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清楚66岁,对一个编导来说,本该还有好几部戏可以拍出来。
可大家熟悉的赵明偏偏在这个年纪因病离世了。
今天下午这则噩耗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发布,透露他于10月27日下午一点在上海走了。
但熟悉赵明的人知道,最后那几年他过得并不“克制”。
身体早就亮了红灯,手术做过,病痛一直没断过,可他手里的活儿从来没停:采风、改稿、远程盯排练,一样没落下。
真正值得看的,是一个人在知道结果可能不太好的时候,还选择把时间花在哪里。
赵明给出的答案很具体,即便生病也要把时间花在排练厅里,花在那些还没打磨到位的舞段上。
正因如此,他临终放不下的,从来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脚下那块地胶和头顶那盏灯。
同样的赵明和舞台的缘分和起点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早。
资料显示,他1960年9月出生,1974年正式入伍,从工程兵文工团的演员一路跳到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舞者出身,后来才转的编导。
在我看来,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他先是用身体去理解舞台,然后才用脑子去拆解舞台。
很多编导懂调度、懂结构,但不一定懂一个舞者在做某个动作时膝盖和腰在想什么,而赵明是懂的哪一个。
1999年,上海把民族舞剧《闪闪的红星》交到他手里,算是他舞剧编导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
当时,黄豆豆饰演的潘冬子,成功让一个红色少年在舞剧舞台上站住了。
但赵明没有把这部戏当成一个“完成品”收起来。
二十年后的2018年,上海芭蕾舞团请他重新做一版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他又回来了,前后改了17稿,排练厅里清瘦的身影一遍遍给演员示范,推敲每一处肢体的分寸。
一个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编导,
还愿意为一稿剧本跟自己较劲十七次,
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奖项都更能说明他对舞台的态度。
更能看出他“不肯放下”的,是他把手伸向了杂技。
2005年前后,赵明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看到了吴正丹、魏葆华的“肩上芭蕾”。
一个芭蕾舞者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完成足尖动作,
这种东西在传统芭蕾里根本不存在,在传统杂技里也只是“技”的展示。
赵明做的不是把杂技搬进剧场,
而是给杂技穿上了一条叙事的线,做出了世界首部杂技剧《天鹅湖》。
在后来的是《化·蝶》,他把“肩上芭蕾”和梁祝放在同一个空间里。
再到去年的《家园》,他又把南拳、舞狮塞进芭蕾的框架里去写华侨的故事。
一个舞剧编导,到了别人开始守成的年纪,反而在拆门类的墙,这不太像“安分”的人干的事。
不仅如此,2006年赵明还担任过春晚舞蹈总监,由他改编的民间舞蹈《俏夕阳》在当年更是成为了现象级舞蹈作品。
至此,舞蹈才从在晚会舞台上的陪衬和辅助成为了主角之一。
然而身体不跟人讲艺术理想。
近几年,病痛一直在消耗他,可赵明的应对方式不是退到幕后“挂名指导”,而是能去现场就去现场。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排练期间,他就是抱病盯下来的,甚至在转院期间还“溜出来”见证作品亮相。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脑子里转的不是自己的指标,而是一部戏的舞台呈现。
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像是不可能,但放在赵明身上,认识他的人都大概不会觉得意外。
据悉,他的好朋友曹可凡就发文透露了,去年五月他与杨丽萍、赵明两位老师围坐一起,畅谈舞蹈人生。
彼时赵明先生精神尚好,谈起舞剧创作,见解通透深刻,谈吐儒雅从容,风采历历在目。
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离世。
他生前曾反复说过八个字,“为人民而舞”。
这话很容易被当成一句漂亮的口号,
但赵明用了一种很笨的方式去兑现它:
把剧本改到第十七稿,
把杂技演员的肩膀当成芭蕾的足尖,把病房和排练厅之间的距离压缩到最短。
正因如此,他的放不下,说到底就是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了作品的一部分,撤不出来了。
赵明走了,66岁,不算高寿。
但他留下的东西有一个好处:它们不会因为人不在了就停下来。
《闪闪的红星》的旋律还会响,《霸王别姬》的垓下悲歌还会在舞台上转,《化·蝶》里的肩上芭蕾还会有人踮起脚。
一个编导最好的墓志铭,从来不是讣告上的头衔,而是那些还在演的戏。
赵明把一生交给了舞台,舞台替他记着。
如今也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