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人物，很难简单用“功”或“过”概括。《伟大的长征》热播后，博古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他曾因错误决策背负沉重责任，余生反复检讨，一场意外坠机让他没能见到两个女儿，人生定格在39岁。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过，湘江之战后博古痛苦万分，行军路上举枪对准自己。聂荣臻赶紧上前制止，劝他冷静别冲动。那一刻的悔恨是真切的，可对红军将士来说，牺牲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杭州，祖籍江苏无锡。秦家门第显赫，父亲秦肇煌是清末举人，家族拥有无锡寄畅园，康熙、乾隆南巡曾多次驻跸这里，1952年秦家把这座名园捐给了国家。

1925年博古入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入学惯例取俄文名“博古诺夫”，“博古”的称呼便由此而来。在苏联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往来密切，属于后来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回国后，博古很快走上党的领导岗位，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年纪尚轻，缺乏军事经验，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不深，遇事没有结合实际判断，越发依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错误一步步扩大。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李德的指挥完全脱离战场实际，彭德怀曾当面批评他是“地图上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出发时约8.6万人，战后只剩3万多，无数战士长眠在那片山水间。

湘江的鲜血给了博古沉重一击，他明白自己作为主要负责人，必须承担决策失误的后果。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他的军事路线受到严肃批评。会后他仍暂时主持工作，直到2月部队到“鸡鸣三省”一带，中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负总责。
第二天博古把印章交给周恩来，又安排人把两铁皮箱文件送到张闻天处。交权后他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依旧承担重要任务，也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只是湘江之战的亏欠感，始终沉甸甸压在他心上。
“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没有‘之一’。”博古多次这样检讨，说给党造成的损失，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西安事变时他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斡旋，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后来任新华社社长、创办《解放日报》，常长时间加班，医生劝休息也停不下来，仿佛拼命做事才能稍减心中愧疚。

他对家人也留有亏欠。他和第一任妻子刘群先生了五个孩子，后来和张越霞生下儿子秦铁。两个儿子都叫秦钢：大儿子送回无锡老家，他后来忘了名字，小儿子出生又取了同名，家人只好用“大秦钢”“小秦钢”区分。
大女儿秦摩亚出生时他不在身边，孩子没满月就被送到无锡姨妈家，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打零工，15岁被拐骗到四川吃尽苦头，新中国成立后才靠组织帮助回到兄弟姐妹身边。
还有一段离散发生在苏联。1939年刘群先和贺子珍、金维映等人赴苏治病，当时已有身孕，后来在当地生下女儿秦吉玛。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刘群先、金维映下落不明，吉玛在保育院长大，1954年才和40多名留苏孩子一起回国，凭照片上的文字确认了身世。

博古离开苏联后再没回去，生前不知道有这个小女儿，也始终没见过摩亚和吉玛。后来张越霞提出寻找博古的孩子，靠组织帮助，散在各地的子女陆续回到北京上学。秦铁回忆，兄弟姐妹都做普通工作，有干部、教师、技术人员、船长，很少提父辈身份。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4月上旬国共关系紧张，他和王若飞等人急着回延安请示，同机的还有叶挺夫妇和两个孩子。4月8日张越霞带着秦铁去机场等他，他答应给儿子带小皮鞋和橘子，可那天雨雾交加，飞机始终没出现。
下午两点左右大家听见飞机声，却看不到踪影。一开始大家以为飞机返航或降在西安，等两地都确认没接到飞机，才知道出了事。几天后确认，飞机在260公里外的黑茶山失事，因浓雾迷航误入晋西北山区撞山坠毁。

多年后目击者张根儿还记得现场惨状：十几具遗体散在残骸旁。博古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上有眼镜压痕，因此很容易辨认。遗体运回延安时三万多人接灵，年幼的秦铁只记得人山人海，好多叔叔阿姨抱着他哭。
毛泽东等人为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等“四八烈士”举行悼念仪式，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也写下《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悼念博古时说：“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父亲下葬时秦铁才6岁，母亲让他磕头，他不懂死亡是什么，不肯对着土堆下跪，后来勉强跪下也没磕成头。多年以后，这成了他心里放不下的遗憾。

博古犯过的错误，不会被后来的功绩抹去；他之后的付出，也不该被一句标签全盘否定。历史不会为谁开脱，也不会把复杂的人生压成非黑即白——有些责任必须铭记，有些遗憾只能留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