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7日，商河县殷巷镇一处院子里的意外，让某辆涉事货车实际车主王典忠陷入两难。他雇佣的跟车人员王荣军，在装完货物后上车盖篷布时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抢救医疗费共计2190.37元。
回溯投保始末，2023年6月28日，沧州市广宏运输有限公司为冀J2J795号车投保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平安产险交通出行意外伤害保险”。该车实际车主为王典忠，车辆挂靠于运输公司，保险期间为2023年6月30日至2024年6月29日，身故保额50万元，被保险人为车辆驾乘人员。王荣军受王典忠雇佣担任跟车人员，完全符合保单载明的保障对象条件。
作为雇主，王典忠本以为此前为车辆投保的50万意外险能承担保障责任，却没想到理赔之路布满荆棘。
二、条款博弈：“没有出发点何来中途终点”王典忠提交理赔申请后，平安财险以保单特别约定第8条“本保险承保行驶过程中的驾乘意外，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运输期间为维护本保单约定车辆继续运行的临时停放期间因工作原因遭受的意外伤害事故。中途或终点装卸货物、与运输无关的事故不属于保险范围。”拒绝赔付，并称王荣军的事故发生在“装货后静止状态”，既不属于“行驶过程中”，也不属于“道路运输期间的临时停放”，因此不在保障范围内。
作为实际车主的王典忠与家属一同质疑：“货车运输是装货-出发-运输-中途-终点的完整流程，没有出发前的准备，哪来后面的中途和终点？盖篷布是运输前的必要安全工作，我投保就是为了保障驾乘人员在运输全流程的意外风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否则该内容无效，但保险公司将“出发前盖篷布”这一运输必要环节排除在保障外，本质是用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获得保险赔偿的主要权利。
为维护自身权益及对员工的保障承诺，2023年10月7日，王典忠协助王荣军家属将平安财险广东分公司及总公司诉至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索赔身故保险金50万元及医疗保险金1071.33元。同年11月16日案件开庭，原告代理人出庭应诉，平安财险总公司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2023年12月27日，商河县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以“事故发生在车辆行驶前，不属保单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为由驳回诉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5元由原告承担。王典忠不服判决，协助家属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仍维持原判；2025年，他又协助家属向济南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却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称“无法认定属保险事故”。
三、“道路运输期间”的逻辑漏洞与法律争议整场纠纷的核心在于对“道路运输期间”的界定。商河县法院认定，王荣军“装完货盖篷布时跌落，车辆静止且在行驶前，非行驶或临时停放维护车辆时的意外”，但这一认定未回应条款的逻辑矛盾——若出发前的必要准备不属“道路运输相关”，运输流程本身便无从启动。
从法律层面深入剖析，保险公司的行为多处涉嫌违法。首先，《保险法》明确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出发前盖篷布属运输必要环节，完全符合货车运输行业对“运输相关工作”的通常认知，而保险公司将“整理篷布”强行限定在“运输途中临时停放”，属于刻意作出不利于被保险人的限缩解释。
保单中虽有“投保人确认收到条款并知晓免责内容”的格式化声明，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需“作出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王典忠质疑，运输公司批量投保时，保险公司并未针对“道路运输期间不含出发前准备”这一特殊界定进行单独、详细的解释，仅凭格式化声明难以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更关键的是，条款本身“无出发点则无中途终点”的逻辑缺陷，与他投保“保障运输全流程风险”的初衷完全相悖。
四、结语两年维权下来，王典忠身心俱疲。作为实际车主，他为王荣军投保意外险本是履行雇主责任、给员工一份运输安全保障，也是为自己规避经营风险，没想到关键时刻保险却完全“失灵”。
保险的本质是“分散风险、互助共济”，但在这起案件中，保险公司却利用格式条款违法规避责任；而货车跟车人员的工作本就涵盖装货、盖篷布、运输等全流程，这些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保险公司将“出发前盖篷布”从“维护车辆运行”的情形中剔除，既不符合货车运输的实际场景，也背离了投保人“保障运输全流程风险”的合理期待，其通过违法条款减轻自身责任、剥夺家属理赔权利的行为，理应受到曝光和监管部门的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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