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深圳市委政法委、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让“AI进入法庭”这件事有了一份可以逐项核对的实务清单。
这是一份白皮书，不是司法解释，也没有给机器创设裁判权。它记录的是深圳法院自2023年起建设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到2024年6月在民商事案件中全面应用，再到2026年引入智能体的过程。放在全国法院的背景里看，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早已划出边界：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供参考，裁判权始终由法官行使，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深圳白皮书值得读，正因为它试着回答了这条原则怎样落实到系统和流程里。
想象一件材料不少的买卖合同纠纷。合同、聊天记录、付款凭证一份份进卷，法官开庭前要找出双方到底争什么。深圳的系统先做立案材料审查、阅卷摘录、证据与事实对应、庭审提纲、知识检索，等法官确认争议焦点、证据采信和结论后，再辅助草拟裁判文书。报告称系统已覆盖民事、行政、刑事主要案件类型。这里的变化是，AI不再是临时打开的一个聊天框，而是嵌在办案流程里的辅助工具。
截至2026年8月31日，白皮书统计：系统累计辅助阅卷60.9万件、辅助庭审26.9万次、辅助撰写文书67.8万份，深度应用于超过70万宗案件；法律知识服务累计调用2274.6万次。报告还列出，上诉率、改判发回重审率分别下降48%、65%，法官人均月结案数较系统上线前提升60%。这些数字说明系统已经规模化使用，不能直接把全部质量和效率变化都算在AI头上。同期还有专业化审判、管理机制和人员使用习惯的调整，白皮书没有提供足以剥离这些因素的对照研究。
最容易引起误会的是“辅助撰写文书67.8万份”。这不是67.8万份判决由AI自动作出。白皮书写得很清楚：系统可以根据法官已确认的事实、争点和结论生成初稿，但不允许跳过法官的判断“一键生成”最终裁判。证据采不采、法律怎么用、判项怎么写，仍须法官逐项决定。技术越能把文书写得顺畅，人工审核就越不能只看文字是否顺畅。
深圳的下一步，是让智能体跟着案件流程走。报告提到，民商事案件已设计5个阶段、18个环节、140个业务场景，并梳理近500个案件状态的700多项触发条件。送达、排期、材料缺漏、文书入卷这些节点，系统可以主动识别并形成待办卡片；法官确认后，才由系统推进相应操作。首个流程驱动智能体版本于2026年9月上线，仍在根据使用反馈迭代。它把AI从“回答问题”推向“执行任务”，也把权限越界和错误连锁放大的风险带进了审判系统。
白皮书附录的《司法领域智能体技术应用指南V2.0》列了四条禁止事项：不得转授裁判等决策性职权，不得注入未经治理的数据，不得使用未经认证的技能，不得越过安全护栏。卷宗本身可能带有虚假法条，扫描件也可能藏着诱导系统行动的指令。系统一旦能调用工具、写入文件，问题就不只是“回答错了怎么办”，还包括“它读了什么、动了哪里、谁批准的”。深圳的做法包括专网部署、工具白名单、权限隔离、运行留痕以及关键节点人工确认。
我更在意另一个细节：报告一处说权威知识库可以杜绝编造法条和案例，附录却明确写明“大模型幻觉无法完全消除”，即便系统附了权威链接，法官仍须核对法律依据、事实陈述和推理逻辑。两处并不矛盾。来源是真的，不代表模型转述准确，更不代表引用的规范对本案有效。附录还给了一个例子：一份检索报告把当事人答辩状里夹带的旧《合同法》表述，写成了《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内容，最后靠人工打开权威来源才发现。
对当事人和律师来说，将来最直接的变化也许发生在庭前。白皮书设想在线平台先整理诉辩意见、证据目录和争议焦点，再交给当事人确认、补充。这仍是愿景，不等于目前每个案件都已这样办理。真到了这一步，双方是否能看到同一份归纳、能否指出系统把单方陈述写成“无争议事实”、补充材料能否进入法官视野，都会影响程序参与的实际质量。代理人提交证据时，也得把来源、形成时间、证明目的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说清楚。系统生成的摘要如果漏掉一笔还款、一条反向聊天记录，越早指出越好。
资料来源：用户提供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圳实践》电子版；深圳市政府关于白皮书发布的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