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忠
一
在人的生命里，既需要物质生活的哺育，又需要精神生活的滋养。而我们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年代，却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极尽一切所能，在贫乏中汲取营养，在苦难中寻找快乐。
在我们小的时候，其文化生活是可想而知的，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更没有现代的网络和通信联络。但是，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本能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像大沙漠中的生灵一样，在文化的荒原中寻求滋养的雨露。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对一切都很感兴趣，除了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外，通过一切途径，试图探知这个丰富多彩的纷杂社会，渴望了解这个无限广大的外面世界。
由此，我的视野就是在乡村所有能获得的讯息中，才慢慢打开的。
听大人们讲故事。
人类最原始的传承方法，就是口口相传，在没有文字的社会是这样，在有了文字后的农村也是这样。我小时候的农村，长辈们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但却都能讲一些他们听到的、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而且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总会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进行“演义”，听起来很生动有趣，很有吸引力。
不过那时候，大人们总会讲一些吓唬小孩子的鬼怪故事，常常吓得我们天黑不敢出门，听到怪声就以为是鬼叫，看到黑影就认为是鬼影。
还有一些传说的故事。
我有一位叫四伯的堂叔，因我有两位堂哥在湖北房县工作，他经常去看望。房县在神农架山区腹地，四伯每次回来，就会带回一些“野人”的故事。他曾向我们讲述野人如何生活，如何在村子里出没，见到人后是如何傻笑，被人抓到后如何脱身，又如何将虏去的小孩喂养成“野孩”，等等等等，讲得绘声绘色，让我们信以为真。直到今天，仍然对传说中的神农架产生着向往，一直计划有机会去探秘这个神秘之地。
我们村更有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并且他本身就充满了故事。
这就是叫李新仁的族叔，住我们家前院。他虽然没有入过学堂，但他通过自学，略懂一些文墨，看过不少书。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四大名著上的人物和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孙吾空、猪八戒、诸葛亮、关羽、张飞、宋江、林冲、鲁智深这些人物形象。
当然，我们更愿听的，是他个人的故事。
我的这位族叔，小时候家里贫穷，没钱读私塾，但对知识渴求的愿望非常强烈，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惊险的故事。
他曾讲过自己险些被活埋的经历：
由于酷爱识字学习，他不知从哪里捡到了一支旧钢笔，常年挂在衣兜上，走到哪里记到哪里，见什么记什么。那是在1947年的时候，一次他去十多里外的张村镇上赶集，看到一条街巷子的墙上贴有宣传标语，他不管是什么内容，便又上前抄写。可就在他聚精会神抄写时，几名当地村保拥上来将他捆绑，硬说他抄写赤色宣传，是危险分子。当地村保二话不说，要将他活埋。就在他被推入深坑，准备活埋时，我们村保长及时赶来，才将他救出。
新仁叔还曾讲过在“文革”初期，他冒险抄写家族墓碑文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一片“破四旧”的喧闹声中，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家族坟园里的众多墓碑，将面临厄运。为此，他一个人俏俏躲到坟地里，一个碑文一个碑文地抄写。有些碑文因年久风化，已经很难辨认，他就脱下衣服一遍一遍地擦拭，直到辨识出大致内容为止。由此，他为李氏家族保留下来了宝贵的资料，为前几年《族谱》的形成，提供了原始素材，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仁叔自身的故事，在我们少小的心灵中，无形中产生了很大的励志作用，认识到了学习知识的迫切性，以及珍视文物、保存资料的重要性。
二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们，除了听大人们讲故事之外，还喜欢听艺人“说书”。
所谓“说书”，是我们豫西南那一带的民间艺术形式，曲种以南阳梆子、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为主。这几种艺术形式，组合简单，大多是一人说唱，以盲人居多，也可以说是盲人赖以生存的方式。
农村说书人（网络图片）
演出的道具也很简单，一般是手上一个胡弦，脚上挂一个梆子，旁边再挂一个锣钗，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演唱和演凑。
演出场地一般选择在村民们容易集中的地方，夏秋天一般在打麦场，冬春天大多在生产队的牛车库内，刮风下雨都不影响。
请说书人“说书”，大多都以生产队为单位，说一个晚上付五角钱或一瓢麦子。往往是连续多个晚上，甚至有二十天、一个多月的。
说书人往往以演义性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为蓝本，有唱段、有说白，以“连续剧”的形式，把整个故事讲下来。功底好的说书人，唱腔委婉动听，说白恰到好处，很有感染力。说书人为了增加悬念，往往在说到正热闹处，嘎然而至，然后结尾一句“要知如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人们产生继续听下去的欲望。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生产队几乎在每年冬天，都会请说书人“说书”。因为有几位叫婶婶的，是听书迷，平时到处打听那里有好的“说书人”，一到农闲时就嘲闹着要听“说书”。由于请一场“说书人”价格也不贵，每个生产队都负担得起，一场下来也就十来块钱或几十斤粮食，所以都会如愿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小孩子所盼望的。
每当“说书”的时候，我们也会早早搬个凳子，坐在大人后面，听得如痴如醉。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听过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诸葛亮火烧连营和空城计的故事、孙吾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等等等等。还有王莽辇刘秀的故事，对我印象最深。
话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期间，出生于南阳的刘邦后人刘秀，起兵反莽，举起大旗进行征讨，而受到王莽军队的追杀。刘秀在情急之下，躲藏到一片名叫“马食菜”的叶子下面，逃过一命。刘秀称帝后，封马食菜为“不死菜”。
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十分荒诞的民间传说。我们南阳盆地一带，确实有一种植物，土名叫马食菜。这种野菜生命力非常顽强，从地里拔出后放在太阳底下凉晒，多天晒不死，遇到雨水又很快可以复活。但这种野菜伏地生长，根本不可能隐藏人。可是“说书人”与我们当地人的说法完全一致，把马食菜与刘秀扯上关系，一方面演义了这种野菜“晒不死”的原由，另一方面则是称颂了刘秀作为东汉开国皇帝，老天保佑，皇位正统。
然而，“说书”本身就是演义，就是“瞎说”，我们作为孩子当时根本无法辨别，只是当故事听一听、乐一乐而已。不过正是这些说书人的“瞎说”，才引起了以后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产生了辨别历史真伪的执着。
三
当然，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电影，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吸引力更大。
中国电影在农村的广泛普及，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而这个时期，正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孩子，寻求文化娱乐的阶段。况且这种崭新的视觉艺术形式，对年少的我们这一代人，其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第一次看电影，记得是在1966年的秋天。
那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陆续在各地放映。当时我们村的行政区划还属裴营公社。一天，各村接到通知，说县电影公司要来镇上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全村人都沸腾了，都要去观看。我们这些孩子更是欢呼雀跃，不甘落后。
伟人“8.18”接见红卫兵
要知道，我们村距离公社有20余华里。但我们哪在乎路途遥远。我们几个孩子结伴，下午就出发了，赶到镇上时，已经是前半夜了，没有看到第一场。好在当天晚上是滚动放映，我们从第二场开始，滚动放一场，我们就接着再看一场，一直看到后半夜最后一场结束为止，好像看了三四遍。
当时放映的场地，选择在镇子外面一片刚秋收后的庄稼地里，很空旷，但人山人海，人们的情绪十分高涨，深深地为伟大领袖那神彩奕奕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当银幕上的红卫兵一遍一遍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时，观看的人群中也跟着一遍一遍地呼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也亲身感受到了民众对自己领袖发自内心的热爱。
当我们赶回家时，天已经放亮了。我没再睡觉，就赶到学校参加早自习了。当然到学校又成为了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谈资，让那些没去观看的同学羡慕得直跺脚。
第一次看电影而点燃起来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随着不久后行政区划的改变，我们村子划归新成立的赵集公社，距离公社仅三华里左右；又随着公社也配置了放映机，可以在街上和各村巡回放映，看电影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上世纪农村放电影（网络图片）
自此以后，每逢电影必看。无论是在公社放映还是在周边村子放映，也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是听说哪里放电影，一定会赶去观看。为此还遇到过笑话。
有一次，我们听说距离几华里外的李集村有电影，我们放学后放下书包，也顾不上吃饭，就往那里赶。走在途中，遇到杨家村在地里干活的村民就问：今晚是什么电影？对方回答：听说是“二伙山”呐。我们听后哈哈大笑。因为我们马上意识到他把名字说错了，应该是《智取威虎山》才对，这部电影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而他说的“二伙山”，是我们那一带的土语，是指那些智商有缺陷的人。是他把“二伙山”当成电影的名字了。我们岂能不乐！
在那些年，我们看遍了公社所放映过的所有电影，从八个样板戏电影版，到《地雷战》、《地道战》、《奇袭》、《英雄儿女》、《南征北战》、《保密局的枪声》等等等等，大概有几十部之多，为此我们还曾把所看过电影名称，编成一篇小作文，以此为乐。
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农村孩子的文化生活，以看电影为乐，以听“说书”为乐，以听大人们讲故事为乐，我们乐在其中，在快乐中成长。
这也正是滋养我们的阳光和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