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富田一带开公审大会，张辉瓒被押上台，听到宣判后喊“润之救我”。很多人以为毛泽东一句话能救他，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声喊，是他把同乡旧情当成了保命底牌。
张辉瓒是湖南人，家境不错，早年去日本士官学校，参加过反袁、护法，北伐时在国民党军中升迁。1927年后他跟蒋介石走，参与“围剿”苏区，烧村、杀人、抓共产党人，百姓叫他“张屠夫”。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北伐旧识，但政治立场完全对立，私人关系不是免死牌。

第一次反“围剿”前，蒋介石调十万兵，鲁涤平指挥，张辉瓒任前线总指挥。毛泽东不硬拼，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地方武装扰敌。1930年12月30日大雾中，红军在龙冈正面佯攻、两翼包抄，约七小时歼灭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张辉瓒换士兵服躲藏，被搜山发现。
被俘后，张辉瓒见到毛泽东，用字号相称，叙旧打拱，愿捐枪、捐款、捐西药求保命。毛泽东没接旧情牌，点明他进苏区后烧村庄、杀群众、抓共产党人，血债不是几担西药能换。但毛泽东仍按俘虏政策对待他，讲政策、问国民党内部情况、安排看管，甚至让他骑马赶路，防止被群众认出当场出事。

这里得把见面态度和临刑呼喊分开，不同资料还有“可领教红军厉害了”等说法，不能当成唯一铁证。张辉瓒后来喊“润之救我”，更多是他自己的误判，不是毛泽东当时承诺过什么。
张辉瓒被俘后，南京方面乱了，其妻朱性芳奔走，程潜、唐生智、何键等传话不要杀。蒋介石批准赎救条件：现洋、西药、武器，并释放南昌监狱一批共产党政治犯。红军高层判断留张比杀张更有价值，毛泽东曾以诸葛亮“七擒孟获”作比，朱德甚至提议让张到红军学校讲军事。

对物资匮乏的红军来说，这笔交易很划算。可他们低估了苏区群众积压的仇恨，烧掉的村庄、被杀的人、被抓的党员，都是刚发生的事。民意不是纸面上的条件，能等谈判，也能瞬间爆发。
1931年1月28日，祝捷大会变成公审大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干部宣读罪行，群众愤怒高喊惩罚，场面逐渐失控，谈判还在进行，但民意等不及。红军虽做保护，最终无法控制，张辉瓒被当场处决，首级装入竹笼投入赣江，后由鲁涤平辨认，蒋介石命厚葬于长沙岳麓山。

关键判断是：张辉瓒之死，不是毛泽东一人下令，也不是毛泽东一人能救。它是群众复仇、公审政治与谈判失败交织的结果。
据多份资料记述，毛泽东得知后长叹“天不留张啊”。他惋惜的未必是张辉瓒个人，而是那笔现洋、西药、武器和政治犯交换落空。但他也清楚，怪不到苏区百姓头上，仇恨不是一时冲动，是长期烧杀积累的。

毛泽东的态度可概括为：讲政策，守原则，但难违民意；不因私废公，也不把群众复仇简单斥为“落后”。张辉瓒把同乡旧情、金钱捐献当保命底牌，结果撞上苏区百姓的血债。私情、政策、民意拧在一起，不是一句“润之救我”能解开的。
张辉瓒麾下被俘士兵受到红军优待，许多人后来加入红军，经历反“围剿”、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第一次反“围剿”继续胜利，红军在东韶再歼谭道源部，苏区得到巩固。毛泽东《渔家傲》记录龙冈大捷，张辉瓒以“被捉”留在历史里。

张辉瓒大概没想到，自己会因“前头捉了张辉瓒”被后人记住。他的悲剧根子在自己：以为同乡旧情能当底牌，以为钱财能换命，低估了百姓那笔血债。
张辉瓒之死留下一个教训：宽大俘虏、战略谈判与群众正义之间，需要制度化的处理程序，否则公审容易失控。历史不因私人交情改写，也不因一句“润之救我”转向，这声呼喊只是那个年代复杂矛盾里一个刺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