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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000万交给香港机构后,她才发现“全权委托”真正可怕的地方

点个 “在看” 或者 “星标” 再走吧,以免看不到我。· 这是王昊说财富第 2151 篇原创文章· 全文共21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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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昊说财富第 2151 篇原创文章

· 全文共2191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

很多人以为,把钱放到香港、交给专业机构,就更安全了。

但现实是——

有些钱,不是亏掉的,是 “被合法做没的” 。

而且,是你自己签过字。

这几年,很多中国客户重新开始关注香港。

有人是为了全球资产配置,有人是为了家族财富规划,也有人是为了申请 CIES(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被称为 DPM(Discretionary Portfolio Management,全权投资管理) 的服务成了标配。

它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客户不再自己做每一笔买卖决定,而是把“钥匙”交给专业机构,由他们根据授权进行投资操作。对忙碌的企业家来说,这听起来既专业又高效。

但这里有一个极少有人深究的问题:

当你交出钥匙后,机构是你的“管家”还是“收割者”?

当亏损发生,责任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最近,香港高等法院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判决书(Li Yuhong v. oOo Securities),撕开了行业的一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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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还原:消失的 1000 万与那份看不懂的协议

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争议的场景。

李女士(化名)是一位来自内地的投资者,她不通英语,更不熟悉复杂的境外金融衍生品。

在机构推介下,她签署了一份厚厚的英文 DPM 协议,将千万港元资金交给了持牌机构全权管理。

在明亮的中环写字楼里,客户经理递上一份全英文的合同,指着签名栏说:“李总,您只要签了字,后续繁琐的买卖、调仓都由我们专业的投研团队负责,您只需看每月的净值报告就行。”

李女士签了名,交出了决策钥匙。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这把钥匙随即开启了一段通往深渊的旅程 。

不久后,她发现自己的账户里被买入了一只总额超过 1000 万港元的公司债券。

这只债没有信用评级、流动性极差。

更离谱的是,这家机构一边拿着李女士的管理费,一边又作为该债券的独家配售代理,从发行人那里拿走了高达 10% 的佣金。

当发行人陷入财务困境、债券价值蒸发时,李女士发现她的“专业管家”竟然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那里,没有采取任何止损措施,眼睁睁看着资产跌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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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的“三记重锤”:什么是真正的全权委托?

在诉讼中,机构祭出了最常见的防御盾牌:“投资有风险,合同里写了免责条款,而且客户自己签了字。”

但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逻辑,给所有从业者上了一课。法院敲下了三记重锤:

1. “钥匙”背后是“信义”:

一旦你接受了裁量权(Discretion),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下单员。

你与客户之间产生了一种高标准的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 ,你必须像保护自己的钱一样保护客户。

2. “不作为”即违约:

法院认为,当底层资产发生负面预警时,管理人的沉默和不动,不是“风险自担”,而是“疏忽职守”。

你收取了管理费,就必须证明你的每一个决定(包括不操作的决定)是经过审慎判断的。

3. 利益冲突是红线:

法院尤其关注的一点,是管理人与底层产品之间是否存在未充分披露的利益关联。

当一家机构既承担账户管理角色,又在相关产品发行、配售或销售中拥有经济利益时,法律会要求其承担更高程度的信息披露义务与忠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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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比:在香港维权,到底有什么不同?

很多内地客户习惯用熟悉的思维看问题,但香港市场的逻辑确实有所不同。

在内地:打的是“程序”

我们经常看到内地客户告金融机构,法院通常看:有没有双录?风险测评对不对?只要手续闭环,由于内地更强调“买者自担”,客户想因为“投资水平差”或“管理不善”胜诉,难度极大。

在香港:打的是“良心”

香港不仅看程序,更看重 受托人的本质 。

在 DPM 模式下,法律赋予了客户更强的武器。即使你签了厚厚的免责条款,如果机构无法证明其决策的“审慎性”和“忠诚度”,那些条款在法庭面前可能就是一张废纸。

在内地,金融纠纷拼的是“你有没有被提醒风险”; 在香港,拼的是“对方有没有尽到责任”。

简而言之:内地司法在努力完善“卖方流程”,而香港判例则在捍卫“受托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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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净值客户的避坑指南

如果您正在或准备通过 DPM 模式进行跨境配置,请在交出“钥匙”前,至少多问三个问题:

1. 利益关联与信息披露的“穿透”问询:

“在全权委托管理过程中,是否可能配置与你们存在承销、配售或其他利益关联的产品? 如果存在相关安排,利益冲突将如何披露与管理?”

2. 决策留痕的“审视”:

不要只看净值曲线。要问:“如果出现重大波动,你们的投委会纪录是否可以向我开放查阅?”真正的专业,是能解释每一笔交易背后的逻辑。

3. 语言权利的“底线”:

Li Yuhong 案中,客户的语言理解能力,成为法院考量“是否真正知情同意”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跨境金融安排中,尽量要求提供中文版本或完整中文解释,并不仅仅是阅读便利,更关系到未来发生争议时,对授权范围与风险认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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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结语:治理胜过产品

很多客户在选择香港时,问的是:“哪个产品收益高?”但深层次的客户会问:“这里的规则如何保护我?”

如果你正在考虑:

· 把一部分资产交给境外机构打理

· 通过香港做长期配置或身份安排

· 或者已经在使用 DPM,但说不清楚资金具体在做什么

那你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更高收益的产品,

而是一套 可以被解释、被监督、被追责的结构 。

香港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其真正的优势不在于产品的多样性,而在于它有一套能够约束人性贪婪的法律框架。

全权委托,从来不是一种权力的移交,而是一种更高责任的开始。

真正能让你安心睡着觉的,不是那条飘红的收益线,而是那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法律红线。

王昊律师说:

财富管理的下半场,拼的不再是拿货能力,而是受托责任的履行能力。

Li Yuhong 案是一个提醒:

你可以交出钥匙,但你永远不能交出对“门锁”质量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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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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