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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骑兵,1935-1940年苏联南部的伏罗希洛夫旗手运动


在20-30年代的苏联军事学说中,骑兵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正因如此,骑兵军和骑兵师在红军各兵团和部队中占据显要位置。这种状况首先是由年轻的苏联工业有限的能力所决定的,它无法在最短期限内为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机械化提供所需数量的技术装备。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苏联指挥层许多代表的偏好也发挥了作用,他们援引国内战争的经验断言,在未来的“摩托化战争”中“骑兵仍将大显身手”。我们注意到,尽管由于军队机械化,30年代末骑兵有所缩减,但到1941年6月22日,在红军303个师中仍有13个骑兵师。

1938年康斯坦丁诺夫区集体农庄哥萨克马术运动比赛


骑兵部队的组建和活动伴随有一系列特种部队几乎闻所未闻的特殊困难。首要困难之一,就是要为骑兵师和骑兵军配备役用马和补充(后备)马的全部马匹。第二个困难,是人员训练颇为复杂。须知骑兵不仅要学会使用冷兵器和火器,还要掌握骑术、吉吉托夫卡(马术特技),更不用说照料马匹了。这些东西必须从童年起就开始学习。这种状况只有在哥萨克中间才能看到,其中包括国内最大的哥萨克群体—顿河、库班和捷列克哥萨克的代表。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23年8月8日法令,红军大部分师和旅转入地方兵役制,而苏维埃—党的领导层决定只在哥萨克地区组建领土制骑兵部队,这由若干原因决定。首先,俄罗斯南部传统上是养马区:例如1925年,苏联拥有的21个国营马场中有8个设在这里。其次,登记在骑兵部队名下的红军候补军人(领土制部队军人)有义务自带马匹服役,而这一点只有哥萨克才能做到⁴。最后,还考虑了哥萨克关于只在骑兵服役的强烈请求⁵。

30年代前半期,在全盘强制集体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与哥萨克群体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尤其在库班,1932年底那里有几个哥萨克村镇被登入黑名单,随后其居民遭到迁移)。但此后苏联政府机构以及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本人,发起了一场1936年2月全面展开的“拥护苏维埃哥萨克”运动。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展开这场运动的首要原因之一,是当局力图利用哥萨克的军事爱国主义传统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首先是其骑兵部队的战斗力。这一点不能不同意。须知到3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不能不令苏联政府担忧。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最高军政领导层代表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迟早会打响。

30年代红军骑兵在行军中

此外,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地方制部队的相对薄弱,这在对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不可容忍的。1935年8月,斯大林在休假期间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发去一封信,请求向他解释地方步兵师和基干步兵师之间的差别。“第一元帅”解释说,在战时两者之间没有差别,因为地方步兵师和基干步兵师都将编有12800—13000名军人。而在平时,基干步兵师在红军战士和初级指挥人员数量上超过地方步兵师(5850人对2360人),但在中高级指挥人员数量上则稍逊于后者(710名军官对740名军官)。斯大林并未就此满足,在下一封信中他又批评了红军候补军人的军事训练水平,对地方步兵师的战斗力表示怀疑。作为回应,伏罗希洛夫向国家元首保证,地方部队夏季系统性地按照战时编制举行军事集训,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人员和马匹的不足⁷。很可能,斯大林对这些保证并不满意,并认定地方步兵师就是“代用品”。保留着军事技能和军事热爱的哥萨克,因此应当去加强地方制(乃至基干制)骑兵部队。

在1936年2月18日刊于《真理报》头版、标志“拥护苏维埃哥萨克”运动开端的《苏维埃哥萨克》一文中,明确写道:“哥萨克最优秀的品质-纪律严明的能力、勇敢和坚韧、为自身目标服务时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可以而且应当用于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的事业,用于最终克服敌对影响的事业,用于把哥萨克居民变成工农红军后备兵员的事业”。同年3月,亚速—黑海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Б.П.Шеболдаев舍博尔达耶夫他在优化国家对哥萨克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得更加明确:“我们将从哥萨克那里取其所有……取其战斗精神、勇敢、磨炼、对马匹的热爱、善用马刀的技能、对军事事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

把哥萨克的军事爱国主义传统引向巩固苏联武装力量的一种形式,是对年轻哥萨克在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和小组中进行役前训练。根据文献中的提及频率判断,这些俱乐部和小组几乎存在于俄罗斯南部的所有哥萨克村镇(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出现)。

运动的发起

俄罗斯南部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的发起者,是亚速—黑海边疆区北顿河州塔拉索夫区“顿河骏马”集体农庄的年轻哥萨克。1935年底,他们向“苏联全体农村共青团员和青年”发出号召,呼吁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伏罗希洛夫骑手马术运动小组和俱乐部,以训练新兵。“我们为国防准备马匹,但还没顾上人。骑上马让它飞驰——这一点谁都会”,塔拉索夫区的年轻哥萨克在自己的呼吁书中写道,“但我们希望,每一个共青团员、每一个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能像伏罗希洛夫那样射击,都能像伏罗希洛夫那样、像布琼尼那样驭马,都能懂得如何对待马匹、正确的骑兵装鞍和骑乘姿势,都能骑在马上使用武器,都能在长途行军中保存马的体力”。

1932年红军骑兵马术训练

苏联领导层完全支持塔拉索夫区哥萨克共青团员们的倡议。在亚速—黑海边疆区党委的专门决议中,这一倡议获得批准,并建议地方政权机关竭尽全力,使这一倡议不至于“沦为旷野中的呼声”。1936年1月31日,苏联元帅布琼尼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绝非偶然(而且很难说是出于其本人主动),1936年2月20日,欢迎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参加者的不是别人,而是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叶戈罗夫,他指出这一运动“是巩固我国国防能力事业的强大保证”。

哥萨克们本人对塔拉索夫人思想的赞同,并不亚于政权代表。在顿河、库班和捷列克“集体农庄哥萨克”的意识中,尽管发生了集体化时期的所有种种变化,哥萨克心态的基调之一,仍然是把自身视为军人、祖国的保卫者。这不仅对哥萨克青年如此,对年长哥萨克也是如此。

最先响应塔拉索夫人号召的,是亚速-黑海边疆区康斯坦丁诺夫区的共青团员们。当地团委作出决定,在两个集体农庄——“红色普季洛夫人”和以捷尔任斯基命名的农庄——建立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¹⁵。随后,类似的俱乐部开始在亚速—黑海沿岸各色各样的地区建立。

北高加索边疆区也没有置身事外。在这里,首先响应“顿河骏马”集体农庄青年号召的,是共青团青年突击队队长А.Кантемиров坎捷米罗夫,他在边疆区组织了吉吉托夫卡骑手马术运动小组;以及Биля Минестишхова比利亚·米索斯蒂什霍娃,她建立了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1936年2月13日通过专门决议,批准了坎捷米罗夫和米索斯蒂什霍娃的倡议,向北高加索青年表明,从事马术运动将受到政权代表的欢迎。

“拥护苏维埃哥萨克”运动在哥萨克群体中激起了最美好的希望,并加强了曾经衰弱的军事爱国主义传统。而且,按照那个时代固有的国际主义精神,苏联哥萨克有时感觉自己不仅是祖国的保卫者,也是“全体被压迫人类”的保卫者,愿意(就像马卡尔·纳古尔诺夫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到苏联境外去作战。1936年12月莫斯科非常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在大会上发言的“顿河骏马”集体农庄主席、塔拉索夫区人И.Е.Хромушин赫罗穆申,不仅向与会者保证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绝对忠诚,还请求政府成员向西班牙派遣哥萨克师,以支援西班牙共产党人。亚速—黑海边疆区领导层的代表们在大会结束后津津乐道地说:“无法用言语表达代表团是如何以欢呼声迎接赫罗穆申同志请求政府向西班牙人民派去苏联哥萨克部队以同敌人作战的发言的。应当看看坐在外交官席上的外国代表的脸色。那表情可不怎么令人愉快”。

据报刊报道,在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的发源地亚速-黑海边疆区北顿河州,哥萨克青年为掌握骑兵冲击艺术而展开的运动十分普及。1936年3月1日这里有86个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到同年4月初已达300个。库班在这方面并不落后于顿河。例如,1936年底,亚速—黑海边疆区伊万诺夫区党委秘书В.乌霍夫写道,在库班哥萨克村镇旧下斯捷布利耶夫斯卡亚的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里,“有200名苏联哥萨克在学习,他们善于在马背上准确射靶、迅猛挥刀劈砍;俱乐部承诺到1937年5月1日培养出500名掌握了伏罗希洛夫骑手知识的优秀勇敢骑手”。因此,总体而言,在这个囊括顿河和库班的边疆区,1936年4月共有近600个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和小组²¹。

这些组织的数量在北高加索边疆区也迅速增长。根据现有资料,1936年2月初这里已有250个吉吉托夫卡马术运动小组和100个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²²。而到3月中旬,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Е.Г.Евдокимов叶夫多基莫夫声称,“当我们的集体农庄庄员沿着高加索山脉行军时,全区掀起了一场在集体农庄组织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的广泛运动,如今我们已有250多个俱乐部”。

1936年在集体农庄工作的苏联农民在吃午餐

俱乐部的组织形态

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和小组是军事体育性质的、非国家性的志愿组织,通常依托集体农庄、以其经费建立。诚然,它们也存在于城市。按照苏联传统,城市不多不少恰好自居为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领导和联合中心的作用。这一传统的源头可追溯至1929年,当时在莫斯科,根据布琼尼的倡议建立了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马术运动学校,该校在整个30年代都在运作。

若干伏罗希洛夫骑手组织产生于机关和工业企业:在顿河国营烟草厂、第一罗斯托夫缝纫厂等。更有甚者,官方上第一个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于1936年1月29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建立,其创建者中有边疆区领导层的代表(不过,甚至到1936年4月,关于建立这个俱乐部的决定仍停留在纸面上)。2月25日,北顿河州党委决定组织一个州级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按照当局的设想,它应当“成为所有村镇和区俱乐部组织—教学法中心”。到同年3月初,这样的俱乐部出现在米列罗沃市。

俱乐部同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规模和组织的法律完备程度。俱乐部规模更大,拥有必要的(完整的)基本文件配套(特别是章程等),创建者中常有区、州乃至边疆区领导层的代表,并得到军事官员和国防后援会工作人员的支持。此外,形式上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被视为中心组织,而小组被视为该组织的分部(基层单位)。例如,1936年3月3日,亚速—黑海边疆区维约申斯基区党委,在听取了区委第一书记П.К.Луговой卢戈沃伊关于有必要在该区建立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在该区各集体农庄建立相应小组的报告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该方向实施具体措施。“鉴于在集体农庄中开展集体农庄哥萨克青年和成年哥萨克争取伏罗希洛夫骑手称号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区委决定建立维约申斯基区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临时理事会,由区政权机构若干工作人员(区委和区执委)以及若干村、村镇苏维埃和集体农庄主席组成。还决定“责成俱乐部临时理事会在各集体农庄开展组织伏罗希洛夫骑手基层组织的工作”“拟定俱乐部章程和组织吸收会员的办法”“与罗斯托夫边疆区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建立业务联系,向其索取俱乐部示范章程”³³。

但几乎任何伏罗希洛夫骑手组织,都可以完全指望得到军事专家或国防后援会区办事处的指导员们的帮助,甚至直接参与。至于军方,北高加索军区司令Н.Д. Каширин卡希林1936年3月下达指示,要求各部指挥官对这些组织给予全力协助,特别是指导其领导人,帮助提供教具、直观教材、书籍等。

30年代老兵向新兵讲述苏波战争往事

尽管国防后援会指导员和北高加索军区部队代表在促进伏罗希洛夫骑手组织发展方面十分活跃,但主要工作仍由老一代哥萨克承担。对他们来说,这仿佛是某种社会义务。老哥萨克往往不仅成为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的领导人,而且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指导员和检查员,他们与青年一起操练,并以自身榜样向他们展示在骑兵战斗中应如何行动。报刊特别强调:“必须让(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吸取老骑兵、红色游击队员、光荣的骑手的经验和知识,正是这些人曾在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率领下,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伏罗希洛夫骑手们不仅需要马匹,还需要鞍具、马刀、长矛、火器、饲料和马群用的马厩、靶场、马术场或者至少一条障碍赛道等。俄罗斯南部富裕的哥萨克集体农庄总是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有一个模范俱乐部设在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伊帕托夫区凯夫萨拉村的俱乐部,到1940年底的状况是这样的:“……有标准军事式样的马厩。内有设备完善而明亮的两个教室、饲料和武器库。俱乐部拥有教学用的军刀和步枪。集体农庄为它拨出了好马”³⁶。

我们注意到,有一段时间,政权代表们曾反复斟酌,是否应当授予苏联哥萨克携带冷兵器的权利。正是针对这一点,亚速—黑海边疆区北顿河州秘书В.М. Лукин卢金1936年2月给边疆区党组织领导人Б.П.舍博尔达耶夫写信说:“恳请您赐教,哥萨克,特别是青年,伏罗希洛夫骑手运动的参加者们,有强烈的愿望拥有马刀和军刀。此事重大,是否应当去满足他们的要求”³⁷。但疑虑很快消散,问题得到正面解决。

训练内容与军事演练

对年轻哥萨克的训练过程,既结合了传统特点,也结合了苏联的创新。首先,领导着许多组织的年长哥萨克,以苏维埃时代以前便已采用的这种方式教育哥萨克集体农庄青年。

兹以1940年8月瑙尔斯基区集体农庄连的作战训练为例:“半连穿过村镇〔瑙尔斯卡亚〕,缓缓消失在街角之后。在那里,在捷列克河岸、在陡崖和草垛之间,它开设了宽阔的马术场,每天都在那里展示自己的训练水平和作战经验。年轻哥萨克策马全速奔驰,劈砍柳枝、练习吉吉托夫卡、飞越栅栏和障碍,顽强掌握无所畏惧的骑兵冲击的艺术。”

1938年在“顿河骏马”集体农庄训练中双马飞跃障碍

这一切得来并不像旁观者有时看起来那么容易。没有出色的训练、没有经验、勇气和意志的磨炼,这里将一事无成。这些品质对每个骑手都是必需的。马刀劈砍发生在两三秒之间,而对这一动作的广泛意义的训练要耗费整整数月。

在变化了的30年代历史条件下,对哥萨克青年的军事训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必须学会地形判读、刺刀搏斗、识图、使用防毒面具等。

1940年夏天,在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瑙尔斯基区举行了一场训练—演练战斗。年轻的集体农庄哥萨克在战斗中证明,他们没有在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里虚度时光:“连以突然袭击突破了‘蓝军’的正面,迂回到后方,彻底击溃了‘敌军’整个突击集团”。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演练了训练期间获得的技能以及近似实战条件下的集体协同。

在马术运动比赛中,不仅展示战斗技能,还检验所达到的训练水平。比赛往往在该区某些小组之间进行。特别是,1940年在存在3个伏罗希洛夫骑手俱乐部的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斯皮采夫区,举行了三次马术运动比赛,按结果别什塔吉尔村俱乐部夺得第一⁴⁰。

还举行跨区(边疆区或州级)乃至跨边疆区比赛。例如,1936年10月,维约申斯基区委书记处批准了区团委关于11月与毗邻的巴兹科夫区联合举行“攻克维约申斯卡亚村镇”军事战术演习的倡议。根据材料判断,这场演习不仅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的成员,而且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能参加。决定组织后者的登记,把他们分成百骑队和排,组织训练并拨出马匹,以及必要的军事装备(步枪、马刀、防毒面具、马鞍等)。

1936年5月,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北高加索边疆区首府)举行了有顿河、库班、捷列克哥萨克和北高加索山民参加的跨边疆区马术运动比赛。同年6月,顿河畔罗斯托夫举行了亚速—黑海边疆区集体农庄哥萨克比赛。集体农庄骑手比赛于1938年10月在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举行(在伏罗希洛夫斯克市今斯塔夫罗波尔的奥塞梯草地),以庆祝共青团二十周年⁴²,随后1940年又举行了。当年8月,当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举行边疆区马术运动比赛时,博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报刊写道:“我们的人民热爱勇敢而强壮的人。我们光荣的苏联哥萨克是强壮而勇敢的人。可以无休止地赞赏那些穿着契尔克斯外套的健壮无畏的人的灵巧,他们在狂暴的飞驰中跃出马镫,在马飞驰的腹部下方从容地读着报纸”⁴³。捷列克哥萨克、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的成员们在劈砍柳枝(以及设置在赛马场上的各种目标物,其中斯塔夫罗波尔的记者们称其为‘草人’‘球’‘环’‘土豆’)时展示的冷兵器技艺也获得高度评价:“正在进行随意劈砍。缰绳搭在马颈上,骑手每只手里一把军刀,第三把军刀叼在嘴里。需要惊人的灵巧,才能在全速飞驰中清晰地完成所有动作。集体农庄骑手们动作轻松而干净。劈砍沉稳,军刀绝不会偏离目标”⁴⁴。

1938年在“顿河骏马”集体农庄进行射击训练


资格考核与思想教育

伏罗希洛夫骑手们定期参加资格考核。年轻哥萨克军事训练的最终阶段,是达到获颁伏罗希洛夫骑手徽章权利的指标。例如,到1940年10月,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季文斯基区各跨集体农庄伏罗希洛夫骑手小组已培养出32名“第一级”骑手,而到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时,每个小组都有8-9名年轻集体农庄庄员准备参加获颁这一珍视徽章的指标考核。

当然,斯大林政权关心的是要把顿河、库班和捷列克的年轻哥萨克培养成不仅仅真正的战士,而且首先是自己的忠实支持者。 与此同时,尽管有最强烈的意识形态压力、有适应时代特点的特殊术语(不只是骑兵,而是伏罗希洛夫骑手),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在哥萨克集体农庄引入军事训练,与其说是苏联的创新,不如说是哥萨克军事爱国主义传统的恢复。此外,在训练过程中,哥萨克青年有意无意地接触了自己亚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浸染上特殊的“哥萨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