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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2天，11400条人命。1743年7月，北京城经历了一场有气温记录以来最恐怖的高温——44.4℃。
铅和锡被太阳晒化了，背阴的墙壁摸上去都烫手。记录下这个温度的不是中国人，是一个在北京住了20年的法国传教士。
1743年那个夏天到底有多热先从一份奏折说起。
1743年7月21日，直隶天津镇总兵官傅清写了一封奏报递进了紫禁城。 原文是这么说的：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
翻译成大白话——地面上的土和石头都被烤焦了，停在港口的船上桅杆顶端的金属装饰都被晒得往下淌。 走在外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热死了。
傅清自己在天津待了多年，这种天气从来没见过。
一个在天津当了好几年总兵的武将都被吓到了。那北京城里呢？
更惨。
《续东华录》里用了一个极少出现的词来形容当年北京的天气：威暑。 什么叫"威暑"？暑热像发了威的猛虎，扑面而来，躲都躲不掉。
京城之外的华北各地同样是一片焦土。河北高邑县志记载了一段让人读完头皮发麻的文字： 从农历五月廿八到六月初六，连续八天酷热难当。就算站在墙壁的阴影里，摸上去依然像被火烤过一样滚烫。 太阳底下就更不得了了——"日中铅锡销化"。
大白天，铅和锡直接被晒成了液体。
这不是小说里的描写，是县志上的白纸黑字。
山东高青县志写得更直白：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 屋里的东西摸一下都烫手。热风一吹，朝西南方向长的树大片大片地枯死。从天津往南跑的人挤满了官道，走着走着就有人倒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
山西浮山县志记载：五月大热，走在路上的人突然就暴毙了。 在北京做生意的浮山商人也有被活活热死的。
1743年，乾隆八年。这个夏天的高温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整个华北全线沦陷。 全国共有48个地区向朝廷上报了"热灾"。
到底有多热？有没有一个准确数字？
还真有。 这要感谢一个关键人物——法国传教士宋君荣。此人在北京已经住了整整20年，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天用酒精温度表测两次温度，早上6点半一次，下午3点半一次，全部记录在案。
这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气温观测数据。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张德二，后来根据宋君荣留下的记录进行了换算。 结论是：1743年7月20日到25日，北京下午的最高气温连续6天超过40℃。
7月25日那天最高——44.4℃。
什么概念？1942年华北极端高温纪录是42.6℃，1999年是42.2℃，都比这低了将近2度。 到2026年的今天，这个282年前的纪录依然稳稳地排在第一位。
没有任何一个夏天打破过它。
九门施冰、万两白银宋君荣在寄回巴黎的报告里，有一段文字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
"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随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
注意那个词——"突然"。 不是慢慢不行的，是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坐在家里坐着坐着人就没了。
从7月14日到25日，短短12天。 宋君荣引用朝廷官员的统计数字：仅北京城区和近郊，就有11400人死于高温。 这还只是贫民区的不完全统计。富人和官员的死亡没算在内。
实际人数只会更多。
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箱。44℃高温面前，普通老百姓除了硬扛，别无选择。 水井干了，河流断流。庄稼早就枯死了。牲口成片倒毙。连喝一口凉水都成了奢望。
皇宫里是另一个世界。
清代北京有官窖23处，乾隆八年官方藏冰205700块，差不多20570吨。 紫禁城里有专门的柏木冰箱，巨大的冰块放进去，再加上香料，既清凉又芬芳——堪称古代版的"空气净化加湿制冷一体机"。
乾隆本人呢？夏天压根不在紫禁城待着，直接去了避暑山庄。
王公大臣大多有自家的冰窖。京城各衙门有工部发的冰票，凭票领冰。 有钱的商户也能花银子从民窖里买冰。
可老百姓什么都没有。
高温十几天不退，京城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往北逃，经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奔向热河、盛京这些相对凉快的地方。 路上全是拖家带口的灾民。
好多人没等走到，就倒在了逃难的路上。
消息一条条递进宫里，乾隆终于坐不住了。
紧急口谕下来：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着赏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这就是"九门施冰"。 政府差役走上街头，在九座城门内外设点，免费向百姓发放冰块、降暑药品和冷饮。 乾隆还从民窖中拨出十万额度的冰块，分配给京城各衙门确保日常运转不停摆。
光发冰还不够。
朝廷随即开仓放粮。先来一轮"普赈"——所有灾民发放一个月口粮。接着又追加了"大赈"和"加赈"。 近200万灾民当中，受灾最重的人最多可以领到半年多的口粮。同时严控粮价，严禁商人囤积居奇、趁火打劫。
乾隆还下了一道诏书。 按照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极端天灾意味着上天对帝王的警示。乾隆在诏书中承认：由于自己的过失，百姓遭受了巨大苦难。不管这话有多少真心成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安定人心的效果。
该夸的夸一句： 乾隆这一年刚当皇帝八年，32岁。面对如此罕见的天灾，调度赈灾的手段井井有条。加上雍正时期攒下的家底比较厚实，国库充裕，才撑过了这一关。
从一支温度表到气象卫星7月25日晚间，风向突然变了。东北风吹来，紧接着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十几天的极端高温，在这场雨之后终于解除了。
灾难结束，重建开始。酷暑加上连月大旱，庄稼大面积绝收，牲畜成批死亡。 朝廷陆续出台了"官家借钱养牲口""发放麦种"等扶持政策，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说。
第一个——44.4℃这个数字能被记录下来，纯属历史的偶然。 宋君荣这个法国传教士，恰好在那一年开始用酒精温度表做系统观测。记录从1743年7月一直持续到1762年，留下了250组珍贵的气温数据。 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高度评价这批资料，称其为"前清北京最早的气象记录"。
如果没有宋君荣和那支温度表，今天我们大概只能从"威暑""铅锡销化"这些文字里去猜测当年到底有多热。 正是这批量化数据，让气象学家能够精确换算出44.4℃这个数字。
第二个——中国人应对高温的智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早在周朝，官方就建了冰窖，叫"凌阴"。管冰的官员叫"凌人"，编制80人，规模不小。 到了清代，北京的冰窖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分官窖、府窖、民窖三类。西城区雪池胡同的雪池冰窖，明朝万历年间修建，保存至今。 北海边上还有皇家御用的冰窖"雪池"，专门从北海湖面采冰储存。
第三个——极端高温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孤例。 竺可桢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交替出现，热灾集中在温暖期。 南宋嘉定八年，也就是1215年，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了热灾。旱情严重到"百泉皆竭"，一杯水卖几十文钱，渴死的人不计其数。
不过跟1743年比，嘉定八年还是差了一截。乾隆八年这场高温，被气象学界确认为"中国15至19世纪最严重的高温事件"。
从1743到2026，整整282年。
当年宋君荣靠一支酒精温度表留下了北京最早的气温数据。今天，覆盖全国的气象卫星网络24小时运转， 高温预警可以精确到每一个区县。当年灾民经古北口往北逃命。今天，城市里有免费开放的纳凉点，社区会逐户排查独居老人。
当年"九门施冰"是皇帝的紧急口谕。今天高温橙色预警发出后，各项保障措施几个小时内就全部到位。
参考来源
《古时候，夏天究竟有多热》——光明网·科普头条，2017年7月24日
《古时候天热达44.4℃？古人如何应对高温天》——中国日报网，2013年8月28日
《中国"15—19世纪最严重的高温事件"——清朝乾隆八年（1743）高温》——北京日报客户端，2025年6月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气象出版社，2013年
《乾隆八年京畿地区应急体系初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