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数什么时候调整啊？是不是又要涨了？

每年7月份左右，社保基数的调整都会是企业HR和打工人的固定吐槽话题，2025截至目前，各地也陆陆续续的公布了社保基数，却透着两个不寻常。

一是时间。往年6到8月基本尘埃落定的事，今年拖到了10月，甚至还有不少省份迟迟没有公布最新基数。

二是幅度。已经公布的省市，涨幅普遍涨不动了，总体涨幅都在1%-2%之间，甚至有些省份还调低了社保基数

市场预期的“例行上涨”并没有到来。即便是社保基数天花板的北京和上海，今年也显得相当克制。北京2025年的涨幅接近5%，而上海基数下限仅微涨1.03%，每月多了74元。

再看其他省份。江苏，过去四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6%，今年也收窄至1.5%左右。福建更是出乎意料，缴费基数下限不升反降，比去年少了390元，降幅8.8%。

再看其他省份。江苏，过去四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6%，今年也收窄至1.5%左右。福建更是出乎意料，缴费基数下限不升反降，比去年少了390元，降幅8.8%。

这和过去几年的“跳涨”形成了鲜明反差。2020至2024年，北京和上海的基数下限累计涨幅分别高达88.8%和49.9%。

为什么过去几年的“高歌猛进”，到了2025年却集体踩了刹车呢？

要搞明白现在涨不动了，得去看过去社保基数涨幅为何跳跃性的增长。

过去几年的基数“跳涨”，并不仅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自然增长，更像是一场全国性的社保合规化调整。

按照规定，上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决定了下一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但长期以来，各地在社保缴费基数上存在不少“自定义”空间。不少城市为了考虑私营企业的承受力，选择按较低的比例核定下限。比如北京，在2018年以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按“社平工资”的40%设定的。深圳甚至一度直接以当地最低月工资为标准。

转折点是2019年国家出台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这份文件明确了“国家标准”：各省应以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和300%，作为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

‍“全口径”三个字，意味着私营和非私营单位被拉到了同一标准下。

对于北京这类过去执行“低比例”的城市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跟标准靠齐。北京的下限比例从40%（2018年）一路提至46%（2019年）、52%（2020年），最终在2021年达到了60%的国家线。

“社平工资的自然上涨”叠加“缴费比例的政策性上调”，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基数的快速拉升。

而2025年的集体踩刹车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过去几年我国社保缴费的合规化调整已经基本结束！

当政策强推的“加速器”撤走，社保基数的涨幅，开始真正回归到它的“锚”——全口径社平工资的实际增速。换句话说，现在的增幅，可能更接近真实的经济速度。

如果说“合规”是政策的正面，那么“可负担性”就是市场的另一面。

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成本的上升，总有人会先感受到。而对社保成本最敏感的，始终是低收入群体和私营企业。

这不难理解。

假设在上海工作的张三，月薪5000元，低于当前的缴费基数下限。这几年，虽然张三的工资可能没怎么动，但公司为他缴纳社保的“最低门槛”（即基数下限）却从2020年的4927元涨到了2024年的7384元。

由于张三的工资低于下限，他必须按那个更高的下限标准来缴费。

对张三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到手的工资变少了。他“被平均”了。

对于企业而言，这部分是刚性增加的用工成本。而企业的总用工成本，是由市场平均利润决定的。当利润空间本就微薄时，这部分增加的支出，要么挤压利润，要么最终还是会转移到员工身上。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私营企业平均工资，已经快要“追不上”社保基数下限了。

据《晚点LatePost》的研究，在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市，私企平均工资已和最低社保基数基本持平。而在鹤岗，私企的平均工资甚至已经低于社保最低基数。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当地企业即便按最低标准招聘，其法定的社保支出也已超出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在商业逻辑上是很难持续的。

当合规成本过重，市场会自发其他解法：比如，更倾向于雇佣无需缴纳社保的退休返聘人员；或者，在能用机器的地方，更大力度地推动“机器换人”。

这些，恐怕都不是打工人希望看到的结果：老人和机器人就会抢走多数年轻力壮的人工作，从而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这也不是国家愿意看到的。

社保，尤其是养老，本质上是一道关于“分配”的数学题。

一边是可持续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2.8%。通俗讲，9亿工作的人养着2亿老年人。随着“退休潮”的深入和生育率的变化，这个比例在未来还会继续攀高。

从兜底的角度看，必须确保养老金的“池子”是安全的。因此，先把“蛋糕”做大，提高缴费水平，是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必要手段。

另一边是公平性与参与度。

但如果门槛设得过高，也会产生问题。202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就提到：不少低收入人群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被平均”加重了负担，这是近年来部分低收入群体“断保”的重要原因。

一个保障制度如果让最需要保障的人“缴不起”，让老有所依无法得到保障，那它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社保制度的探索，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推导，而是在“可持续”和“普惠性”之间寻找平衡。

事实上，关于社保制度的探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批政策来解决：

2019年，将缴费基数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调整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因为“非私营”工资（如国企、事业单位）普遍高于“私营”工资，这一改动，实质上已经“拉低”了缴费基数下限，照顾了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者的负担。

本质上，社保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笔信任投资。2025年社保基数的集体“降温”，或许意味着，在完成了“合规”的阶段性任务后，天平正向着“可负担性”和“普惠性”悄然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