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长顺,今年五十二,在村东头路口开了二十多年小卖部。村里谁家娶媳妇、谁家办丧事、谁家半夜吵架摔了碗,多半都得从我门口过一遍。我媳妇说我嘴碎,其实我不传话,我就是眼睛看着,心里记着。
今天要说的这个女人叫周春梅。她娘家在五里外的柳树屯,一九九八年嫁到我们村,嫁给赵大勇。那年她二十,梳着一条大辫子,穿一件红棉袄,坐在拖拉机的斗里,一路笑着进来,冻得鼻尖通红。
赵家在我们村算中等人家,三间瓦房,院子里一棵老槐树。赵大勇他爹死得早,家里就剩他妈王桂英当家。王桂英那个人,嗓门大,走路带风,村里分红薯她都能站到最前面挑大的。她给儿子娶媳妇花了六千块彩礼,另加"三金",心疼得在街上念叨了小半年。
春梅陪嫁过来一台熊猫彩电,还有一辆飞鸽自行车。那彩电在当年是稀罕物,头一个月,晚上半个村的人都挤到赵家院子里看电视,看《还珠格格》。赵大勇蹲在门槛上,笑眯眯地给人递烟,那是我见过的他最精神的几个月。
日子是从饭桌上开始变味的。
赵家有个规矩,媳妇不能上桌。王桂英说这是老礼儿,她在她婆婆那辈就是这么过来的。春梅做好了饭,得先给婆婆和男人盛上,自己端着碗在灶台边蹲着吃。有一回我送货过去,看见她蹲在那儿,碗里就一点咸菜,我随口说了句"咋不炒个鸡蛋",她抬头笑了笑,说"留着下蛋卖钱"。
第二年她生了个闺女,叫赵小娟。
王桂英在产房外面听说是个女孩,扭头就往回走,一路上没说话。春梅月子里,她就煮了三天小米粥,后来就自己下地干活去了,说"地里的玉米不等人"。春梅自己烧水,自己洗尿布,腊月里手背裂得跟树皮一样。这些事她后来跟孙二柱提过一次,我在旁边听见了,她说那天水管子冻住了,她砸了半天的冰。
再往后,王桂英天天念叨"得生个儿子"。二〇〇二年春梅又怀上了,五个月的时候,王桂英托了镇上医院的熟人去看,回来脸就黑了。她逼春梅去引产,春梅不去,两个人在院子里吵,王桂英坐在槐树底下拍着大腿哭,说赵家要断后了。
春梅跑回柳树屯躲了两个月。最后孩子还是没保住,在娘家那边流掉了,落了病根,之后再没怀上。
这事以后,赵家的天就彻底阴了。王桂英嘴里的"不下蛋的鸡"、"白吃我家三年饭"这类话,隔着两道墙都能听见。赵大勇呢,是个闷葫芦,会砌墙会抹灰,一天不说三句话。他娘骂他媳妇的时候,他就蹲在院里抽烟,一句话不接。
二〇〇三年开春,王桂英把话挑明了:离。
春梅问赵大勇:"你也这么想?"
赵大勇低着头抽烟,抽完一根,说了两个字:"听我妈的。"
那天下午,春梅一个人走到我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纸巾和一瓶汽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口一口喝完,没哭。我记得那天有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离婚办得很快,春梅净身出户,衣裳装了一个编织袋。闺女留下了,王桂英说赵家的种不能带走。春梅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小娟才三岁,正趴在门槛上玩一个塑料娃娃。
那年秋天,媒人刘婶给春梅说了个人,就是我们村的孙二柱。
孙二柱养牛,一九九九年他媳妇得了病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孙浩,那年八岁。他人不坏,就是话少,脸上有一道小时候被牛角划的疤,看着凶。刘婶领着春梅去他家那天,我正好在他家买鸡蛋,看见春梅进门先看牛棚,又看灶屋,末了问了一句,孩子吃饭挑不挑。
孙二柱说:"挑,就爱吃鸡蛋。"
春梅说:"那好办。"
王桂英听说这事,跑到孙家门口骂了半下午,骂的那些话难听,我这辈子都不好意思往外学。孙二柱把院门一关,从里面插上,任她在外头喊,一句没回。
二〇〇四年正月,春梅改嫁进了孙家。没摆酒,就请了几桌近亲。那天她穿了件藏青色的外套,头发剪短了,站在院门口给来客倒茶,安安稳稳的。
同在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头两年,王桂英跟春梅在集上碰见,故意往地上吐唾沫。春梅也不还嘴,绕开走。赵大勇更躲,远远看见孙家的牛车就拐进胡同。
可日子这东西,是自己过出来的。
春梅到了孙家,把牛棚重新收拾了一遍,又养了三十只鸡。二〇〇六年,她生了个儿子,取名孙磊。孙二柱那阵子高兴得不行,见人就散烟,走到我这儿买了十斤猪肉,说要包饺子。
二〇一〇年,春梅在自家院里支起石磨做豆腐。头一年蹬三轮车串村卖,后来镇上超市要货,她把西屋改成作坊,添了机器,雇了两个人。孙二柱把牛卖了大半,买了辆小货车跑运输。前年我进他们院拉货,看见院里铺了水泥地,靠墙码着一排豆腐筐,干净得能照人。
再说赵家。
赵大勇离了婚,那年三十。王桂英一开始不急,说凭我儿子的手艺,还怕找不着?二〇〇五年媒人介绍隔壁村一个寡妇,要三万彩礼,王桂英嫌贵,说"二婚的还这么金贵",黄了。
二〇一〇年,行情涨到八万。赵大勇在外头干了一年瓦工,攒下四万多,钱在他娘手里攥着。他跟王桂英提了一回,王桂英说那是留着养老的,娶媳妇再想办法。
二〇一五年,彩礼涨到十二万,还得有车。二〇一六年王桂英中风,躺了半年,花了三万多。赵大勇把话咽回去了。
二〇二〇年,村里娶一个媳妇,十八万八,县城要有房,车要新的。赵大勇那年四十二,蹲在我门口抽烟,问我:"长顺,你说这钱,是给闺女家的,还是给媒人的?"我说:"都有。"他哦了一声,抽完就走了。
就这么着,一年一年地过,他就成了光棍。
他闺女赵小娟是我看着长大的。那孩子话少,像她爹。二〇一六年考上大专,学费八千,王桂英说女孩念那么多书干啥。春梅知道了,托刘婶捎过去一万二,孙二柱也跟着添了两千,一句没说。
小娟结婚那年冬天,我随了礼去吃席。春梅和她男人坐在东边第三桌,赵大勇坐在西边,两人中间隔了两个空位,一顿饭谁也没跟谁说话。散席的时候下雪,春梅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赵大勇正蹲在台阶上,低着头不知道在干啥。
二〇二一年冬天,王桂英走了。出殡那天,春梅去了,在灵前鞠了三个躬,随了三百块钱礼。村里人当时都盯着看,有人说她大度,也有人说她是来出气的。我看着她,觉得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像来做一件该做的事。
如今赵大勇五十一了,头发白了一半,还在村里给人家盖房当小工,一天一百八。干完活回来自己烧水做饭,那个院子还是老样子,瓦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一年比一年少。
上个月他到我小卖部买烟,五块钱一包的红塔山,他拿起来看了半天,问:"涨了?"
我说:"涨了五毛。"
他从裤兜里掏钱,手背上全是裂缝和水泥灰。我找钱的时候,看见他往孙家豆腐坊的方向瞟了一眼——那边院门口正停着一辆小货车,春梅在车上搬筐,孙磊在旁边扶着。
他什么也没说,拿着烟走了,背有点驼。
我坐在门口那把旧藤椅上,看着他的背影。村里人背地里议论了几十年,说周春梅命硬,说赵家福气薄。我心里明白,那女人一点不硬,她当年蹲在灶台边吃饭的时候,碗里连个鸡蛋都舍不得。是赵家把一个肯蹲着吃饭的人,硬生生撵出了门。
我们村现在还有七八个四十上下的光棍。前年我一个远房侄子相亲,人家开口要二十万,我嫂子在电话里哭了半天。我挂了电话,坐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想起九八年那台熊猫彩电,想起那个坐在拖拉机斗里笑的姑娘,心里挺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