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所谓偶然性中蕴含必然性，这是辩证法的销售话术，偶然性是现实的常态，必然性是事后的追认。

清帝逊位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绝佳的实现民主共和的机会，只不过良机转瞬即逝，中国人又经过了37年的奋斗才实现了这一点。

国父孙中山

清军入关后，很快失去了战斗力，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朝廷已经完全不能仰赖八旗军作战。

为了对抗太平军，中央开始下放财政和兵权，允许地方自主募兵作战。放权容易收权难，逐渐的，以左宗棠和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汉族势力开始崛起，伴随着内忧外患，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地方已完全不听号令。就在八国军队围攻北京城时，南方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人公然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对抗朝廷指令，从这时起，清廷就只剩下空架子了，事后，慈禧甚至还表扬了这一行为。

中国的宪法政治始于清末新政。

在海外革命党和朝廷进步派的巨大压力下，清廷决定恢复三年前被废除的资产阶级变法，且在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戊戌变法，明确地将变革政治体制作为改革目标，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

但骨子里，慈禧根本不想变法，完全是形势所迫，十二年的预备立宪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她死后，改革的进程有所加快，1908年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决定于第二年召开资政院（国民议会的准备机构）会议。

整部宪法具有浓厚的君权色彩，但基本上确立了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同时也放宽了对报刊和政党的限制。

《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除了君主立宪的内容外，其内容基本上与四年后的《临时约法》大同小异，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改革的进程太慢，而革命的浪潮则是一波接一波，况且清政府根本就不想改革，在由庆亲王组建的第一任内阁里，14名阁员中竟有8名皇室宗亲，被时人讥笑为皇族内阁。

正因为如此，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北方各省控制在朝廷实权派袁世凯的手中，而南方名义上则统一在孙中山的共和旗帜之下，南北双方相互对峙。

晚晴权臣袁世凯

袁世凯绝不允许南方成为国中之国，但他并不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实力，而南方的革命党则誓要推翻帝制，但人心各异，孙中山只是精神领袖，实力不强。

这样来看，当时南北双方的相互妥协确实是一步好棋，即推翻了满清、维护了版图稳定，又建立了共和体制、满足了袁世凯野心，以后双方的斗争就可以放在议会中进行，中国似乎已经在微妙的平衡下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唐虽然是袁系人马，但在思想倾向共和，也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在12名阁员中，同盟会有四席，分别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和参谋总长黄兴；保守派有四席，分别是内务总长赵秉钧、财务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刘冠雄。其余两人没有明显党派，均属职业文人。

唐绍仪内阁阁员，前排右一为唐绍仪

可以看出袁系人马基本上把持了国家的内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但由于总理唐绍仪心向共和，进步派也并不太落下风。况且这只是临时内阁，待国会大选之后，进步派肯定声势更盛。

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历史上的大部分国家的宪政之路都是这样启程的。

但自此以后，运气开始不再眷顾中国人，坏事一件接一件发生。

首先，袁世凯生了一个野心颇大的儿子，在袁克定的持续鼓吹下，袁世凯称帝的欲望不断膨胀，最后决定铤而走险。

其次，有望接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创党元老宋教仁在1913年于上海火车站被刺杀，由于袁世凯的动机实在过大，一下子让两个政治集团之间本就脆弱的相互信任消失殆尽，孙中山随即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又重新陷入战乱之中。

最后，在袁世凯死后，没能出现另一个有实力的军阀稳住国家政治，在形式上完成某种国家的统一，反而是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历史彻底沦为一群小丑的舞台，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

历史的确不容假设，但历史也确实给了中国人机会，只是我们没能把握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