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措施。它比取保候审严厉，又未达拘留、逮捕的羁押程度，但其对当事人自由的限制和对辩护权的冲击，却常常远超后者。其中，“会见难” 是这一制度最为人诟病的核心问题。
一、 “指居”为何成为律师会见的“真空地带”？
法律规定，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无需经过批准。然而，在“指居”的实践中，这条法律规定几乎形同虚设。其根源在于：
1. 物理空间的绝对隔离与信息屏蔽
· “指居”的执行地点是高度保密的。律师和家属无从知晓当事人被控制在何处，使得递交会见手续、进行沟通都无从谈起。
· 办案机关通过控制空间，实现了对信息流的绝对垄断，切断了当事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2. 法律条文的“弹性”解释与滥用
·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两类案件，律师会见需经侦查机关许可。
· 实践异化：办案机关常将其他类型的案件（如重大贿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牵强地解释为可能“有碍侦查”，或利用条款的模糊性，在实践中普遍性地将“指居”等同于“需经许可”的情形，人为设置审批障碍。
3. “有碍侦查”成为万能挡箭牌
· 这是办案机关拒绝会见的最常用理由。然而，何为“有碍侦查”？标准由办案机关自行掌握，缺乏客观、透明的判断准则，几乎无法被有效反驳，成为阻碍律师会见的“尚方宝剑”。
4. 执行主体的权力集中与缺乏制约
· “指居”的决定和执行均由侦查机关（特别是纪委监委在办理职务犯罪时转化的“留置”）主导，缺乏如同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那样的外部制约机制。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其行使具有极大的任意性。
二、 权利保障的破局之策：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进攻
面对重重障碍，律师和家属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采取系统化、策略性的行动。
策略一：程序合法性审查——发起“釜底抽薪”式的攻击
这是最根本的辩护策略。直接挑战“指居”决定本身的合法性。
· 审查要点：
1. 是否符合法定情形？ “指居”仅适用于无固定住处，或涉嫌危害国安、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极端情形。对于绝大多数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居”本身就是违法的。
2. 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是否履行了内部审批手续？是否符合期限规定？
· 行动：向办案机关及其上级、同级人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明确指出适用“指居”的违法之处，要求立即解除，变更强制措施。此举即使不能立即奏效，也能在案卷中留下程序违法的记录，为后续辩护埋下伏笔。
策略二：多渠道、不间断的正式交涉
不要依赖单一渠道，要形成立体化的压力。
· 向办案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留下要求会见的正式记录，即便被拒，也要拿到书面的《不予许可会见通知书》，作为其违法阻挠会见的证据。
· 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或侦查监督部门提交《监督申请书》，控告办案机关非法阻碍律师会见，要求检察院启动监督程序，通知办案机关纠正。
· 向上级机关申诉：向办案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委员会进行申诉和控告。
策略三：将“会见权”问题打造为案件的核心程序争议点
将办案机关违法阻挠会见的行为，本身作为一个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在每一个可能的诉讼阶段提出。
· 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官强调，由于侦查阶段长期无法会见，可能导致当事人供述的自愿性、真实性存疑，建议检察官重点审查指居期间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 在审判阶段：据此申请排除指居期间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向法庭主张，长期、完全隔绝律师帮助的羁押状态，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所获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策略四：为当事人提供“远程”法律支持
在无法直接会见的情况下，律师的工作不能停止。
· 指导家属：稳定家属情绪，指导他们通过合法渠道（如送衣物、书信，但需谨慎内容）向当事人传递家庭支持的信息。
· 准备法律意见：针对已知的案情，预先研究法律问题，准备好详尽的辩护提纲和法律分析，一旦获得会见机会，便能高效介入。
· 关注当事人健康状况：对于当事人可能存在的身体健康问题，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关切，要求保障其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或变相肉刑。
三、结语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下的会见难，是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疾。破解这一困境，不仅需要律师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更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它要求律师从传统的“庭审辩护者”转变为“程序斗争的勇士”，通过坚决而不失理性的法律行动，不断叩击程序的壁垒。
每一次递交的法律文书，每一次申请的检察监督，都是在为凿穿这堵“无形的墙”而积蓄力量。这不仅是为了某个具体当事人的权益，更是为了维护“辩护权”这一法治基石的尊严。记住，权利从不靠施舍，而靠争取。 在面对“指居”这一最封闭的程序时，最专业的争取，便是对法治精神最坚定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