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摆在面前:2025年上证指数涨了18.41%,A股“净回报”连续第四年为正,全年分红2.63万亿创历史新高。从任何一个总量指标看,这都该是一个投资者赚钱的年份。
但同一时间,81.1%的散户亏损,人均亏损约2.1万元。10万元以下的账户,亏损比例高达98%。
指数在涨,回报在“创新高”,大多数参与者却在亏钱。这三件事同时成立,指向的是同一个病灶:这个市场把融资和投资当成两件可以分开的事来办,而且长期把融资放在前面,把回报当成融资的副产品。
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在2026年初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把话说得很直白:投融资不协调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多年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重融资轻投资、重融资数量规模轻融资质量水平,制约了资本市场功能提升和作用发挥。
这不是某个人的批评,这是体制内最了解规则设计逻辑的人,在公开场合对规则本身的诊断。
一、先看“净回报”的真相:池子里的水,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2025年A股“净回报”1.25万亿——分红2.63万亿,回购1383亿,融资1.16万亿,减持3558亿,算下来确实是正的。单看这个数字,会以为A股已经“改邪归正”了。
但皮海洲算过一笔细账,把“净回报”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第一,分红的大头根本没有流向二级市场投资者。A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极高:总股本4亿股以下的公司,原始股东持股占比高达75%;4亿股以上的,占比高达90%。高分红的公司又集中在大央企、大国企,公众投资者能分到分红总额的四分之一,“就是很侥幸的事情”。
第二,回购里真正算“回报”的只有注销式回购,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的回购不是。而A股回购中注销式占比很低,却被整体计入了“回报”。
第三,红利税还在抽一道。个人投资者现金分红要缴10%到20%的红利税,1万元分红到手只有8000到9000元,再叠加除息处理,如果股价不填权,分红本身就是净损失。
把这些还原之后,散户拿到的那部分“回报”,和总量口径里的“净回报”之间,隔着一整个制度落差。
更底层的数字更说明问题:2008到2025年,A股IPO募资4.8万亿,再融资17.2万亿,大股东减持4.44万亿,三项合计抽走26.4万亿;同期分红15.2万亿、回购0.7万亿,回流15.9万亿。十八年净抽血接近9.5万亿。更关键的是,超过半数流通股份由法人大股东持有,一半以上的分红流入了不会回流二级市场的账户,散户实际拿到的分红不足总额三成,真实净抽血规模比账面数字还要大。
对比一下美股:二十年融资约18万亿人民币,分红加回购的总回报高达144万亿,净回报127万亿;A股的回报/融资比是0.63,美股是8.0。
一个市场从参与者手里拿走10块钱、还回来6块3,另一个拿走10块、还回来80块。这不是“发展阶段不同”能解释的差距,这是制度设计把“抽水”和“注水”放在了完全不同的优先级上。
二、“融资市”的基因: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A股设立之初的使命,是解决国企脱困和实体企业融资难。这个起点决定了整套制度规则的初始偏向:发行端优先保障融资规模,再融资审批长期宽松,减持约束长期缺位,退市机制长期形同虚设。
后果是一个闭环:行情一回暖,融资窗口就打开;指数一抬头,IPO和再融资就提速。2018到2023年,IPO和再融资合计8.2万亿,同期重要股东净减持1.6万亿。资金从二级市场流出的三条主渠道——IPO、再融资、减持——常年同时开着。
而回流端呢?5000多家上市公司里,累计现金分红超过累计股权融资额的,只有大约一成,集中在少数大型国企和长期白马股身上。对全市场而言,融资抽血是普遍行为,分红回馈是稀缺例外。
股票供给端也在持续稀释单位筹码的价值。2008年末A股上市公司1570家,到2026年突破5600家,扩张近4倍;退市呢?2015到2021年年均退市不足20家,即便2024年退市52家创了新高,和美股年均退市526家仍然不在一个量级。池子里的股票越来越多,场内的钱跟不上股票扩容的速度,每一份筹码对应的资金被越摊越薄。
这就是“池子越做越小”的真实机制:不是钱没有进来过,是进来的钱被抽水的速度超过了注水的速度。经济在增长,企业在盈利,但盈利的绝大部分留在了融资端和原始股东端,没有转化为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现金流回报。
三、赚钱效应不是融资的对立面,而是融资的前提
现在回到用户那个核心判断: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不是割裂的,赚钱效应是“本”,融资是“末”。
这个判断在数据上完全站得住,而且方向恰好和直觉相反——不是“先融资,后回报”,而是“先有回报,融资才可持续”。
看融资自己是怎么运转的。2021年A股IPO融资总额突破5000亿,新增上市公司超过500家,那是融资端的绝对高峰。但融资高峰出现在行情中后段,而不是行情启动之前。融资窗口是在赚钱效应出现之后才打开的,不是在赚钱效应缺失时靠融资去“创造”行情。
再看当下正在发生的“存款搬家”。2026年一季度,居民资金流入股票保证金约4510亿元,全年A股增量资金预期在3万亿左右,公募潜在增量资金空间接近8800亿。这些钱为什么开始动了?不是因为融资端又发了多少新股,是因为2025年下半年以来“稳市政策稳定了股票的波动和回撤,提升了居民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叠加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持有定存的回报跑不赢生活成本,钱才被“逼”出来寻找更高回报的资产。
赚钱效应是因,资金流入是果;资金流入是因,融资便利是果。 顺序不能倒过来。
宁德时代的案例把这条链条演示得很清楚。2022年天量定增,募资用于锂电池产能扩建和技术研发,其中70亿直接投向研发——而它2020年全年研发费用才35.7亿,一次定增就让研发投入翻倍。中际旭创2019年定增解决400G研发和量产,2021年定增推向800G和下一代技术栈,每一次再融资都踩在上一轮技术兑现带来的市场认可之上。
这些融资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市场有融资功能”这个抽象命题,是因为这些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让投资者看到了技术兑现和成长兑现的可能性,投资者愿意为下一轮下注。融资的便利,是赚钱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外溢,不是独立存在的制度能力。
反过来,当一个市场长期没有赚钱效应时,融资功能本身会萎缩。2024年A股股权融资“基本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IPO和再融资都大幅收缩,不是因为企业不需要钱,是因为市场承接力已经耗尽。池子抽得太狠,水位降到抽水机够不着的地方,融资的管子自然就空了。
四、真正的矛盾不是“要不要融资”,是“融资为了谁”
把问题简化成“融资 vs 投资”,其实还没有触及根子。融资本身不是恶,资本市场不融资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真正的矛盾在于:融资产生的收益,分配给了谁;融资所依赖的信用,由谁来承担。
A股过去三十年的制度惯性是:融资的成本(股价波动、筹码稀释、估值下压)由二级市场公众投资者承担,融资的收益(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市值增长)大部分由原始股东和控股股东分享,而连接两者的“回报通道”——分红、注销式回购、退市出清——长期狭窄甚至堵塞。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性循环:市场越扩容,投资者越谨慎;投资者越谨慎,长期资金越匮乏;长期资金越匮乏,市场越依赖短期投机和政策救市。融资端越是“高效”地抽取,投资端的信心越是被消耗;投资端信心越弱,融资端最终也抽不到水。把融资和投资割裂开来的制度安排,最终反噬的恰恰是融资本身。
2024年新“国九条”提出“以投资者为本”,方向是对的。分红在增长,减持在收紧,退市在提速,投融资平衡在制度层面开始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但屠光绍也提醒,这是“慢变量”,是长期任务,“避免短期化、短视化”。
“以投资者为本”的真正含义,不是给投资者发一点分红、做几次回购的账面游戏,而是把回报机制嵌进融资规则本身:再融资的资格和历史分红挂钩,减持的条件和公众投资者实际获得的回报挂钩,退市的力度和融资的速度形成对冲。让“从市场拿钱”这件事,必须以“向市场还钱”为前提条件。
结语:先修池子,再谈养鱼
中国股市从来不缺钱。居民存款体量巨大,2026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50万亿,潜在进入资本市场的增量资金以万亿计。缺的也不是企业,缺的也不是融资需求。
缺的是一个让钱愿意留下来、愿意反复来的理由。
这个理由不可能是“融资功能全球领先”的口号。一个零售市场,如果顾客进去十次亏八次,橱窗上贴再大的“融资便利”招牌,也拦不住人往外走。顾客走了,供货商把货摆得再多,也卖不出去。
赚钱效应是本金,融资功能是利息。本金没了,利息无从谈起。
把投资者赚钱这件事当成“本”来办,融资功能不需要“保”,它会自己回来。把融资当成目的、把回报当成施舍,池子只会越抽越干,最后连抽水的管子都干在泥里。
这个结,不在融资端,在回报端。解开回报这个结,融资的结、信心的结、预期的结,会一个接一个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