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一日三餐都吃什么？答案比你想得惨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能戳人心的问题不是刀光剑影的帝王将相，而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追问：中国人，究竟有多少年月能真正吃饱饭？别以为这是个轻飘飘的问题，它背后承载的是无数普通百姓的血泪史。答案可能让人心头一紧——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们习惯在书本上读盛世繁华，唐宋的诗酒风流，明清的市井繁荣，可那终究是少数人的风景，离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常，远得像天边的云。对农耕文明来说，吃饭就是头等大事，是压在所有人头上的生死线。风调雨顺，能勉强过活；稍有差池，便可能家破人亡。

先说个冷冰冰的数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两百零九公斤，换算下来，也就是每天不到一斤。别忘了，这还是不算上税收的情况。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这已经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巅峰。也就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岁月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常，连“温饱”两个字都谈不上。你现在明白，为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了吗？那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千万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民用命拼出来的呐喊。

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通农人平日里的口粮大多是糠饭，高粱掺野菜，能下咽就算不错。别小看这种饭，里面满是难消化的麸皮，吃下去喉咙发涩，肚子里翻腾，但它有个好处，扛饿。靠着这点优势，农民才能支撑田间的长日劳作。肉？想都别想，一年到头，除了逢年过节，根本吃不上。就连孔子的弟子颜回，也因饥饿而死，足见当时百姓的境况有多么糟糕。

到了汉代，哪怕有“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清苦。西汉中后期出现过“民得以少安”的情况，但所谓“少安”，也就是一个月能吃上一回肉，就已经算是福气。更不用说大多数时候，官府税赋沉重，农户把收成上交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余下的哪能保证温饱？历史学家常说，西汉前期因为减轻徭役和赋税，人口才迅速恢复，但那也仅限于“勉强不饿死”的程度。

唐代的辉煌歌舞在诗文中流传千古，可那是长安、洛阳的画卷，换到乡野里，就是另一番光景。日本僧人圆仁在登州看到的景象是村人粗粟为食，勉强加点盐来调味，吃下去胸口发堵。那样的饭，你今天恐怕都喂不下咽。可是唐人还算“运气好”，至少在太平年景下，能有粗粮下锅。若遇上安史之乱、黄巢起事，粮价飞涨，尸横遍野，百姓只能刨树根、吃草皮，甚至走向人相食的绝境。唐代史料中有“父子相食”的记载，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说到宋朝，人们常用“繁华”二字。可在东京、临安的夜市外三十里，就是另一片世界。自耕农和佃农们每天的口粮只是麦饭。什么叫麦饭？不是今天的麦片粥，而是把麦子捣碎，不去皮，连麦麸和麦粉混在一起蒸熟。咽下去嗓子发疼，肚里更是翻江倒海。可就是这种饭，凭借“难消化”的特性，能多撑几个时辰。诗人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宋代的确富裕，贸易繁盛，手工业发达，但富的是士大夫、商贾和城里的权贵，对农村里的大多数百姓来说，能有半年不饿肚子，已是幸运。

元朝的情景更是凄惨。张养浩写下《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不是诗人的矫情，而是切身的体验。他曾在陕西赈灾，眼见饥民成群，流离失所。元朝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烈，可是无论你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只要不是权贵，逃不开的就是饥饿和苦难。

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带来红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老百姓的餐桌才算“丰富”了一点点。红薯和玉米因为耐旱、耐瘠薄，迅速成为边远山区和贫困农家的救命粮。但要注意，这些作物的普及，并不意味着日子就好过了。明清两代人口激增，土地却有限，人均资源反而被稀释。明末战乱时，百姓仍然是饿殍遍野。清代的“丁戊奇荒”，更是导致数百万百姓活活饿死。饥民吃土、啃树皮的记载，在地方志和档案里比比皆是。

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老百姓在日常里有没有一点点调味的享受呢？其实非常有限。盐在古代是奢侈品，有时三担米才能换一袋盐，百姓往往是一粒一粒地往锅里放。花椒和胡椒也曾是贵如金的奢侈品，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消费的。糖？更是天方夜谭，在明清以前，糖几乎只属于贵族。植物油的概念也不存在，能在蔬菜里滴上两滴猪油，就是一种奢华。至于肉食，别说天天见，能在过年时分到一块肥肉，已经是人间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