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最有智识、最具道德感、最能担大任的顶级精英，一定在体制内，毋庸置疑。这不是简单的双选，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的求官，而是国家机器运行的必然。组织不仅提供了资源调配的最优解，更构建了提能励为的广阔平台，当组织将资源向关键平台倾斜时，他们便拥有了直接推动历史进程的能力，而身处其中的佼佼者，正是最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平台来最大化公共利益的人。实践证明，唯有在这样的平台上，个体的才华才能得到最大的释放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统一。

接触可知，他们隐忍、克制、妥协，善于在既有秩序之上通权达变，因此往往能将个人才智与国家命运紧密捆绑，在复杂局势中运筹帷幄，以制度化的理性消解个体的情绪化冲动，这种集体主义的基因，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峻的清醒以及对长远发展的执着坚守，这正是大国治理得以行稳致远的密钥所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体制就是坦途，这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与严苛的考验。在这个平台上行走，必须时刻紧绷神经，既要洞察宏观大势，又要应对微观现实；既要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情怀，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在这种高强度的磋磨中，精英们不会被眼前琐碎所裹挟，也不会因个人得失所动摇，反而会在不断的试错与反思中锤炼出更为坚韧的心性与更加高超的政治智慧。大家基本都是读书上来的，为什么后期发展会存在较大分野呢？

根本原因是悟性不高、水平不够，达不到相应的文化素质，没有突破客观条件限制的主观可能性；次要原因是起点太低、资源匮乏，难以博取增才长干的入场机遇，自身气运不足以支撑下一步发展。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在外真混不下去就回家考个编的”，我也只能是摇头表示无奈。现实中，获取编制是很难的，未来考公考编也只会是越来越难。所谓“回家考个编”，不过是个体在面对外界排斥时的被动退缩，是对自身局限性的某种消极承认。一句话，体制内不是大家的下限，反而是很多人发展的上限，混不下去才考公，这是很荒唐的说法。

电影《鹿鼎记》中有段有趣的对白。陈近南对韦小宝说，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都是对的。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陈近南的政治水平是很高的，清楚地知道用什么要的话术笼络什么样的人心，即便是对待韦小宝的这样活泛的人，一样能够找到利益共同点，然而他又是孜孜不倦地践行自身理想，这就是水平。拿电影说事，主要是想说，大家读书求学，都习得了一整套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东西拿来做学问没问题，重要的是正确指导实践。有用的东西，书中不会直接展示，只会告诫我们“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做决断，才不足以遭人驭使，强不足以守定心志”，这便是说，一个出色的公职人员，要比修习学问的人多出许多心性方面的苛求。那些能在纷繁复杂现实中找准定位、主动破局者，早已超越了学历光环的限制，他们将书本上的知识内化为服务发展的智慧，在解决实际难题的过程中淬炼出不凡的公职人员气质，这是很多体制外的人做不到的。体制诚然有各种“不好”，但它终究是“好”的附属品、衍生物，概括不了全局。体制外的人说它不好，是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体制内的人说它不好，大半没有如愿，眼里只有“做事”，目中容易“无人”，精于业务者，往往疏于人心，根本还是水平不够。明白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体制对人才的重要性。没有体制这个平台，就犹如火车没有铁轨，想做事，想做成一些大事，非得走上正轨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