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每年向辽国上贡的那点岁币，跟庞大的军费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

澶渊之盟后，北宋向辽国缴纳的岁币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到了宋仁宗时期辽国趁着宋朝和西夏交战，趁机抬高了岁币数额，岁币变成了绢三十万两，银二十万两。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时期签订，宋真宗天禧五年的赋税收入是：货币收入2650万贯，粮食2980万石，绢帛145万匹。在宋代，一两银约定于一贯钱，一匹绢也差不多等于一贯钱。宋真宗向辽国缴纳的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换算成铜钱是30万贯，30万贯除以天禧五年纯货币收入2650万贯，约等于1.13%。对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来说这点钱根本毫无压力，还不如利息多。

如果将纳贡改成打仗，军费开支可不是1.13%所能覆盖的，北方边境一打仗全国都得跟着动，军饷、军备、损耗、后勤，加起来能将每年的赋税收入消耗殆尽。常年累月的打，再厚的家当也经不起折腾，参考汉武帝多次对匈奴发动的战争，没几年就将文景两代的积累挥霍一空。

从经济学角度讲，宋真宗签订这个澶渊之盟真是个划算的买卖。

到了宋仁宗时期，赋税收入又有了可观的增长。庆历年间，货币收入达到了3900万贯，粮食2700万贯，绢帛约300万匹。宋仁宗时期，对辽国的岁币涨到了绢三十万匹，银二十万两，换算成铜钱，也不过50万贯，只占货币收入的1.3%，虽然比宋真宗时期的占比略有上升，但也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北宋商业发达，货币收入也呈现每年增长的态势，用货币收入中的极小一部分作为岁币，根本无关痛痒。花小钱买大平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打仗既费钱又费人，更关键的是还打不过，那还打个毛。

北宋历代君主都坚持向辽国纳贡岁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稳妥的做法，但此举毕竟有损国格，所以宋朝被称为弱宋。

北宋亡于金人之手，南宋建立后又捡起了老祖宗的光荣传统，继续向金国纳贡。身份地位比北宋更低了，北宋和辽国是兄弟之国，南宋只是金朝的臣属国，后来又改成叔侄之国，但地位总体上是降低了。

南宋向金朝缴纳的岁币，绍兴和议后是绢二十五万匹，银二十五万两，隆兴和议后是绢二十万匹，银二十万两，嘉定和议后是绢三十万匹，银三十万两。南宋的岁币比北宋的略有提升，再加上淮河以北大部分国土沦陷，看起来是变相加重了，但南宋赋税收入比北宋又有了可观的提升，每年光货币收入就能达到4000-8000万贯之间，岁币占货币收入已经不足1%。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两宋向北方入侵者缴纳岁币，是最合乎自身利益的，他们的选择并没有错。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当你当惯了软柿子，就很难再硬起来。

宋朝最终亡于元朝，它的历史评价也跌入了谷底，虽然称臣纳贡是当时的最优选，但终究是不好看，不符合历代大一统王朝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大国的傲骨的，称臣纳贡、割地赔款这种行为一直受到历史的诟病。傲骨还是应当有的，要不然，国家也终究在一步步卑躬屈膝中沦为异族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