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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 萧衍)
梁武帝决定援救侯景,尽管南梁的大部分官员都反对梁武帝这么做。
梁武帝,名字叫做萧衍。
我们知道南朝有四个朝代,第一个朝代是刘裕建立的刘宋,第二个朝代是萧道成建立的南齐。
东晋末年,门阀政治已经相当腐败,以前门阀能和东晋的皇帝们共天下,是因为门阀中代代有能人,谢安谢玄之辈大有人在,可后来门阀人才断代了,没有能人了,政治很快腐败,内乱频仍,北方胡族政权的威胁又十分巨大。
在这个时候,出身寒微的北府军将领刘裕凭借优秀的军事才能,他镇压起义,平定叛乱,还消灭了割据势力,还组织过几次非常成功的北伐,在这个过程中,刘裕积累了巨大的声望和权力,成为了东晋实际掌权者,后来刘裕就把东晋给取代了,建立了刘宋。
有关于刘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中的记载:
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因进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人。刘裕事始此。
说刘裕从军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中下层的将领,还不是很有名气,有一次刘裕带着十多个人到前线去侦查敌情,很长时间没回来,上司责怪刘裕耽误时间,亲自带人到前线去查看情况,结果发现刘裕一个人追着数千敌军跑。
这当然很难是真实的,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受到汉末以来品评人物风气和志怪小说萌芽的影响,在描写重要人物时,尤其注重记录其少而异之的非凡事迹,用来彰显这个人的与众不同,这种写作风格本身就有夸张和渲染的倾向,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人家能当皇帝,你不能当,是因为人家天生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刘宋的皇帝,数量不少,但值得关注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宋文帝刘义隆,一个是宋废帝刘子业。
文帝勤俭节约,鼓励百姓种地,发展经济,兴修水利,社会比较安定,在文帝时期还出现了元嘉文学,有谢灵运,陶渊明这样闪耀古代文坛的巨星。
元嘉之治也出现在文帝时期,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魏晋南北朝南方国力最为强大的一段时间。
文帝还志在中原,数次北伐,但好心办坏事,因为文帝对军事根本就一窍不通,他胡乱指挥,接连战败,甚至到被北魏反攻到长江的地步。
宋人辛弃疾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废帝刘子业,则可以说是刘宋弊政和灭亡的缩影。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暴君,他的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商朝的帝辛若知此人,那也得直呼内行。
很关键的一点是,刘子业在位时,使用了极度残忍和变态的方式羞辱大臣,屠杀叔父,迫害宗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用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脆弱的皇位。
为什么刘子业觉得自己的这个皇帝位子是脆弱的呢?
不是他觉得,的确就是这么脆弱。

(典型暴君 刘子业)
刘裕是寒门出身的武将,身份背景和普通人也差不太多了,他是怎么篡晋的?靠的是实打实的军功,他就是很干脆,很直接的就强行取代了晋朝。
这种直接而强行的方式就使得刘宋建立之后,皇帝的身上缺少我们古人所推崇的那种君权神授的法理根基。
没有天命加持的皇帝,他就会更加依赖于武力震慑,这是说的好听点,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杀人。
当皇帝靠杀人,继承皇位也靠杀人,掌权靠杀人,夺走别人的权力也靠杀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刘宋皇位在继承这一块很少有合法继承的,都是父子相残,兄弟相残,亲戚相残。
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能怪刘子业无端猜忌,有鉴于东晋的门阀士族把皇帝给架空了的教训,刘裕开国的时候,就给刘宋这个政权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极少任用高贵名门出身,而只任用寒门出身,以及宗室子弟,重用他们老刘家自己的人。
这些皇帝的哥们兄弟,长辈晚辈纷纷出镇,掌管起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本意是为了巩固自家天下,刘裕也没想到,他这么做会把后来的刘宋皇帝逼成精神病。
刘子业执政时,为了防止亲戚们夺走他的权力,他就一招,就是杀杀杀,皇帝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猜测个人的忠诚与否,反正至少死人是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只要杀掉了,那就万事大吉。
这种极端的迫害,本质上其实是刘宋皇室的自我灭绝,非刘子业一朝有之,几乎在所有的刘宋皇帝身上都有体现。
有关刘子业,还有一些事情,比如他和姐姐,姑姑都有乱伦的关系,他私生活也非常不检点,经常赤身裸体的淫乐,或者在虐待他人时,强行要求官员发生乱伦关系,在皇帝个人的家庭生活中,他也堪称禽兽不如,所有出格,荒诞,魔幻,可耻的事情,刘子业全都做了一遍。
要知道,刘子业是皇帝,他不是普通人,他的道德败坏,就不是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简单。
我们说为什么宫里边规矩多,为什么皇子在成为皇帝前要接受极长时间的礼仪规范培训,为什么朝会是如此的隆重,有固定的程序,为什么皇帝的冕旒前有那么多的珠子?那是因为那些珠子是在无时不刻的提醒皇帝要注意仪容仪表,如果皇帝乱动,它们就会随风摆动。
我们的封建王朝,幅员辽阔,沃土千里,州府县乡不计其数,如果只靠几千名官员来管理数以万计,百万计,千万计的普通民众,是完全做不到的。
在古代,与其说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倒不如说是用道德来治理社会。
道德,就是宗族,是乡绅,是伦理和习俗。
宗族自成体系,有族规,有祠堂,有族长来调解纠纷,救济孤寡,执行家法,绝大多数的民间事务,其实根本就到不了县衙。
而退休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秀才啊,举人啊,地方富户啊,则构成了乡绅阶级,他们是官员和民众之间的桥梁,他们用修桥铺路,兴办义学,完善水利,用他们的文化权威和道德声望来维持地方的秩序。
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地方官要上任的时候,他通常会去拜访乡绅。
三纲五常,乡规民约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很多时候比法律更直接,更有效。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基层社会对于朝廷礼仪,体制,对于皇帝个人行为的模仿。
皇宫的礼仪,朝会的流程,皇帝的冕旒,乃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是为了排场,或者故意束缚,而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展示,展示的是,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权威,什么是正确的姿态,皇帝是整个帝国伦理的主角,他的行为会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定下基调。
我们可以把皇帝想象成一个音叉,如果他发出了清正之声,比如勤政,孝亲,敬天,他的震动就会传的更远,并且转化为基层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观。

(礼法治国)
孝是晨昏定省,悌是兄弟和睦,忠是完粮纳粮,节是守贞持家。
族长执行的是家法,依据的当然是族规,但族规的精神内核却和朝廷推崇的三纲五常同源,祠堂祭祖的仪式,就是乡村版本的祭天大典,就是无数个这样基于伦理自治的宗族细胞,构成了帝国庞大躯体的稳定组织。
如果刘子业也是音叉,那么他发出的声音就是破坏之声,是尖锐的,是难听的,但同样会被模仿。
皇帝如果猜忌宗室,那么大臣就会罗织罪名,迫害政敌。
皇帝如果宠信宵小,满大街就都会是阿谀奉承之徒。
皇帝如果不遵守法律,整个官僚集团就会贪赃枉法,层层加码。
紧接着,整个道德社会的共识和信任就会瓦解,人们要么陷入虚无和混乱,要么就开始追求暴力来自保或者反抗。
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将正君心视为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失范的君主,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失范。
刘宋王朝在剧烈的内斗和道德水准的急速下跌中走向了灭亡,接下来的第二个政权是南齐。
南齐诸帝中值得一讲的,只有齐武帝萧赜,武帝谥号是武,但他并不爱打仗,相反,他主张休养生息,他在位时南齐境内发展相当不错,
《子史精华》中说:
永明继运,垂心政术,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在南北朝这样以战乱离丧而闻名的时代里能出现这样一段记载,实属难得。
我们说,无犬吠之惊代表的是治安良好,都邑之盛,袨服华妆表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复苏,这其实没什么,这只是小治,这本应该是极为寻常的,普通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歌声舞节,无往非适,在这个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弥漫于社会的从容和安乐气氛,这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了,更是心理上的安全感。
但反差的是,萧齐是南四朝中存在时间最短的政权,二十三年就灭亡了。
首先我们说,南齐的开国皇帝是萧道成,在位时间只有三年,他的功绩远远不如刘裕,作为历史上数量固定的且数量不多的开国皇帝之一,萧道成无论从哪方面看,文治也好,武功也好,都非常的平庸。
《南齐文纪·顺帝诏报》中说:
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这是萧道成在位时下达的一条命令,大致意思是要求修筑学宫,吸纳贵族子弟入学。
这条诏令在发布两个月后未见实施,两月后萧道成病死,先帝的遗令竟被直接废弃,无人再过问,可见开国皇帝在执行力这一块都非常一般。
齐武帝有永明之治,但时间太短,只有十一年,比元嘉之治的三十年少了一大截。

(齐高帝 萧道成)
而且,南齐没有汲取刘宋灭亡的经验和教训,也陷入了宗室自相残杀的怪圈。
齐明帝萧鸾,即位前并非正统,他是南齐的宗室旁支,说白了就是得位不正,即位之后为了稳固权力,对之前高帝和武帝的子孙展开了疯狂的屠戮,刘子业之前杀亲戚,多少还留下一点叔叔大爷,齐明帝一个不留,几乎把高武两代帝王的子孙屠戮殆尽。
杀的时候没感觉有什么,可这都是在给后边的皇帝挖坑,等到萧齐末代皇帝萧宝卷在位时,萧衍起兵反抗,南齐内部连一个能打仗的宗室子弟都站不出来。
和刘子业一样,萧宝卷也是历史上很有名气的昏君和暴君,他本人的知名度甚至都要比他所处的时代还要知名。
萧宝卷在治国理政方面一塌糊涂,几乎全无亮点,他生平好色,宠幸一个叫做潘玉奴的妃子,皇帝对这个潘玉奴,那是百依百顺,宠爱的不要不要的,潘玉奴要吃苹果,萧宝卷绝不拿梨,潘玉奴要说往东去,萧宝卷绝不往西。
潘玉奴脾气不好,还时常责打萧宝卷,您没听错,就是一个妃嫔动手打皇帝,至于怎么打,那不好说,反正是打了,但萧宝卷毫不在意,反而乐在其中。
如此荒谬绝伦的天子自然难以久坐江山,南朝早晚会有英明的君主出现,这个人就是萧衍。
萧衍出身兰陵萧氏,祖上是西汉的萧何,在南齐时代,靠着显赫的背景,萧衍成功入仕,在南齐做了官,也就是说,虽然和萧齐皇室有亲戚,但本质上萧衍取代萧齐建立南梁,还是一种谋篡的行为。
南齐败亡之后,萧宝卷被杀死,南齐中无论皇族宗室还是士人大多投降,归入新朝治下,这当然是难免的,因为南齐的国祚实在是太短了,你不能指望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让一群士大夫对南齐有归属感,何况南齐的帝王质量如此之差,他们活着的时候尚且不能笼络人心,又何谈死后呢?
萧宝卷死了,但潘玉奴却活了下来。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乃缢杀于狱,并诛嬖臣茹法珍等。
要说潘玉奴的长相一定是轻云蔽月,姑射神人,非常的好看,以至于萧衍都有点把持不住,想要把潘玉奴留下,这个时候就有大臣劝他,说使齐国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如果您留下她,就会招致非议。
一个政权的兴亡,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矛盾等多种复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萧齐的灭亡全都推到一个女人的身上,似乎有些不太合理——
但这种红颜祸水论经常出现,比如有些人会把安史之乱归咎到杨贵妃的身上,但实际上唐朝中叶的危机在于节度使造成的藩镇割据,均田制瓦解带来的财政危机,以及统治阶级腐败等结构性矛盾,要怪也要怪唐玄宗李隆基识人不明,决策失误,怎么能把最大的过错定为是杨贵妃影响了唐玄宗呢?
我们时常说到结构性矛盾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系统,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它的根本架构和运行规则上,就是有严重缺陷的,所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会是某个人造成的偶然错误,就像一栋摩天大楼,如果在设计图纸的时候就有问题,比如承重墙的位置错了,材料的强度有问题,本身这个楼就是豆腐渣工程,那么无论住进这栋楼的人多么的小心爱护,定期保养,大楼早晚是会倒塌的,这和住在楼里的人故意蹦蹦跳跳,高强度的愣遭是有关系的,但他们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你不能说这就是他们导致的。
南齐为什么会灭亡?它的结构性矛盾在于皇权极度的不稳固,宗室内斗频繁,寒门和士族激烈抵抗,以及皇帝本身的素质就不高,甚至我们都不能把这个锅扣到萧宝卷的身上,因为萧宝卷只是在这个结构性矛盾中的一个极端表现,潘玉奴的受宠,也不过是结构性矛盾得出来的一个果,是果,而不是因。
说“亡齐者此物”是把一个政权的系统性崩溃偷换为了个人道德矛盾。

(死不受辱 潘玉奴)
不过很显然,这番话对萧衍来说十分受用,他马上就放弃了要把潘玉奴据为己有的想法。
萧衍的麾下有一个叫做田安的武将,他也很喜欢潘玉奴,于是就请求萧衍把潘玉奴赏赐给自己,不是为奴婢,而是做妻子,萧衍还没拒绝呢,潘玉奴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南史·卷五十五》: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
及见缢,洁美如生。舆出,尉吏俱行非礼。
当年我曾经受到君王的宠遇,如今怎么能屈身于和我不是一类的人呢,我宁可死去,也绝不受辱。
最终,潘玉奴上吊而死。
《南史》的作者是唐代文人李延寿,这也算是一位史学大家了,关于潘玉奴的死,李延寿用了一段极为精妙的描写,即“及见缢,洁美如生”,死去的潘玉奴仍然整洁秀美,宛如生时,原来人真的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把所有的惊惶,血污,不堪都隔绝在躯体之外,只将一具仿佛沉睡的形骸留给后人审阅。
虽然难逃亡国妖妃的名头,但在某种角度来说,潘玉奴是一个殉国者。
萧衍建立南梁,成为皇帝之前的生活,主要是在南齐为仕,就是做官,而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一是文学生活,二是政治生活。
在南齐文学界,有一个文学团体,叫做竟陵八友,字面意思上就能理解,一共八个人,萧衍就是其中之一。
这八位朋友,活跃于南朝的政治和文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诗词歌赋。
您别小瞧这个文学团体,竟陵八友里的沈约,是南朝文坛领袖,谢朓和谢灵运是同族,谢灵运是大谢,他则是小谢,随便拿出一个来,那都是轰动一时的人物,
在研究梁武帝时,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段历史,这种心态很好理解,就是年轻的时候萧衍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游山玩水,有事没事聚一聚,不过虚度光阴而已。
在传统史观中,政治和军事被认为是硬历史,文学结社则被认为是软活动,竟陵八友附庸风雅,其成员的个人收获和长远影响则未被研究,人们容易忽略这段历史,恰恰是因为它被后来更加宏大,更加戏剧性的叙事所遮蔽了。
萧衍的知识路线,是先学儒学,再学道学,最后学习佛学。
南朝文风炽盛,既出身于兰陵萧氏,就不可能不学习儒学知识,到二十岁之后,萧衍又信奉道教。
熟悉南北朝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萧衍是菩萨皇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其实萧衍最开始其实是一个道教徒。
《荆川稗编》有载: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
南北朝有个叫做陶弘景的道士,非常有名气,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炼丹家,还是一个医学家,当然他也是一个道士,这个人对本草学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

(陶弘景)
萧衍称帝前后,曾经密切的和陶弘景来往,萧衍还试图服用陶弘景炼制的丹药,后来没吃成,原因是陶弘景认为自己炼制的丹药纯度不够,会损害健康(这还是个实诚人),萧衍称帝之后,还时常撰写道教文章,这是萧衍登基第一年的事情,但是到了第二年,皇帝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自己舍弃道教,皈依佛教。
这短短的一年之中发生了什么,没有记载,但萧衍的信仰的确发生了改变,毫无疑问的是,从儒学到道学,从道学到佛学,这段经历不是虚度的光阴,而是他人格的成型期,政治的预习期,统治哲学的孕育期,这对萧衍至关重要,他年轻时所接受到的信息决定了他后来为何以那种独特的方式来统治帝国,又为何最终走向那样的悲剧结局。
《道德经》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或许您会说,下一章作者就会为您剖析这些学派,这些思想,这些宗教对梁武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相互之间所产生的因果关系。
但非常抱歉,作者不会讲,因为作者也不知道这些思想,这些经历,究竟是怎样改造和完整梁武帝的。
因为,人不是神,人只是人,一个人无法知道自己生命中的哪些时刻是重要的,哪些时刻会发生改变命运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知道,那么这些时刻就会变成回忆。
别说作者意识不到,就连萧衍本人,也意识不到,自己一生中的哪些时刻,发生了改变。
那些历史上的人物,他们现在是书上的文字,不会动了,没有呼吸了,一生都写好了,但想一下,当年他们真实存在的时候,他们是活在未经标注的流动中的,而我们这些阅读历史的人,却总是痴迷于绘制虚假的地图,萧衍的故事当然刚刚开始,但他的悲剧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么的努力想要为南朝赋予意义和结构,但是他本身,他自己,却最终成为了一个无法被意义和结构所完全解释的谜团...
参考资料:
《梁书·列传·卷五十一》
《南史·卷五十七·范云传》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
《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一》
《南齐书·卷一·高帝本纪第一》
陈星宇.“竟陵八友”考证.浙江大学,2023
刘欢.萧道成代宋研究.湘潭大学,2017
王斐.萧齐的内乱与灭亡研究.青岛大学,2024
陈怀东.刘宋宗室内乱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24
刘馨蔚.陶弘景的佛道兼修思想.中国宗教,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