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中法双方围绕双边关系、欧盟发展以及全球诸多热点议题交换看法。通话之中传递出的“中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判断，放在当下全球格局中，恰好对应欧洲正在面对的处境。欧洲内部对自身全球角色的讨论持续发酵，战略自主的口号提出多年，落地环节持续遭遇内外因素挤压，调整自身定位已经成为绕不开的命题。

外部事件持续倒逼欧洲梳理自身位置。俄乌冲突走向谈判进程，欧洲投入大量资源，却难以坐到主要谈判桌；格陵兰岛相关议题上直面来自美方的压力；全球南方力量崛起，欧洲过往依托规范叙事建立的对外影响力持续弱化。不同成员国面对外部挑战，又存在认知分化。东欧国家把地区安全威胁放在优先位置，部分中东欧国家更加看重制裁带来的经济代价，法德等大国需要在安全诉求、经济利益与自主目标之间反复权衡。成员国立场存在的落差，让欧盟对外输出统一意志的难度进一步抬升。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更多属于催化剂，欧洲重新定位道路上的阻碍，根植于内部结构性短板。

经济层面，欧盟并不缺少改革蓝图与分析报告，改革落地执行却面临显著阻力。德拉吉竞争力报告给出数百条优化建议，评估数据显示仅有小部分建议得到完整落实，大量内容仅完成部分推进。资本市场整合、消除单一市场内部壁垒、降低对外战略依赖这类关键议题，全部卡在成员国权限拉扯环节。各国在公开场合对一体化举措表达支持，改革一旦触碰财政、监管、产业政策权限的重新划分，各国决策就会向本国选举利益倾斜。蓝图向立法条文转化、条文再落到各国市场，整套流程存在大量阻滞。成员国之间生产力差距由此持续拉大，面对外部竞争时，部分阵营倾向选择贸易保护手段；保护举措可以换取短期缓冲，很难从根源完成产业竞争力的升级迭代。

经济改革推进艰难的同时，防务领域的投入产出关系同样不顺。欧盟成员国防务开支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之后的高位，资金规模的增长没有同步转化为可部署、可互操作的实战力量。防务研发投入占整体军费的比重依旧低于早年共同约定的基准。跨国联合装备项目推进波折不断，法德牵头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合作项目，先后遭遇需求分歧与进度延误。各国保留自身的装备体系、维护本土军工产业利益，弹药产能、装备通用标准很难在联盟层面完成协调。军费扩张更多放大存量采购规模，成员国并不愿意把资源和决策权交给集体框架，这套底层架构制约欧洲防务能力的实质提升。

政治领域的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压缩改革可以依托的时间窗口。极右翼与民粹政党影响力抬升，多国传统两大主流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被打破，执政联盟组合趋向复杂，政府稳定性随之下降。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选举取得高得票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这类需要跨越多届选举周期推进的中长期议程，会受到联盟内部妥协、提前大选风险的干扰，不少规划出现搁置或是内容缩水的情况。经济、防务领域短板原本可以依托稳定政治周期逐步修补，而当前欧洲可供改革使用的稳定周期正在不断收窄。三项短板相互带动，形成一个困境：各类改革方案可以形成纸面共识，推进到落地环节便阻力重重。

内部改革困难重重，欧洲在对外关系上的处境也随之变得微妙。法国作为欧盟内部具备独立外交意志的大国，对华沟通既代表中法双边层面的协调，也承载撬动欧盟整体对华方向的期待。巴罗在通话当中明确重申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意推动欧中对话合作，捍卫多边主义，扩大双方在多领域沟通协调。中方提出打造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正是看到欧洲处在自我调整的阶段，合作路径能够为欧洲的内部改革提供外部助力。

中欧之间已经沉淀不少务实合作案例。双方就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形成框架共识，确立非歧视评估原则；宁德时代匈牙利电池基地落地建设，带动当地配套企业网络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贸易壁垒无法解决欧洲自身的竞争力难题，外部市场机遇、外来产业投资可以服务于欧洲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如果对外部投资设置过多门槛，欧洲自身的投资目的地吸引力会受到削弱。贸易对抗的结果只会双向损耗，务实合作才可以释放双方的增长潜力。

欧洲对外关系出现摇摆，根源往往来自内部治理的掣肘。布鲁塞尔层面长期并行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多重定位并存的状态造成具体议题推进路径摇摆不定。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着力点不在外部选边站队，而在于补齐自身的内部短板。外部环境变化只会放大既有矛盾，不能替欧洲完成内部改革。欧洲消耗自身战略空间，往往发生在共识止步于原则、原则不断延后磋商的过程当中。

中法此次高层通话的交流内容，契合欧洲当下所处的时代语境。欧洲想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调整，在于推动已经达成共识的内部举措落地。中欧之间相向而行的合作道路客观存在，法国有条件发挥自身影响力，带动欧盟更多采取务实理性姿态。欧洲如何处理内部改革议题，决定它在全球格局之中可以占据怎样的位置，外部机遇只会留给能够完成自我革新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