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已经走到11月,全球经贸的牌桌仍不太平。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挥舞关税大棒成了常态,还对进口汽车加征了25%的关税,各国被搅得团团转。
西方舆论场里,“与中国脱钩”的调门一直没降下来。可风向这种东西,往往在最吵的地方最难看清。
把视线收回国内,会发现有三股水流正在往回涌:外资、外贸、消费。三股水流彼此咬合,在逆全球化的浪头前形成了一股合力。
商场里的变化最直观。年轻人买羽绒服、运动鞋、汽车,越来越习惯先看国产牌子。
在不少00后眼里,波司登、李宁、蔚来已经成了潮流和科技生活的代名词。这份认同不是靠情怀撑起来的,靠的是国货在品质和设计上实打实地追了上来。
港口那头,货柜里装的东西也换了。过去比的是谁便宜,如今比的是技术含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占全球六成以上。
安踏牵头收购了亚玛芬体育,比雷埃夫斯港、钱凯港这样的海外节点陆续运转。中国企业正从“卖产品”走向“输出产业生态”。
外资的算盘,打得更精。特斯拉柏林工厂曾因零部件运输受阻而停产,上海超级工厂却靠本土化率超过95%的供应链稳住了节奏。
全球供应链动荡不安,这种确定性比廉价劳动力值钱得多。RCEP生效后,长三角密集的配套网络也让跨国公司更算得清长远账。
三股回流,底色是同一个:中国经济正从拼规模转向拼价值。别人忙着筑墙,中国靠技术和市场把墙“穿”了过去。这股风向到底从哪来?
几位中外经济学家此前有过一场对谈,拆解得相当透彻。在看对谈之前,先看一组刚出炉的数据。
*此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以及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围绕中国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进行了一场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欠发达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和第一大贸易国,并连续多年位居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柯成兴认为,中国贸易的成功背后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
从需求看,世界已经准备好迎接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此前世界按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两大原则运转,中国把这两点都做到了。
从供给看,中国依靠纪律严明的劳动力队伍、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持续改进的流程,完成了需要做的事情。他指出,中国的表现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当时不少西方观察家从没想到中国能做到这些,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人均GDP太低,成不了工业巨头,甚至带着文化偏见断言中国在技术上难有创造性。归根结底,世界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中国也挺身而出。
王丹指出,中国起初的制造和出口基本以衬衫、鞋子、衣服为主,如今早已不同,这一转变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以前人们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主要处在供应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
现在,中国的产品更加知识密集、附加值更高,中国的供应链是全球市场的基石。从运费的波动来看,中国的供应一直相当稳定,低附加值商品是这样,工业品和高价值商品也是这样。
服务业同样如此。2000年,电信和IT服务只占服务出口的1%,后来已达到2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中国的贸易也不只是出口。
中国进口额从2012年的1.8万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2.56万亿美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每年在上海举办,体现出中国非常注重从世界各地采购商品和服务。
李稻葵表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经济体,企业和家庭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了起来,同时中国又是出口大国。为了抵消贸易顺差过大的趋势,中国必须特别努力地扩大进口,这就是进博会的背景。
在他看来,举办进博会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确实在倾听,确实懂经济学,也确实希望回应贸易伙伴的关切。关键词是合作:没有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中国的崛起和世界从中国受益都不会持续。
进博会的意义不仅在于进口增加了多少,更在于表明了这种态度。李稻葵还谈到一次赴美经历。那是他五年来第一次去美国。
令他震惊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总体上对中国态度强硬,各种针对中国的负面论调不绝于耳。然而,走下讲台,在街上和观众席上与人交流时,他遇到的大多数人都非常友好。
很多人告诉他,自己在跟中国做生意,从中国进口商品、外包业务,或者把产品卖给中国。还有人说,那些在台上谈论美中关系的政策制定者并不代表美国的真正利益。
这真切地表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还有进博会,确实在发挥作用。他坚信,当更多人来到中国,在中国做贸易、学习、旅游,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决策者传达自己的意见。
除了进博会和各类交易会,中国还设立了自贸区,到2023年全国已有22个。王丹认为,自贸区一直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在减税、减少繁文缛节、吸引外资方面展现了能力,也面向国外市场建立了强大的供应链基础。
自2013年以来,自贸区实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条目由最初的190条减少到27条,全国负面清单也减少到31条,这基本上就是取消投资限制。李稻葵认为,自贸区其实是为了国内改革,而不只是为了吸引外资,目的是通过自贸区之间的竞争引发新一轮改革。
各自贸区都在努力推出创新政策,回应企业的诉求。他还指出,中国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成功,新冠疫情之后也是如此。
人文交流非常重要,这就是中国宣布单方面对14个国家免签的原因。免签通常是对等进行的,但这一次是中国单向、主动发起的,他认为这是正确的举动。
柯成兴对此非常认同。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人员尽可能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单方面免签实际上呼应了一个历史性的步骤:中美首次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最先签署的两项协议,一项关于科技交流,另一项关于学生和学者交流。
跨越国界的人员流动对增进对世界的了解非常重要,能以良性循环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激发更多兴趣、促成更多访问。此后几十年里,知识和学术交流蓬勃发展,对两个大国的关系很有帮助。
遗憾的是,两国关系经历了相当多的风雨,任何有助于恢复这种局面的措施都会非常有益。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进一步发力,重点是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制造业基本实现零限制、完全开放,电信、医疗保健等服务业的开放也被提上日程。
王丹认为,中国既希望加强供应链,也希望开放国内市场,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新兴市场像中国这样开放。比如,2018年中国取消了持股比例限制,第二年特斯拉就来到上海建设超级工厂,非常成功。
李稻葵指出,过去在汽车行业,外资企业最多只能持有50%的股权,中央政府已宣布取消这一上限。但地方政府往往是当地汽车公司的直接股东,这些企业不愿把股权转让给外国合作伙伴。
所以讲深化改革,讲的是一项项具体行动,地方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落实中央的政策意图。中央也多次提出,要在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把开放提升到制度层面的新水平。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5%左右,但实际增长潜力高于这个水平。比如,可以部分按照当地居民的实际消费量向地方政府分配增值税收入。
增值税目前只在生产地征收,北京有庞大的汽车采购中心,却没能从汽车消费中受益。政策应更多关注消费,并着眼长远发展。
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其中中产阶级消费者约有四亿,政府也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柯成兴认为,中国GDP达18万亿美元,即便增速只有4.5%,每四年也会新增相当于一个印度的经济体量,这非常惊人。
外界看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希望参与其中,也充满期待。谈到区域一体化,柯成兴表示,RCEP让东盟和中国走到一起,还纳入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覆盖超过20亿人口,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会对这一地区的每个人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适应贸易可能带来的失衡变化,帮助那些因贸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加入RCEP,将有助于各方理解贸易怎样才能更好地运作。
展望未来五到十年,王丹认为,业界正在密切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和税收改革。前者主要涉及商业银行,要推动它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后者会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配,以及税基的调整。
李稻葵期待出台刺激消费的具体政策。他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需要的,也是增强人们幸福感的直接手段,没有什么比消费更重要。
柯成兴则从实体经济角度补充了三点看法,与两位的观点相辅相成。他最看重的是技术创新。
随着世界走向数字化和绿色化,五年后的世界将与五年前完全不同,而中国已经在许多这类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消费固然重要,但还要加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这对推动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恢复人们的信心都非常重要。
还有市场力量与国家引导之间的平衡。全世界正在进入产业政策作用更大的时期,中国在这方面早有经验。
外界关注的是,中国如何继续让市场决定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同时用产业政策激发新产业的发展,再适时退出,让竞争的力量重新发挥主导作用。在他看来,这对外界和中国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