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1950年出生在西雅图，父亲是从台山移民到美国的。

他家境普通，靠读书一步步往上走，先后在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读书，后来当了律师，再进入州议会。1996年，他当选华盛顿州州长，2000年连任，成为美国本土首位华裔州长。

1997年，刚刚就任州长的骆家辉带着父母和妻子回到台山老家祭祖。据当时的报道，闻讯赶来的乡亲有好几万人，场面热闹得像过节。

2006年，他又回去了一次。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觉得他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心里总归向着故乡。

州长任上，他确实做了不少推动华盛顿州和中国经贸往来的事。华盛顿州是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州，波音飞机、农产品、木材都大量卖到中国。

作为州长，他多次带团访华，拉订单、谈合作，对这个出口大州来说，跟中国做生意是实实在在的饭碗。2009年，奥巴马提名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商务部长。

这个位置分量很重，管着美国的出口管制、贸易救济和大量涉及外国投资的审查事务。从这时候起，他跟中国企业打交道的方式，就和当州长时大不一样了。

商务部长任上，他主推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目标是五年内让美国出口翻一番。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让美国企业把更多产品卖到中国去。

可买卖是双向的，一边催着中国多买美国货，一边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处处设防，这种双重标准，在他任内表现得相当明显。

最让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是2010年那件事。

当时美国运营商斯普林特准备搞一个规模很大的网络升级招标，华为和中兴都在竞标名单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骆家辉在那一周亲自给斯普林特的首席执行官打了电话，就该公司可能与这两家中国企业合作一事表达关切。

商务部事后强调，骆家辉并没有要求斯普林特把华为、中兴排除出去。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斯普林特很快就把两家中国企业从招标中剔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起了决定作用。

一个电话没有明说的话，比明说还管用，这正是美国政治里常见的操作方式。

还有一件事，是3Leaf案。

华为此前买下了美国一家小公司3Leaf的部分专利和员工，交易金额只有区区两百万美元。2011年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华为剥离这些资产，华为最后只好放弃。

这个委员会由多个部门组成，商务部是其中之一。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让华为在美国市场的路越走越窄。

后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一步步升级，从排斥设备采购到列入实体清单，再到全面封锁芯片供应，华为几乎被完全挡在了美国市场之外。

追根溯源，早在骆家辉当商务部长的那几年，这扇门就已经开始往里关了。

有人会说，骆家辉也不过是在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这话有一定道理，美国对华为的戒备，背后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判断，并非某一个部长能单独决定。

可问题在于，在这件事上，他是站在最前面递话的那个人，这一点很难撇清。华裔官员在涉华问题上，处境其实很微妙。

美国国会和媒体会盯着他们，看他们会不会对中国心软；他们越是想证明自己的忠诚，在涉华事务上出手往往就越硬。一位华裔部长出面拦中国企业，说服力在华盛顿反而更强，没有人能指责政府对华软弱。

可在中国这边，同样一张华人面孔，又被很多人当成了自家人的凭证。期望先被抬得很高，后来又一下子落空，失望自然就来了。

很多人对骆家辉的不满，根子就在这种落差上。说到底，他的本职是一名美国政客，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2011年，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首位华裔驻华大使。他到北京上任时，自己背着双肩包、在机场排队买咖啡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一度被炒成了美国官员亲民的样板。

可这种形象宣传背后，美国使馆的工作重心一点没变，照样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驻华大使任上，骆家辉推动缩短了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等待时间，这对很多要去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是件实事。

不过在不少涉华敏感问题上，他的表态也引起过中方的不满。

2014年初，他卸任离开了北京。离开公职以后，骆家辉的身份变得多元起来。

据公开资料，他做过演讲、顾问，也参与过一些中美之间的交流活动。2020年到2023年，他还担任过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学院的临时校长。

今年2月，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仍以前驻华大使的身份谈论中美关系。外界有不少人把他离任后频繁往来中美、凭借涉华经验做咨询的经历，说成是回中国捞金。

从美国的制度看，前高官离任后做咨询、当顾问，只要过了法定的冷却期，并不违法。

美国法律规定，离任官员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就相关事项向原单位游说，冷却期一过，这些活动就都是合法的。

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人在任的时候，对中国企业设卡；离任以后，又靠着懂中国、认识人、熟悉审批口径这些经验在中美之间来回奔走。

这种身份的转换，在美国政坛司空见惯，可放在一个曾经让中国企业吃过亏的人身上，难免让中国人心里犯嘀咕。

其实，这种现象在美国政界相当普遍，旋转门一说由来已久。

很多前官员离任后进入律所、咨询公司或企业董事会，把在政府里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变成生意。骆家辉的经历，只是这扇旋转门转动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因为他的华裔身份，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回头看，骆家辉的故事给中国人上了很实在的一课。血缘和乡情是真实的，可它们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立场。

一个在美国体制里成长起来的政客，最要紧的是对他的选民和他的国家负责，这是由他的身份决定的，跟他祖籍在哪里没有必然联系。这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也有启发。

不要因为对方是华裔，就天然地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也不必因为对方做了不利于中国的事，就上升到人品层面去痛骂。

看清楚他代表谁的利益、在什么样的体制里做事，比情绪化的评价更有用。

华为的遭遇，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十几年前，美国还只是用一个电话、一次审查来卡华为；后来，美国干脆动用国家力量，用实体清单、芯片禁令全面围堵。

华为没有被打垮，反而在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加快自主研发，走出了一条硬骨头的路。

这几年，华为的手机重新站稳了高端市场，鸿蒙系统的用户越来越多，昇腾芯片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美国想通过打压把华为挡在门外，结果却逼出了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中国科技企业。这大概是当年那些设卡的人没有想到的。

到了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关税延伸到芯片、人工智能等更多领域。像骆家辉这样既懂美国体制、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在两国之间的分量反而比过去更重。

他们怎么发挥作用，是推动两国交流，还是加剧对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走向。

对中国企业来说，经历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大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国际竞争中，指望别人手下留情是靠不住的。

真正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过硬的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门开着的时候，就好好做生意；门关上了，也要有本事在门外活下去。

骆家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中美关系的故事更长。我们回顾这段往事，无意翻旧账，只想提醒自己，在复杂的国际关系里，保持清醒比怀揣期待更重要。

华人、同乡、会讲中文，这些是一个人的标签，却决定不了他站在哪一边。那通十几年前的电话早已成了历史，斯普林特的那次招标也早就结束了。

可它留下的教训依然清楚：在大国博弈中，规则往往由实力书写。中国企业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实力练得足够强，强到别人设的卡拦不住，打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