。

2020年后，杨烁减少曝光，尝试转型，但负面标签难除。公众对其评价趋于负面，称其油腻感强，演技单一。

刘涛则不同，她在绯闻后保持低调，继续参演高质量剧集，如《星辰大海》《假日暖洋洋》。她的专业形象未受太大冲击，近年还涉足公益，获得好评。这形成鲜明对比，杨烁的境遇更显落寞。

2023年，杨烁参演《珠江人家》《欢迎来到麦乐村》，角色多为配角。2024年，《以法之名》《悬案》等剧待播，但他已非主角。

杨烁的经历，折射出娱乐圈的复杂生态。高片酬和绯闻虽能一时获利，却长远损害信誉。国家政策整顿下，艺人需反思自身定位。杨烁若想翻身，必须回归初心，专注作品而非炒作。否则，昔日光环将彻底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