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地下党组织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军覆没。

多年以后，当最后一名幸存的地下党员刘青石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的声音里满是遗憾和痛苦。

他说：若朱枫按我的方式撤离，吴石不会牺牲，蔡孝乾也不会有事。

刘青石口中那个能救下朱枫、吴石和蔡孝乾的方案，到底是什么？

1940年的基隆港，17岁的刘青石第一次尝到了牢狱的滋味。

那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教育”的第3年，刘青石和三个同学揣着从中药铺偷来的砒霜，趁着夜色溜进日军食堂，把砒霜偷偷拌进了咸菜缸，打算毒死日军。

但是计划败露了，刘青石被按在审讯室的铁床上，宪兵把浸满辣椒水的棉花塞进他的喉咙，又用皮鞋踩他的手指，逼他说出同党。

在濒死的窒息感里，刘青石听见自己破着音喊：“愿做中国最后一兵一卒，不做倭寇的狗！”

就这样刘青石蹲了大牢，这一蹲就是五年。

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那天，22岁的刘青石摸着牢门的铁锈，以为熬来了真正的天亮。

可没等他喘口气，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皮鞋就踏遍了基隆的街巷。

士兵闯进商户家里抢绸缎，把反抗的渔民捆在码头的铁柱上暴晒，连街边卖糖粥的小贩都要被搜刮走最后一个铜板。

“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在街头巷尾流传，刘青石攥着拳头，突然觉得这“光复”，不过是换了另一群人欺负百姓。

1947年“二二八”事变的血雨，彻底浇灭了刘青石的幻想。

基隆运河上漂浮着一个个装着遇难者尸体的麻袋里，只因为他们给予了抗议的学生几分善意——哪怕只是递了碗热汤，就被枪杀了。

刘青石攥着菜刀就要冲出去，同乡吴克泰死死拽住了他，说有位“走过长征的大人物”想见他。

在台北大稻埕的一间阁楼里，蔡孝乾握着刘青石的手说“台湾的解放要靠本地人”，这句话像团火，烧得刘青石当即咬破手指写下了入党誓词。

因为熟悉地形，刘青石成了蔡孝乾的“活地图”，每天走街串巷传递情报。

地下党与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情报、资金等，全都由刘青石负责秘密传递。

情报就藏在刘青石跑单帮的货郎担里，资金就缝在他麻布鞋的鞋底。

1949年深秋的码头，吴石第一次把防御部署图塞进刘青石的茶叶盒。

这位国民党军参谋次长摸着刘青石货担上的“福禄寿”商号印章，低声说：“这枚章比我的中将肩章还金贵。”因为它承载的是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1949年10月底，金门战役失利的消息像块巨石砸进台湾海峡，国民党当局因战事受挫掀起的白色恐怖如潮水般漫过全岛。

街头的特务岗哨成倍增设，每户人家都要接受“联保审查”，基隆港的民用船舶全被贴上封条，连卖菜的小贩都要被盘问籍贯。

此时的刘青石正因送情报滞留在香港，却接到了香港党组织的紧急指令：

立即返台，务必在10日内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转移至香港，同时协助完成任务的朱枫一同撤离。

出发前，刘青石秘密联系渔民改装了一艘渔船，船底焊了暗舱，足够藏下3名人员。

刘青石打算用走私蔗糖的名义，将他们先转移去香港。

还特意在船舷画了三只海鸥——那是地下党“安全撤离”的暗号。

可1950年1月从香港返程时，战友万金光带来的消息让刘青石浑身冰凉：朱枫已经拿着吴石签发的通行证去了舟山，因为“她觉得官方证件比民间路子更稳妥”。

更棘手的是蔡孝乾，他熬不住酷刑已经投降，不仅供出了常去交接情报的茶馆地址，还暴露了朱枫的行踪。

2月下旬，刚抵达定海的朱枫被抓捕。3月2日，吴石与其副官聂曦、战友陈宝仓相继被捕，特务在吴石家中搜出了给朱枫办通行证的存根，铁证如山。

后来刘青石接受采访说：

“朱小姐（朱谌之）要照我的路走，就没事了，朱小姐一脱离，吴石也没事了，蔡孝乾恐怕也没事了，台湾局势整个就变了。”

但当时，刘青石没时间想这些，报纸的角落里还登着更刺眼的消息：

帮刘青石联络渔船的何荣全一家五口全部被抓了，消息旁边配着何家孩子哭嚎的照片，还印着“窝藏共匪者同罪”的通告。

刘青石攥着报纸的指节发白，他知道蔡孝乾的叛变已经撕开了整个地下组织的防线，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花莲月眉山的乱葬岗成了最后的藏身地，四个同志挤在塌了一半的坟洞里，尸骨堆上铺着捡来的破麻袋，夜里能听见山风卷着野狗的嗥叫。

他们每天只能靠偷供桌上的冷饭团活命，实在饿极了就扒树皮、喝雨水。

绝望先于特务的搜捕找上门。逃狱的狱友带来口信，刘青石的妻子林雪娇被抓后，特务当着她的面毒打5岁的儿子，她扛不住酷刑，不仅供出了老战友唐志堂的藏身处，还带着特务挖出了刘青石埋在老槐树下的情报扁担。

那个曾和他一起蹲过日本监狱的女人，终究没能熬过特务的折磨，但刘青石实在没法怪妻子，特务们毫无人性，妻子在大牢里还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可怕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熬到1954年中秋，战友吴敬堂实在熬不住了，说妻子带着孩子在台北街头乞讨，要下山看看。

刘青石拦不住，只能塞给他半块干粮，可吴敬堂刚下山就叛变了。

3天后，吴敬堂带着特务找到了乱葬岗，还押来了刘青石的父母和小弟。

特务们将刘青石押进牢房，母亲抓着他的胳膊哭骂“你害死全家”，父亲却趁特务不注意，塞给他一个红薯，低声说“你死了谁报仇”。

那天夜里，中统特务郭维芳向刘青石提出条件：

以“赴大陆搜集情报”为名前往广州，利用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事成后就释放他的父母与弟弟，否则就把他的家人都送到绿岛监狱里去。

刘青石看着掌心父亲塞来的红薯，薯皮上还留着父亲的牙印，他忽然明白父亲此前“活着才能报仇”的深意：

这是他唯一能回到大陆、向组织说明真相的机会，哪怕前路是特务设下的陷阱。

刘青石摸了摸贴身藏着的青霉素瓶，里面是父亲偷偷给的氰化钾，心里暗下决心：若真被胁迫干出危害大陆的事，便以死明志。

1956年在广州上岸时，刘青石第一时间就找公安部门坦白，主动交代了台湾地下党覆灭的全过程，趴在桌上写了整整40天的材料。

从蔡孝乾被捕叛变到妻子林雪娇供出唐志堂藏身处的经过，连吴石给的茶叶盒上有三道裂纹都写得清清楚楚，生怕有遗漏。

可等来的不是信任，是长达4年审查。审查期间，刘青石被限制行动，却始终难以打消组织疑虑。

1960年刘青石被送到河北的农场劳动改造，他要和其他受审人员一起挖渠、种粮，每天要扛着20斤的锄头走10里地。

每月30块的生活费，刘青石总攒下一半，托人打听台湾家人的消息，却始终杳无音信。

直到1979年四哥从日本寄来信：母亲已经病逝了，临死前还在摸他小时候穿的棉袄，而妻子林雪娇已经改嫁了，带着儿女去了美国，不再提过往。

刘青石攥着信纸反复翻看，指尖因用力而发白，信纸边缘被磨得起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等到1978年，在农场劳动了22年的刘青石被调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日语，当时他已经56岁了。

手指已经伸不直了，握粉笔时总在黑板上留下颤巍巍的痕迹。

有学生问他“为什么懂这么多闽南话和基隆港的走私路子”，刘青石只是摸了摸虎口的疤，那些与地下党工作相关的过往，他不知该如何向学生解释，也不愿再触碰那段痛苦的记忆。

1985年刘青石通过侨务部门联系上了在美国的儿女，赴纽约见面。

见面时，女儿盯着他磨破的袖口，突然哭了：“同学说我爸是叛徒，我恨了你20年。”

面对女儿的哭诉，刘青山不知该说些什么，因为多数档案都还未解密，只能反复解释“你妈是被逼的，爸没叛变”这句话翻来覆去地说。

临走时，女儿留给他一张家庭合影，照片里林雪娇身边站着陌生男子，刘青石将照片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一路攥着，直到指尖发麻。

1990年的一个雪天，唐志堂的儿子唐小兵找到刘青石的办公室，指责他“妻子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正当两人争执时，唐志堂的遗孀陈玉枝赶来，轻声说道：“老唐被捕前曾跟我说，小刘是可靠的同志，别误会他。”

这句话让刘青石红了眼眶，多年来，他始终因唐志堂的牺牲深感愧疚，陈玉枝的澄清，是对他最大的慰藉。

两年后，刘青石主动找到陈玉枝，提出“以后由我照顾你”，两人随后登记结婚。

婚后的10年里，他们从未过多提及过往的伤痛，只是相互陪伴：刘青石会帮陈玉枝买菜、做饭，陈玉枝则在他整理旧材料时，默默递上一杯温水。

2003年，陈玉枝临终前，握着刘青石的手说“这十年，我总算能睡踏实了”。

刘青石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回握她的手，他知道，这份陪伴不仅是对陈玉枝的慰藉，也是对自己内心愧疚的一种弥补。

2005年，刘青石病逝，临终前仍惦记着未解密的“吴石案”档案，不时用指尖摩挲吴石的旧照片。

学生在整理刘青石的教案本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用铅笔抄录着吴石的绝笔诗，末尾用小字写着“若当年海鸥飞起来，该多好”。

“海鸥”是刘青石当年为撤离朱枫的渔船设计的暗号，这个未能实现的计划，成了他毕生的遗憾。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坟头的草枯了又青，运河的水涨了又落，还有那些年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变成了碑。

参考消息：

【1】陕西工人报——《刘青石：潜伏者“余则成”的真实结局》

https://www.sxworker.com/wh/wenxue/2015-01-06/340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