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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支前

一
一九五二年二月初一夜,安居场上所有的墙一夜之间变了颜色。
头一夜还是白的墙,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半条街都刷上了字。字有一人高,老远就能看见。字是区上派的两个同志连夜刷的,石灰水里兑了一点水胶,好让字吃得住雨水。陈应祥天不亮就被周立敬从粮站叫起来,赶到安居大南门外时,那堵墙下已经站满了人。
他抬头看。
最高的那堵墙上,八个大字,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站在人堆里看墙上的字,跟站在凳子上写墙上的字,是两回事。
陈应祥记得这八个字。去年冬里乡公所门口贴标语,贴的就是这八个字。那回贴的是印好的红绿纸,浆糊一抹,往墙上一按,风一吹就卷角,雨一淋就烂。这回是刷上去的——纸上的字过一个春天就没了,墙上的字要等到下一回刷墙才掉。
他站在人堆外头,仰着头看,看了好一阵。
他心里忽然空了一下:这一墙的字,不是他写的。
他写过的那些字,都在本子上——花名册、田亩册、公粮册、黑板报。墙上的字要用石灰、用水胶、用一整夜的功夫刷出来,是刷给一整个场镇上的人看的。他这会儿站在人堆外头,跟旁边那些背背篼的、挑担子的、抱娃娃的人一样,都是看墙的人。
周立敬在人堆头上找到了他。
“应祥。”
“周书记。”
周立敬把他拉到墙根底下,从怀里摸出一沓纸,卷成个筒,塞给他。
“墙上的字有区上的人刷。”周立敬说,“你的事在这上头。”
陈应祥把纸展开。是油印的,纸是黄的,墨是黑的,右上角印着四个字:
爱国公约
底下一行一行,一共十条。头一条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第二条是“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第三条是“踊跃交粮,颗粒归仓”;后头还有“不荒一坵田”“不多吃一口粮”“优待军属”“不传谣言”“提高警惕”“互相监督”“全家订立,人人执行”。
陈应祥数了一遍。十条。
“周书记,这是发给哪家的?”
“一家一张。”周立敬说,“贴在门槛头上。”
陈应祥的手在纸筒上停了一下。
“十二村二百四十七户。”周立敬说,“二百四十七张。公约是各家自己订的,不是乡上派的。可头一遍写,得有人起头。你如今是粮站的人了,村里团支部的事还担在你肩上——粮站的工要做,村里的事要当,两头跑。可村里最能写的还是你。这一遍,你写。”
“二百四十七张。”
“写不完,就教人写。”周立敬说,“你会写,也会教人写。”
陈应祥把那沓纸重新卷成筒,用一根草绳扎住,抱在怀里。他抱着那一沓纸出了大南门,走上那五里石板大路。
走到一半,他把纸筒换到另一只手上,站着歇了一歇。
他想:去年土改,是公家的田落到自家门槛里头;今年这一张,是公家的话要贴在自家门槛头上。田在门槛里头,人得出去种;话贴在门槛头上,人得照着做。
他抱着纸筒,往湾里走。
二
十二村的书写,分了五天。
陈应祥算了账:二百四十七户,他一晚上写四十张,六晚上写完。头一晚他在刘中发屋里——那时他还没驻二十四村,是在自家写的。一盏油灯,一张条桌,一支笔。写完一张,他就摊在桌上晾着;晾干了,第二天夹成一叠。
他写了三晚上,写到第一百二十张的时候,停下来数了数,还差一百二十七张。
第四天晚上,李世仁和龙怀礼来了。
“二娃,我们帮你写。”
“你们会写?”
“我写我的名字会写。”龙怀礼说。
“这就够了。”陈应祥说。
乡下人的字,写起来千差万别。李世仁的字跟他差不多,是私塾里出来的,横平竖直;龙怀礼的字就不是字,是画出来的——他写得慢,一张要写半天,可写得很认真,一笔都不马虎。
三个后生在一盏灯下写,写到后半夜,写完了八十几张。
第五天,陈应祥把余下的分了——十二户分的,他自己留了八十张。他把那八十张带到粮站去写。秋征刚完,仓里的事松,闲下来的空档他就写两张。
到第五天晚上,二百四十七张,写完了。
陈应祥把那一摞纸抱在怀里,挨家挨户去贴。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很黑。他提着马灯,一家一家地走。到哪家门口,他就把灯挂在门框上,拿一小块浆糊,把纸的上头那两只角抹上,贴在门框的右首——川东的规矩,贴东西贴右首,进门第一眼看得见。
贴到张德厚家的时候,张德厚披衣出来,手里提着一盏灯。他看着陈应祥把那张纸按平了,问了一句:
“二娃,这上头写的啥子?”
陈应祥就着灯,把十条念了一遍。念到“不荒一坵田”,张德厚说了一声:“这一条我认。”念到“踊跃交粮”,他说:“这一条我也认。”念到“优待军属”,他停了一下,说:“这一条,好。”
念完,张德厚没走。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忽然说:
“二娃,你再念一遍。”
陈应祥又念了一遍。
张德厚听完了,回屋去了。进屋之前,他把门框上那张纸,用手指头往上按了按,按严实了。
那一晚陈应祥贴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天快亮了。他站在湾口的坡上,往下一看——整条湾子里,门框上都有一小块白。二三十户,一块一块白着,像刚刚下过一场小雪。
他忽然觉得:他这一年里写的字,从这一夜起,才算是真真切切地落到了门槛上。
三
捐献是从第二天开始的。
赛龙乡的捐献台搭在大南门乡公所里侧,门洞里搭了一块木板,木板上铺一匹红布,红布上头贴一张黄纸,纸上写着捐献的等级。等级分三等:捐献一元以下的是丙等,二元到十元的是乙等,十元以上的是甲等。捐物不算钱,捐物折价算等次。
陈应祥在捐献台侧边站着,看着人来人往,忽然想起了一桩旧事。
那一年他还小,小得只记得住一个背影。
那是民国二十七年的冬月。一天晌午,湾里忽然骚动起来,说安居场上要来个大人物,要讲话,要募捐。大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路就往场上走,陈道文也去了,破天荒地把应祥带上了——陈道文一辈子不爱凑热闹,那一回是例外。
安居场上的坝子里,挤满了人。人挤得水泄不通,坡上、墙头、黄葛树的桠杈上都是人。陈应祥人小,钻在人腿缝里,什么也看不见,急得直跺脚。陈道文把他架到肩膀上,他这才看见:坝子中间搭了个台子,台子上站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穿着一身灰棉袄——不是军装,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棉袄,粗布鞋,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声音很大,不用喇叭,整个坝子都听得见。
他讲的什么,陈应祥那时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记得那个当兵的讲着讲着,从台子上走下来,走到人堆里,向着一个挑担子的老汉鞠了一躬,双手捧起老汉的手,说了好些话。老汉先是愣着,后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几块银元,他把银元放进将军捧着的帽子里。跟着,人堆里一双双手伸出来——有铜板,有银角子,有女人从头上拔下来的银簪子,有一个老婆婆把耳朵上的一对银耳环摘下来,颤巍巍递过去。
讲到一半,场外忽然响起钟声。化龙山文庙上那棵大黄葛树,挂起了两个红灯笼。有人喊:“警报!日本飞机来了!”满场的人一下子乱起来,大人们抱起娃儿往桑园里、往防空洞里钻。那个当兵的没跑,他站在台子上,朝四面一拱手,大声说了一句:“同胞们不要慌,各自避一避!——有钱的,往后送到登记处去!”
后来陈应祥才晓得,那一场献金,安居的人捐了法币上百万,光银圆就有好几千块。那一年,日本人的飞机真的来过铜梁,炸弹落下来,把城墙边几间屋炸成了黑窟窿。
那天从场上回来,陈应祥问陈道文:“伯伯,那个当兵的是哪个?”
“冯长官。”陈道文说了三个字,顿了一顿,又补一句,“是个打日本的好汉。他来要钱,是要打东洋人。”
“打东洋人做啥子?”
“东洋人占了我们的地方,烧屋,杀人。”陈道文说完这一句,就不再说了——他这个人,一辈子话少,可这一句,陈应祥记了一辈子。
后来陈应祥才慢慢拼起来:那是民国二十七年冬月,日本人打进了中国,到处在募捐,买飞机,买大炮,支援前线。冯玉祥将军到安居来,站在那个坝子上,向着满场的庄稼人拱手募捐,为的是打日本人。冯将军布衣布鞋,粗茶淡饭,走了四川二十来个县,一路走,一路募捐——他定的规矩就三条: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不勉强人出;要感动人出。
那一年,陈应祥五岁多一点。他趴在陈道文的肩头上,看着那个将军的背影,看着一坝子的人伸出双手。他不晓得那叫啥子,只觉得那一坝子的人,心是齐的。
如今,一晃十几年。他站在捐献台侧边,看着十一村的娃娃提着桐子来,看着母亲担着鸡蛋来,看着伯伯扛着土纸来。台上台下,跟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一幕,像得很。
他想:原来这个世道,变了,也没变。从前是打东洋,靠的是众人凑的一分一厘;如今是抗美援朝,靠的也是众人凑的一分一厘。从前那个将军站在台上喊,如今是自家这个屋头,自个儿把攒下的东西担出来。四川人抗战出了人,抗美援朝出了粮——出人出粮,都是同一个理。
他没跟任何人提这桩旧事。只在心里头把它搁下了,搁在那一年陈道文说的三个字后头——打日本的好汉。
第一天来献的,是一群十一二岁的娃娃。他们提着一只只竹篓,篓里装着桐子。桐子是湾里山坡上自家桐树结的,秋天打下,晒干,存到开春。桐子油一斤能卖两毛,娃娃攒了半年,凑了十来斤,提着篓子到捐献台前。
“同志,我们是湾里的娃娃。这是桐子,捐给前线的叔叔。”
收捐献的干部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姓黄,是区上派到赛龙乡的民政股的干事。他蹲下来,接过篓,把桐子倒在台秤上。一篓是十二斤,二毛一斤,二元四角。乙等。
“你们是哪个村的?”
“十一村。”
“好娃娃。”姓黄的干部在黄纸上写:“十一村,娃娃队,桐子十二斤,乙等。”
陈周氏第二天献的。
她是陈应祥的母亲。她不识字,可生得一双巧手,会缝衣,会做豆花。湾里的女人都会做豆花,数她的做得最好,嫩得一筷子插下去,筷子立住不倒。她爱养鸡,养了七八只,攒下的蛋一个不舍得吃。一年下来,能攒百十个。
捐献的第二天清早,周氏把攒了半年的蛋从灶屋后墙头那口坛子里掏出来。一百零三个蛋,装在两只竹篮里。她用稻草把蛋垫好,又在竹篮里塞了半篮子棉絮,怕路上颠碎了。她把竹篮担到捐献台前。
“同志,我献一百零三个蛋。”
姓黄的干部接过竹篮。蛋大,蛋黄红,是自家喂的粮食鸡下的。他数了一遍。一百零三个,一个不差。
“老人家,你是哪个村的?”
“十二村。”
“好。记上了。十二村,陈周氏,蛋一百零三个,甲等。”
陈周氏没听明白。
“同志,咋个是甲等?”
“老人家,”姓黄的干部笑了,“一百零三个蛋,折价五块多。甲等。”
周氏抬眼看陈应祥。陈应祥站在捐献台侧边,看见母亲的竹篮搁下去时手在抖,又看见她的眼圈红了一圈。她回头看他,轻声说:
“应祥,你捐啥子?”
陈应祥从怀里摸出一只布袋子,袋子里装的是他这两个月在粮站领的津贴,一共四块二。他把布袋递给姓黄的干部。
“同志,我捐四块二。乙等。”
姓黄的干部接过布袋,在黄纸上写:
“区粮站,陈应祥,四元二角,乙等。”
陈周氏看儿子写完名字,转身往湾里走。走到半路,她回头对陈应祥说:
“应祥,你伯伯今早也来。”
“伯伯捐啥子?”
“捐纸。”
陈应祥心里咯噔一下。
四
陈道文捐的,是他自己压的土纸。
土纸是铜梁乡间的手艺。压纸要从春天压到冬天,先要把山上的构皮剥下来,泡在水里沤烂,再把沤烂的构皮捣成浆,浆里加了石灰水,摊在竹帘上,一张一张压出来。压出来的土纸是黄白色的,粗糙,可厚实,能写毛笔字。赛龙乡的土纸在安居区最有名,陈道文又是赛龙乡压纸压得最好的人。他压的土纸,每一刀都是八十张,每一张都是一尺见方,厚薄均匀,能写字能糊墙能包东西。湾里的人家办喜事、办丧事、写对联、写账本,都用他压的纸。
陈道文压的纸,是去冬压的。他本来打算留到来年开春,糊墙、补顶棚、给娃娃写字用。可他听见村支书鲁大兴在湾口一喊“各家各户捐献飞机大炮”,他就把自己存的十刀纸全拿了出来。十刀纸是八百张,每张折价二分,一共十六块。
陈道文把十刀纸用草绳捆好,又用一只旧木箱装起来,木箱是压纸剩下的边角料拼的。他把木箱扛到捐献台前。
“同志,我献十刀土纸。”
姓黄的干部打开木箱,摸了摸纸。一摸就知道是陈道文压的。陈道文压的纸,区上的干部们都认得。纸面有一层细毛,是构皮没沤尽的痕迹。这层细毛是好纸的标志。纸能挂住墨。
“老人家,你是陈道文吧?”
“是。”
“好。记上了。十二村,陈道文,土纸十刀,甲等。”
陈道文应了一声,转身往湾里走。走到半路,他回头对陈应祥说:
“应祥,前线的人是要用纸写字的。”
陈应祥点头。
捐献一连五天,捐献单子写满了黄纸几十页。陈伯娘、陈道文、陈应祥、陈小福、陈小毛、鲁支书、各个村的人都有,全落了名——识字的写字,不识字的按手印,十几页黄纸,写的写的,按的按的,都齐了。
六
捐献完第二天,军粮优先入仓。
军粮不是寻常公粮。军粮是要送上朝鲜的,朝鲜要吃,要吃就要先收,要保障粮食提前入库。赛龙乡的任务是一万斤,是 1952 年开春的军粮。
“一万斤,各个村分别五天内入仓,应祥,十二村交给你。”周立敬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应祥。
陈应祥接了任务。他回到村里,把团支部的壮劳力集合起来。支部的壮劳力有二十三个,能挑担的有十七个。他把十七个挑担分成了四队,每队四到五人,轮流从村里往安居场上的粮站挑粮,自己还要到粮站收粮,村里送粮由刘得开负责。挑粮不是挑自家的粮,是挑湾里的公粮。公粮是要先交的,先交公粮再留口粮,这是土改以来的规矩。
挑粮的队伍从湾里出发,一担一担往粮站去。挑粮的汉子肩上担着一百二十斤的担子,扁担一颤一颤,汗珠一滴一滴落在石板大路上。石板大路从湾口到区粮站五里。五里路挑一百二十斤,要走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到了粮站,把担子卸下来,过秤,验级,开票,入仓。再挑一担往回走,又走一个时辰。一天走四趟,四趟走下来,汉子们的脚板都磨出了血泡。
军粮急,秤也急。粮站门口那条扁担队从站门口一直排到街口,一担接着一担,人挤人,草帽压着草帽。陈应祥站在那杆大秤边上,过一担,报一个数,乡文书在他旁边开一张票。他手上的粉笔头磨得只剩一小截,拿不住,就用两根指头夹着写。
有个汉子嫌自己那一担过轻,要再添两簸箕。陈应祥把秤砣压回去,重新吊了一次,说:
“秤上是好多,就是好多。军粮急,争不得。”
那汉子看了看他,没再说话,挑着空担子走了。
五天,赛龙乡一万斤军粮入了仓。其他乡的公粮也陆续入了仓,总共是五万斤。粮站的仓是土墙仓,土墙厚一尺半,能防潮。粮入了仓,门上贴了封条,封条是安居区民政股的封条。封条上写着“军粮·不得擅动”。
那五天,陈应祥没回过家。
夜里他就睡在仓房里,铺一张草席,枕一只木匣。睡到半夜醒过来,他摸一摸那根称过粮的秤杆,还是凉的。仓房外头,江风一阵一阵,吹得院子里那盏马灯摇摇晃晃。
六天以后,米袋装好了,一件事定了:这些粮,要送到重庆,再往上送。
七
第六天,三十几辆架架车从安居场上大门启起来,往重庆方向去。
架架车是川东乡间运货的车。一只木架子,架子上铺一块木板,木板下两个轮子,轮子是木的,外头包一层铁皮。一辆架架车能装五百斤。三十几辆架架车排成一队,从安居大南门外那条五里石板大路上慢慢拉过。石板大路窄,架架车一辆接一辆,轮子在石板上碾过去,嘎吱嘎吱响。
车上的麻袋装的是军粮。麻袋是从区上调来的新麻袋,每袋装一百五十斤。麻袋口用麻绳扎紧,扎成一个耳朵形,叫“猫耳朵结”。猫耳朵结是川东乡间运粮的标准结,结紧,不漏米。
陈应祥站在路边的石头上看。他看见第一辆架架车从他面前过去,车上的汉子两只手攥着车把,腰弯得几乎与车把平行。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一辆接一辆过去。架架车上插着一面小红旗,红旗是区上民政股发的,红布黄字:“抗美援朝 运粮先锋”。
他数了一遍。三十四辆。
三十四辆架架车,三十四袋一百五十斤,一共五千一百斤。剩下的由安居区的运输队接运。运输队的架子车是胶轮车,能装八百斤一辆,一天能跑一个来回。
三十四辆架架车过了大南门洞,往西边去。车队远远地走,都看不见了。陈应祥还站在石头上。
周立敬走过来。
“应祥,回吧。”
“周书记,”陈应祥问,“这些粮要送到哪里?”
“先到重庆。重庆到头,再由铁路送上去。”
“送到朝鲜?”
“送到朝鲜。”周立敬说,“送到前线去。”
陈应祥点点头。
他又问:
“周书记,前线的人……能吃饱吗?”
周立敬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那条空下去的石板大路,望了一会儿。风从江上过来,把他衣角吹得动了动。
“应祥,”他说,“你记到一句话。”
“当年抗日救国有川军,今天抗美援朝有川粮。”
陈应祥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一遍。
周立敬接着说:“‘无川不成军’,这话你听过没有?打日本那几年,四川出了三百万兵,光我们铜梁出去的,就有好几千。川军出川的时候,穿的草鞋,背的土枪,一步一千里,去的是北边,回不来的是大半。”
他顿了一顿。
“从前出的是人,如今出人也出粮。人是血肉,粮也是血肉——粮是庄稼人一锄头一锄头从泥巴里刨出来的,也一样金贵。前线的人吃不上饭,就拿不动枪;拿不动枪,就守不住那道线。守不住那道线,战线就烧到自家门口来。你屋头陈家湾,坡上那几亩田,坝上那口井,都要遭。”
陈应祥听着,手里还攥着那半截粉笔头。
“我这么跟你说,”周立敬的声音缓下来,“不是要你多交一斤粮。公家的秤,多一分少一分我都晓得。我是要你明白一件事:你今天在秤边上站一天,报一天的数,就是给前线送一天的粮。这个道理,你要记到;将来你带的人,你也要跟他们讲这个道理。”
“应祥,”他又补了一句,“四川的粮,是从你们这样的屋头、这样的湾子里,一担一担担出来的。担出去的是谷子,担出去的是四川人的脸面。”
陈应祥心里一紧。
他忽然想起余家湾那个姓汤的后生。
汤长生是余家湾汤家的老二。白羊乡的余家湾,就是二姐嫁过去的那条冲,从陈家湾过去,翻两道垭口,二十里山路。汤长生过江那年报的是十八岁——他是民国二十三年腊月初二生的,那年实足十六,他多报了两岁。
陈应祥在粮站抄写粮册,白羊乡的征粮册子送到区上,有一本册子上汤长生那一户的姓名后头,注着一行小字:“次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参军。”
他记得汤长生比他还小一岁。以前在安居赶场时两个人认识,一九五〇年那一拨征兵,汤长生去报了名,走的前一天,两个人在安居场上碰过一面。
架架车的红旗远远地走不见了,石板大路上只留下一道一道的车辙印。车辙印在石板上碾得深,要过一个月才磨得平。
八
军粮起运的第三天,二姐陈应辉从白羊乡余家湾来赶场,二十里山路,鞋上全是泥,在安居街上碰到了陈应祥。
“二姐?”
“应祥。”她抓住他的胳膊,“余家湾,汤家……长生,长生没了。”
她说得乱。一会儿说部队上来了通知,一会儿说汤家老汉当场就瘫在地上,一会儿说汤家婆娘在坡上薅油菜,薅到一半,被人喊回来。她说了半天,陈应祥才听明白一句话:汤长生一九五〇年冬里过的江,人没回来。
“通知啥子时候到的?”
“有几天了。”二姐说,“从部队到县上,从县上到区上,再到乡上——走了一年多。汤家老汉不识字,通知上的字,是喊场口小学的老师念的。念完了他没听懂。”
陈应祥陪应辉回到了陈家湾,陈道文已经接受了应辉出嫁的事实。二姐在灶屋里喝了半碗热水,就回她从前那间屋睡了。
那天晚上,灶屋里的火一直没熄。周氏烧了一锅热水,又煮了一锅素面——素面里卧了一个荷包蛋,蛋上浇了一勺猪油,撒了一把葱花。她把那碗面端到应辉那间屋的门口,敲了敲门,没进去。
“吃嘛。”她说,“吃了睡。”
门开了,应辉把碗接了。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应辉端着空碗出来。她把碗放到灶台上,站在灶屋门口,看了一阵火。
“伯娘,”她说,“我明天一早回余家湾。”
周氏没说话。她走过去,把应辉肩上披的那件衣裳往上拉了拉。
陈应祥坐在门槛上,没有进屋。
门槛是石头凿的,坐上去凉。他把两个拳头撑在膝盖上,望着院坝底下。院坝底下是黑的,坡底下是更黑的一道,那是涪江。
他想起一九五〇年冬月里那一天。他在安居场上碰见汤长生。汤长生穿一件旧棉袄,背着一只小木箱,木箱里装的是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双新布鞋。他从场上走出来,看见陈应祥,笑了:
“二哥,我去报名参军。”
他那时候也笑了,说:“去吧,去吧。”
那四个字,是他说的。
第二天清早,陈应祥起了个绝早,他决定和二姐一起到余家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