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龙，1921年8月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2月，参加“二·七”大罢工遭湖北政府通缉，同年7月由谭平山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初，奉调广州任前苏联顾问鲍罗廷英文翻译；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7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特别区党部，他以学生代表担任第一届执委，5人执委包括:蒋介石、陈复外、李之龙、金佛庄、严凤仪；11月毕业后留军校政治部，协助主任周恩来工作。1925年10月，被任命为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黄埔生第一个）；1926年1月，海军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28岁的李之龙升任代理局长，并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黄埔生第一个中将，也是中共党员中最早被授予国军中将军衔的人，那时周总理是少将） 可见蒋中正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但此时，有一个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很不服气，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十分信赖的，广东海军资深将领陈策。陈1922年被孙中山委派为长洲要塞司令，1923年任广东海防司令，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视他如亲子，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对他也颇为倚重，但蒋对他敬而远之。然而陈策竟然成了几年之后李之龙的掘墓人。当时的李之龙，春风得意，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有足够的资本抗衡这些地头蛇，蒋介石、汪精对他青睐有加，我党更是把他当成未来的希望重点培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碰上了陈肇英走私案。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是蒋介石结拜的把兄弟及亲信。他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走私活动（如贩私盐），被李之龙查获并上报国民政府，导致陈肇英被撤职查办。案件处理过程中，老蒋出面讲情被李拒绝，这使老蒋对李产生极大不满，成为后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之一。
“中山舰事件”，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在1926年写的报告中称：“18日午后6时半，商轮安定遭到劫匪抢劫，让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接到命令后，因为本校无船可开，就请驻省办事处派船应急。”而这通应急电话是办事处的雇员王学臣接到的，据王学臣事后陈述：“当即报告给欧阳钟股长，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欧阳钟当晚就赶到海军局办理调舰事宜。由于当时李之龙外出，作战科长邹毅就留下了一封信函给李之龙。函中写道：奉上级命令，命海军局即派两艘得力军舰开赴黄埔，听候校长的调遣。我已经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就在中山、自由两舰中决定。李之龙当晚回家后，随即到对面的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家中商量。
因为自由舰才从海南回来，机件损坏还在修理中，于是便决定派中山舰前往，李之龙当即下令给该舰的代理舰长章臣桐。19日9时，中山舰抵达黄埔，章臣桐立即到军校报到。蒋介石得知后很惊讶，因为他没下过这个命令。下午，李之龙听说苏联顾问团想参观中山舰，就打电话问蒋介石能不能把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同意，于是中山舰当晚返回广州。但此时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上中山舰，把他送到苏联去 。3 月 20 日凌晨，蒋介石和幕僚经过一夜紧急磋商后，突然宣布广州全城戒严，由陈肇英带队去广州文德楼李之龙住处将其逮捕，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同时派兵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还包围了苏联顾问团的住处，监视顾问行动 。而在黄埔军校，驱逐了250名共产党员，取消了党代表制度 。
事件发生后，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十分气愤，又无力制止，一气之下称病出走，去了香港。蒋介石扫除了一个最大的政治障碍 。之后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和各方压力，下令拿办肇事者，陈肇英被撤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并被限期离开广州。对于中山舰事件，我党领袖陈独秀主张隐忍和退让，在党内给予李之龙“留党察看”的处分。李知道后大感失望，心灰意冷之下做出了一生中最为失策的决定，登报声明脱离我党:“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李之龙在被关押了3个月后获释但被免职，他之后进入北伐军总政治部，在邓演达手下工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之龙公开发表 《“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向世人揭露“中山舰事件”真相，公开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这期间他曾想重回组织，但是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批准，于是流亡日本、香港。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准备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136号的住所，再度被捕。次日，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立即打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工作的李济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来，但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判处李之龙死刑，于2月8日将其在黄花岗执行枪决。李被杀时年仅31岁。
1951年，李之龙家乡湖北的亲属提出申请，要求追认李之龙为革命烈士。之后中南民政局的正式复函说明，不能予以李之龙烈士称号，也不能给其家属烈属待遇。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李之龙是中了反动派的圈套，他被抓捕与革命没有关系。第二，李之龙在被捕后，写了退党声明，并公开发表。第三，李之龙被杀并不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他的死纯粹是国民党内部矛盾，与“革命”无关。时间到了1982年，原中顾委委员杨献珍，在研究党史时，注意到了李之龙这个案子。他觉得，当年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了。他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希望能重新调查李之龙事件。黄埔一期的李奇中将、聂荣臻元帅、还有当年在广东组织部工作过的饶卫华等人，都站了出来。
他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和证词。聂帅的证明尤为关键。他证明，李之龙当年脱党，是在遭受了巨大冤屈和被组织错误抛弃后，一种极度失望下的个人行为，并非投敌变节。他后来的一系列反蒋行为，以及最后试图策动起义的壮举，都证明他始终心向革命。1983年，经中央批准，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李之龙为革命烈士。此时，距离他被枪杀，已经过去了55年。他的墓，被迁入了武汉市九峰山革命公墓。但公开资料还表明1953年，中央南方慰问团到广州，慰问了李之龙的遗孀潘慧勤和两个女儿，广东省给李之龙颁发了烈士证书。因此，李之龙应该拥有广东省和湖北省的双烈士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