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县古城遗址在古城村，包括古城村和村东的古城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在古城遗址内修公路、挖干渠、农田基本建设、瓦窑取土、村民建房挖地基，相继发现了下仓库，大量绳纹砖瓦，大量盛有食物的陶罐，陶器残片，玉器，马衔，马蹬，青铜器，青铜箭头，青铜虎头带钩，人、马骨骸，人工加工的滚石。

据老人回忆，1963年修公路时古城村村民安丙秀挖出了一具手持青铜剑的骨骸，身旁有一副马骨架，青铜剑上交了文化馆。1974年农业学大寨时，古城村在高家围修大寨田时，村民杨更山挖出大量虑虒尖脚布币，除村民抢了一部分，剩余的由下乡干部席宽如上交给文化馆，据目击人讲，尚有16斤。同年农历10月，在南北畛建大寨田时也挖出不少虑虒尖脚布币，大部分因锈蚀而粘连在一起分不开。2009年，沟南村三架河建牌楼时，民工挖掘出数十枚虑虒尖脚布币和成白布币。这大量的遗物没有一件是墓葬中出土的，全部是散落在整个古城墙遗址内，随处可见，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

《五台县志》载：“遗址内发现大量绳纹砖瓦，各种器皿陶片，马、铜剑、裤币等，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古城垣系西汉虑虒古城遗址。”文化层是春秋战国时期，古城墙却是汉代所建，城垣内却没有汉代的任何文物出土。对此笔者产生了怀疑，多次对古城墙进行考查，并访问了古城村村民。

古城城墙原基础宽30米，1975年农业学大寨时为增加耕地面积，用炸药炸城墙时，发现中间较虚，两边坚硬，中间夯土层和两侧夯土层结构不紧密，村民杨秀海推测，城墙是分三次筑成。

经查资料，这是一种原始的堆砌式筑墙法。即在筑墙时，先在中部筑一矮墙，后在此矮墙的两侧分别积土斜夯。待筑至和矮墙同高时，再筑第二层。如此反复进行，直至筑完。城墙在修筑过程中加纵横木构件，墙体中留横插的纫木，一方面为加固墙体，一方面方便筑墙。今古城墙遗址上均有纫木腐烂后遗留的圆形孔洞。

古城墙外层为束棍夯筑法，夯层表面夯窝较浅且不规则，每束约5—7根，有直径3厘米的平底圆形夯窝，有长5厘米、宽2厘米的椭圆形夯窝。城墙中间夯窝零乱，有的夯窝圆形平底，夯窝直径6厘米，有的夯窝为锅底状，直径8厘米，深3.3厘米。显然筑墙时，有人用单棍，有人用圆形石夯，多人集体夯筑而成。

陈家庄乡王城村城墙遗址和古城墙遗址筑法基本相同，城墙中的纫木孔洞更加明显，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为此，笔者认为古城城墙遗址也是春秋时期所建。

古城村东3000米处的卢家坟、茅尾岗、北咀、皇家咀被盗的30余座竖穴积石墓，据目击者说，出土大量的青铜鼎、陶制品、陶制鼎、玉器、水晶、饰品以及青铜剑、矛、青铜镞等。古城村民尚在被盗现场拾到青铜鼎、陶鼎碎片，玉璜、玉环、玉饰片、玉龙、玉斧、金饰片、镶绿松石青铜带钩、齿贝等。专家鉴定为东周时的戎狄墓。出土的殉葬品，文物贩子鉴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村民盖房时拾到青铜箭头的张杰辩认，他拾到的箭头和皇家咀出土的铜箭头规模、形制一样。

因此，笔者认为古城遗址和阁子岭的古墓两处遗址均为同一时期。古城墙遗址内聚居的是高级贵族，死后葬于阁子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