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关于国内外研究元史的情况及其他几个问题
(一)国内外研究元史的概况
近年来,研究元史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这一套学问是清朝末年西北舆地之学(或称西北地理)的继续和发展。
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这和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有关系。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边疆问题一天一天多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了解外国情况,了解边疆问题。这许多地方在历史上的情况究竟怎样?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于是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新风气。
我们先从徐松(1781年—1848年)讲起。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1805年)以进士入翰林。后来在湖南做主考。有人控告他犯罪,充军到了伊犁。出关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常常骑着马,带着画了方格的小册子,根据所到的地方把山川曲折画成很简单的地图。每一方格表示若干里。在充军新疆的几年中他亲身到过不少地方,后来写了好几部有关新疆的书,直到今天还很有用。一部是《西域水道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裁。在书中记载着每一条河流经过什么地方,有什么城市,把各代(包括元代)历史事实也组织进去。这部书写得很好,直到今天,在研究新疆历史地理和考古时还是很有用的。另一部《汉书西域传补注》,说明汉代西域各国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哪些城市。对于《汉书·西域传》的研究,能够超过这本书的还不多。此外,他还写有《新疆赋》。
徐松的门下士中最著名的是沈垚(1798年—1840年)。沈垚字子敦,号子敦,乌程人,贡生出身,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精通历史地理。徐松也爱好地理。沈垚就住在他家里,写了很多文章。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有《落帆楼文集》《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等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钱大昕、段玉裁游苏州玄妙观时,从《道藏》中找出来的。这部《西游记》记载山东登州道士丘处机率领弟子到中亚兴都库什山见成吉思汗的经过。金山以西的地理,徐松曾加以研究。沈垚在《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中专释蒙古地区的地理。沈垚到北京前,曾当过沈曾植父亲的家庭教师。后来沈曾植在年轻时候就对西北地理很留意,或者就是受到沈垚的影响。
比沈垚稍晚一些的有张穆(1805年—1849年),著有《蒙古游牧记》。此书以地理为纲,以历史为纬,把历代的有关史事分别抄录在蒙古各旗的下面,是研究蒙古地理不可少的参考书。
与张穆同时的有何秋涛(1824年—1862年),著有《朔方备乘》《圣武亲征录校正》。何秋涛将北方地理书籍及他本人所做的考证辑在一起,成一部相当大的书,送给皇帝。皇帝赐书名为《朔方备乘》。
此外,还有龚自珍(1791年—1841年),他是段玉裁的外孙。儿时,段玉裁就教他背诵《说文·部首》。但是,他壮年时所研究的问题和他的外祖父完全不同,他写了《蒙古声类表》等文章。乾嘉时期,封建社会的学者瞧不起少数民族的文字,只重视古代汉语的音韵训诂之学。但是他们的下一代龚自珍就大不同了,他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字,不仅懂蒙古文,还通藏文和维吾尔文。时代变了,有远见的学者所注意的问题、所研究的对象也变了。
和他同时的还有魏源。我们知道,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为了了解世界情况,立刻派人到澳门去买外国书籍报纸,把他认为必要的译成中文,借以了解外面的情况。魏源和林则徐是好友,魏源根据林则徐收集的一部材料编为《海国图志》。魏源认为元朝的版图在西北很广阔,仅仅根据中国的史料还不足以说明元代的基本史实,因此发愤重修元史。《元史》是明代的官书。书成后很多人对它不满意,但也不敢重修,不敢提意见。所以在明代只有《元史续编》《元史补遗》之类的著作。清初邵远平写了《元史类编》一书,此书又名《续弘简录》。因为他的曾祖邵经邦曾著《弘简录》,想续宋代郑樵的《通志》,但是没有力量续这本书的“二十略”,只有纪、传二体。邵远平的书只是想续曾祖的《弘简录》,还不是想重修元史。
第一个重修元史的是钱大昕(1728年—1804年),据说他的《元史稿》共一百卷。1905年—1906年时,日本岛田翰到江南访书。在《访余录》中说:1905年时还亲眼见到钱大昕的书,有二十八册,但是已经不全了,前二十五卷缺了。既然在1905年时还能够见到这部书,因而很多学者认为这部书将来很可能被发现。目前留下的只有《补元史氏族表》和《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是把元代的蒙古人、色目人的世系列成表,好像家谱。旧《元史》没有经籍志,《元史艺文志》就是这一部分的补充。这两书都是《元史稿》的一部分,但是全书没有刊行。
写成了书,而且流传到今天的,最早的就是魏源的《元史新编》。当时已经有一些欧洲的书籍译成汉文。魏源是非常注意西方事物的,于是把一些欧洲的材料搜罗在自己的书里。今天看来,有很多东西没有意思,因为他所依据的,大多是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普通著作,如莫里逊的教科书等。但是在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读这样的书,并且敢于采用外国的材料,已经是很特殊的人物,就算是了解了外国的人。
以上所谈的这批人物和著作多半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侵略中国,边疆问题日益频繁。许多人就注意边疆地理,同时还涉及边疆历史,于是就写出了这些东西。
鸦片战争以后,1861年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各国的公使,因而元史研究的进步,速度就更加增加了。
1889年,伊尔库茨克博物院院长雅德林采夫到蒙古去考察。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元代的都城和林在什么地方,雅德林采夫在外蒙古的额尔德尼发现了元代都城哈拉和林的废墟,同时还在附近发现“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这三块碑的发现惊动了世界。
1892年俄国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院士又到那里去考察。将考察所得,编纂为《蒙古古物图谱》,1893年出版。
阙特勤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碑是唐玄宗为他立的。碑的一面为汉文,隶书,其他三面为突厥文。碑上的汉文没有什么用处。最重要的是突厥文,上面写了阙特勤的一生。
《蒙古古物图谱》印出来后,帝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阙特勤碑写一个跋文。
《蒙古源流》的作者是鄂尔多斯乌审旗的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前半部是讲西藏历史,是根据所谓《嘉喇卜经》节录的。《嘉喇卜经》是帝王世系的意思,是元末明初人福幢的著作。这本书汉文有两种译本:一种称《西藏王统记》,另一种称为《西藏正教史鉴》。《蒙古源流》的前半部没有什么用处。后半部关于明代鄂尔多斯的这一部分,写得很详细,很有用处。沈曾植著有《蒙古源流笺证》。
沈曾植死于1922年。他还著有《元秘史笺注》,也是死后才刻出的。
前面提到的《蒙古古物图谱》中,除了唐代的碑以外,还有元代的碑。李文田认为这是很宝贵的材料,把这些碑文抄了出来,编成《和林金石录》。李文田(1834年—1895年)也是西北地理专家,著有《元秘史注》。这本书现在还有用处。最近这本书的木刻本还重印了。此外,还著存《圣武亲征录校正》。《圣武亲征录》和《元朝秘史》是两个孪生兄弟。波斯文《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记载成吉思汗的先世和他本人的一生事迹。我们如果把《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和《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圣武亲征录》和《成吉思汗传》几乎每一节都是相应的。所以这些材料大概来源于一个“祖本”。而《元史·太祖本纪》又是从《圣武亲征录》抄来的。它们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表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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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
└──《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
《史集·成吉思汗传》
王国维的《圣武亲征录校注》,是在李文田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文廷式。他非常注意元代的历史。1890年以前,《永乐大典》大部分还存在,文廷式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把片段的元代文献抄了一些,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来这些东西收入《广仓学窘》丛书中。
清朝末年,中国很多士大夫到日本去考察,文廷式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学者在明治维新以前处处学中国,在此以后就处处学西洋。文廷式去日本时,所谓东方学开始输入日本。内藤湖南(1866年—1934年)托文廷式回国后抄一本《元朝秘史》寄给他。1901年那珂通世才得到这本书。以后他根据《元朝秘史》的蒙文,将它翻译成日文,称为《成吉思汗实录》。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蒙兀儿史记》和前十几年的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都受到它的影响。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洪钧(1839年—1893年)。洪钧于1887年到了圣彼得堡,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他在出国以前就很留心西北地理之学。
1876年英国的霍渥斯用英文写了一部《蒙古史》。这部书共分五册,其中第一册记载蒙古先世、族源以及从成吉思汗到清朝末年的中国蒙古族历史;第二册及第三册记载俄国境内的蒙古汗国(如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等)的历史,第四册记载波斯的蒙古汗国,即伊利汗国的历史;最后还有附录索引。这部书于1888年出版完。
在此同时,俄国人贝勒津翻译出版了拉施特的《史集》,译本是俄文与波斯原文的对照本。贝勒津的译本和波斯校本,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中。现在我们把贝勒津所发表的译本和校本,列表如下:
《史集·部族志》俄文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五卷,1858
《史集·部族志》波斯原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七卷,1861
《史集·成吉思汗传》(即位前)原文及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十三卷,1868
《史集·成吉思汗传》(即位至死)原文及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十五卷,1888
洪钧到达圣彼得堡的次年,恰恰霍渥斯及贝勒津的著述都出齐了。这对于一位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洪钧利用他左右译员的方便,把贝勒津的译文,都翻译成汉文了。最后他把研究所得写成《元史译文证补》。《部族志》虽然也译出来了,但是他死后稿子遗失了。这样一来,我国中国的学者除了汉文的元史资料之外,知道域外文字中还有许多蒙古史料,这就为元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屠寄著有《蒙兀儿史记》。他本人不懂外文,由他的儿子帮助他。找来的所谓新材料大部分没有史料价值。这部书的特点是在正文以后还有考异、注解、断句。初学的人,读它很方便。“蒙兀儿”这个名词是杜撰的。屠寄根据《元朝秘史》蒙古字的汉文音译解释很多专有名词。但是他不知道蒙古语言的特点,多不可信。
屠寄在处理史料方法上比较武断,好像元代地理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出来似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书有很多地方是存在着问题的。
《新元史》的作者是柯劭忞(1850年—1933年)。他与徐世昌同年,是民国初年的一个清朝遗老,在《新元史》中他还写“臣曰”。《新元史》的材料来源不注明出处,所以他采用的材料不可轻易置信。北京大学出版了他的《新元史考证》和《译史补》。前书是他的残稿,很有用。可惜剩余无几了。
旧《元史》的缺点之一,是一人两传。因为它是出自众手,主编人没有周密审阅。《新元史》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在《氏族表》里,也出现一个部落两表和一人两表的情况。其所以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译音上的问题。从波斯文翻成欧洲文字,有时音点被错,整个读音就变了。于是一个部落变成了两个部落,或一人变成两人。在《新元史》中就自然会出现一人两表(如绰儿马罕)、一个部落两表的情况。
下面我们谈一谈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受到西方汉学影响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早年注意东方语言文字,写过元史方面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对《蒙古源流》的研究。以后他的兴趣似乎转移了。
陈垣老先生,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还经常写文章。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老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许多文章。
成绩突出的是王国维。他是海盐人,本来是一个寒士。最初在上海谋生。罗振玉看他很有天才,就把他带到了北京。他早年专治文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叔本华,写过《宋元戏曲考》。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戏曲史的著作。清朝亡后,他跟罗振玉曾跑到日本。安阳甲骨文发现后,他研究甲骨文。由新发现汉简,他又研究敦煌汉简。他研究方面很广。就当时讲,他在学术上虽不算落后,但在政治思想上却十分反动。他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到了晚年才研究元史。他整理过《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等书。清华大学把它编印成《蒙古史料四种》。除此以外,对辽金时代的蒙古先世史收集了很多材料,做过很深的研究。
其次是张相文和张星烺父子。张相文曾经和屠寄辩论过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是真是假的问题,张相文认为是真的,屠寄认为是假的。两人写了很多文章。张相文还编有《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年谱》《西游录今注》,收集在《南园丛稿》里。张星烺是张相文的儿子,翻译很多中外交通的材料(里面不少关于元史方面的材料),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几大册。
翻译《多桑蒙古史》的冯承钧,在介绍外国学术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多桑是亚美尼亚人。小亚细亚一带,民族复杂,在那时,只懂一国文字,就无法活动。多桑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他收集了很多西文、拉丁文的和东方文字的材料,写成著名的《多桑蒙古史》。当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许多材料没有译出来以前,这部书还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这部书在解放前就翻译出来了,最近中华书局又重印出版。
冯承钧翻译了不少欧洲东方学家写的有关南海和西域方面的文章,后来汇集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现在已经出了若干册。其中差不多都是法国人的著作,特别是伯希和的著作。此外,冯承钧还写过一本《成吉思汗传》。把法国人格鲁塞《远东史》中关于蒙古史的部分,译成汉文,叫作《蒙古史略》。
在现在的元史专家中,邵循正带了几个研究生,他曾翻译拉施特《史集》中的《忽必烈纪》。翁独健领导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组,正从事深入研究元代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组,年轻人很多,朝气蓬勃,非常可喜。目前世界上蒙古族最多的是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