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位帝王的“不上朝”，看似同款摆烂，实则天差地别。嘉靖帝朱厚熜躲在永寿宫修仙20年，被捧为“权谋顶流”；万历帝朱翊钧窝在后宫30年，却被钉在“亡国耻辱柱”上。这截然不同的评价背后，藏着两位帝王对“皇权责任”的根本差异。

嘉靖的“不上朝”，是“居家办公式控权”。自“壬寅宫变”后，他虽沉迷炼丹求长生，却死死攥住核心权力：内阁奏折需每日呈送，“批红权”从不让渡，内阁首辅的任免全凭他心意。严嵩看似专权，实则是他推到台前的“背锅工具人”——让严党挡住文官集团火力，自己躲在幕后当“裁判”，哪边冒头就敲哪边一棒。他还深谙“帝王平衡术”，放任严党与徐阶的清流派内斗，大臣越斗越依赖皇权，国家反而稳如磐石。即便后期醉心丹道，他仍能调戚继光、胡宗宪平定倭寇，税收、边防皆有序运转，前期的“嘉靖新政”更清理14万冗余宦官、归还百姓被占土地，让明朝从正德朝的烂摊子中复苏。

万历的“不上朝”，则是“赌气式摆烂”。早期有张居正约束时，他尚算尽职；可张居正一死，尤其“国本之争”与文官集团闹翻后，他彻底撂挑子——不批奏折、不任官员，内阁大臣想见他一面难如登天。紧急的税收、赈灾奏折堆成山，他视而不见；全国知府缺一半、刑部户部尚书岗位空数年，他只一句“你们先看着办”。考古虽证实他有腿疾，但这绝非懈怠的借口：嘉靖炼丹时仍深夜批奏折，而万历是拿身体当幌子，与文官集团“我不爽，谁也别好过”。他派“矿税太监”强拆抢钱，收入全进私库，引发数十起民变；对努尔哈赤崛起视而不见，拖欠军饷导致萨尔浒之战惨败，后金成心腹大患，最终落得“明亡于万历”的评价。

同为“不上朝”，嘉靖是“以退为进掌大权”，虽手段阴狠却守住帝王本分；万历是“撂挑子弃江山”，把个人意气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后人的褒贬，从来不是骂“不上朝”的形式，而是批“失责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