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流行一句话叫“金举人、银进士”，倒不是说举人比进士含金量高，而是形容考举人的难度比考进士难度大。清代的情况自然不必说，乡试每个省都有固定的录取名额，平均下来举人的录取比例为90：1；会试反而难度低一点，一般在40：1左右。下面就以明代为例，来看一看考个举人究竟有多难？
明代不管是举人还是进士，录取的比例都比清代要高，但是乡试阶段的竞争同样也是十分激烈。其难度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严格限制生员应考数额生员要参加乡试，必须要跨越一道门槛，即“科考”，科考就是在乡试之前举行的一场资格考试，通过率很低。以南直隶丹阳、金坛二县为例，丹阳在学的生员有130多人，但是乡试给出的名额仅有28人；金坛在学的生员有110多人，乡试的名额仅有22人。
当然，丹阳、金坛在南直隶还是属于科举小县，文化发达的州县出应乡试生员的名额最高为60名，次者三十四名，又次者二三十名，如果是偏远云南、贵州等小县，仅有十余名甚至是四五名。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明代各州县生员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真正能参加乡试的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科考一关就要剔除三分之二的生员。如果将所有生员都计算在内，那么明代的乡试名额控制就比清代更加的严格。
第二是乡试的中额文徵明曾就乡试中额说过一段话：“乡试率三岁一试，合一省数郡之士，群数千人而试之，拔其三十分之一，升其得隽者曰举人，又合数省所举之士，群数千人而试之，拔其十之一，升其得隽者曰进士。”
张居正也说过：“遇乡试年份，应试生儒名数，各照近日题准事例，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次外不许过一名。两京监生亦依解额，照数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监试官径行裁革，不许入场。”
按照文徵明和张居正的说法，乡试的中额就是三十取一。但是事实情况也有略微的出入，各省举人的录取比例根据年代的不同，并非严格执行三十取一的比例。有人做过统计，从成化十六年（1480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各省的中举比例为：顺天府4.6%，应天府3.8%，浙江3.3%，江西2.4%，湖广4.9%，河南3.4%，山东4.8%，福建4.1%，山西4.6%，陕西3.3%，广东6.4%，广西5.5%，贵州2.4%，云南3.5%。
可以看出各省的举人录取比例差别较为明显，达到或超过三十取一的仅有贵州、江西、浙江、陕西、河南，如果将全国各省平均下来，就是二十八取一，这也十分接近三十取一的说法。
不过需要搞清楚一个事实，所谓的三十取一是在科考淘汰的基础上的，如果将各省生员全部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比例恐怕不到百分之一了，就这个难度其实已经和清代不相上下了。
此外，明代虽然也有恩科，但是开恩科的次数极少，不像清代那么频繁。这也导致了很多生员只能三年一次应举。
第三是生员数量不断扩大而中额没有增加在乡试中，生员的中举率为三十取一，而会试中进士的录取率为十取一，生员中举之难可见一斑。再加之参加乡试的生员，仅是生员数的一小部分，并非全体生员数。所以当时就有了“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
到了晚明时期，全国的生员数量几乎是成倍数增长，而各省乡试的中额却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也大大提高了中举的难度。
和清代一样，每个省都有个别州县在乡试中出尽风头，在中式举人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就以福建为例，莆田的科举就显得相当亮眼，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嘉靖七年（1528年），一共举行了52次乡试，“士由乡荐者千一百一十人，其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状元及第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会魁七人，解元二十五人，经魁四十人。”
福建乡试的中额只有90人，52次乡试应取的举人总数为4680人，而莆田一个县就占了举人总数的24%，解元更是占到了48%。
不仅仅是福建，其他省份同样也有这样的县，所以为了防止一处或几处地方过多占有乡试解额，就有人主张按府分配名额。这一建议貌似公平，但要是执行起来也有很大难度，实际上也会出现新的不公平。
明代的读书人大部分都被卡在了乡试这一关，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在取得生员功名后，能一次性考中举人，大多数都得考上几次甚至是终生不第。相反通过了乡试以后，会试阶段反而难度不高，毕竟十分之一的录取比例十分可观，而且举人参加会试也没有其他限制，只要愿意可以一直考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