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有德,今年七十四,在县医院做了三十八年外科医生,退休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坐了七年诊。
我这辈子做过的手术,大概有三千台。卵巢囊肿、胆囊、阑尾、胃穿孔、肠梗阻、剖宫产,最多的是胃和肠子。开刀的时候,我从不觉得人活得久是件容易的事。刀一划开,里面哪一层该有哪一层该没有,一目了然。
退休以后,我看的病换了——从前看的是肚子里的东西,后来看的是人对自己身体的那些想当然。
这几年,来找我聊“还能活多久”的人,比从前多了好几倍。六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居多,坐我对面,把体检单往桌上一推,说:“郑大夫,你给我算算,我能活到八十几?”
我每次都想问一句:你哪来的这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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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话不是乱说的。
咱们先看看具体数字。
我在诊室里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人算账。不是算钱,是算剩下的年份。
国家卫健委有过一个统计,202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8.6岁。这里头有一句话,好多人都没看明白:预期寿命,是从出生那一刻算起的平均期望值。它能到78.6,是因为现在婴儿活下来的多、夭折的少了,把平均线抬上去了。
可你要是已经六十岁、七十岁了呢?
你活到六十岁了,说明前面那些要命的关口你已经躲过去了,你的期望寿命会比78.6岁更高一些——这个我知道,我们医院的公卫科专门讲过。可也就是七十多、八十出头。而且更要紧的是:那不是“一定能活到”,是“平均下来这么长”。平均数这个玩意儿,从来不代表多数人。
我们村里,我数过。
我出生的那个村,跟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一共十一个。这十一个人里头,活过七十五岁走的,两个;活过八十的,一个;六十岁之前走的,四个。剩下的,都在七十到七十五之间走的。
我算是这十一个里头,活得最长的。
我今年七十四。如果我能活到七十五,我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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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我不敢当着我老伴儿的面说,她听了准骂我。
但我在诊室里说过,而且一说,对面的人常常当场就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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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腊月,有个男的来找我,姓严,五十九岁,在建材市场做买卖的。
他进门第一句是:“郑大夫,我查出来血糖有点高,你给我开点药。”
我说:“先坐下,我看看单子。”
我看单子,空腹七点一,糖化六点五,属于刚过线,不重。我说这个还没到吃药那步,先清淡饮食,少喝酒,多走。
他把袖子一撸,说:“郑大夫,药我是要吃的。我要活到八十五。”
我说:“为什么是八十五?”
他说:“我妈活到八十六,我爸七十九,我算他们中间,我总得往八十五走。”
我当时没接这个话,只把单子放下,问他:“你抽烟不?”
他说抽,一天一包。
“喝酒?”
“做买卖嘛,顿顿。”
“睡觉几点?”
“十二点以后,有时候两三点。”
“走路吗?”
“我一天走两万步,建材市场转圈。”
我说:“严师傅,你一天走两万步,把身体走累了,再拿烟酒补一补,这账是怎么算的。”
他不高兴了,说:“郑大夫,你别光说啊。你就告诉我,我这么干,能不能到八十五。”
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是,你的目标是八十五,你现在的做法是照六十二的活法在走——抽烟、喝酒、熬夜、不吃早饭。这两笔账不对。”
他脸就挂下来了。单子一收,说:“我明白,我这就回去办。”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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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这个人,是因为今年三月,他儿子来了。
进门就问:“郑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你父亲叫什么。他说了名字,我说记得。
他说:“我爸走了。”
我手里的笔停了。
他说:“今年二月,脑干出血,晚上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那边有动静,过去一看人就不行了。”
严师傅那年六十岁。从我说完那句“这两笔账不对”,到人走,十个月。
他儿子坐在那儿,眼睛往下看,说:“郑大夫,他不是药没吃。他药吃得比谁都准时。就是不肯改别的。”
我那天回家,一句话也没说,坐在阳台的小凳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了两口烟(我抽了四十年,去年戒了)。
我老伴问:“怎么了?”
我说:“有点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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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见过太多“不疼”的人。
学医的都知道一句大实话:要人命的病,大多不疼。
高血压不疼。糖尿病,也不疼,早期的血糖高,人一点感觉都没有。到了眼睛出水、脚趾头发黑,才知道疼。肺癌早期不疼,人还以为是累着了。冠心病早期不疼。最不疼的是肝脏——肝脏上长个东西,长到四五厘米,人也不觉得怎么样。
可人的心理不是这么想的。
人心里有一杆秤:我这儿不疼,我这儿就没病。这是天底下最大的想当然。
我把这个叫“疼的错觉”。
我年轻时当外科医生,最难受的不是做手术,是看着一个人第一次来,就是个晚期。他把一张片子往我桌上一放,我拿起来看几秒钟,就知道下面要说什么话了。他说:“郑大夫,我一点不疼啊。”
我说:“对,就是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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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十岁退休那阵,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现在说说一件我很少提的事。
那是我六十二岁的时候。不做手术了,我骑车到河堤上,骑到一半,觉得胸口有点闷。不是疼,是压着的那种闷,像有人隔着一层棉被按你的胸口。
我把车停住,站在那儿缓了一会儿。大概一分多钟,过去了。
我清楚那是什么。我在外科做过三十八年,看过的冠心病不止一百个,那一下,我从心里明白。我自己就是个医生,知道这种事不能等,第二天一早就去查了。
冠脉造影结果出来,前降支有中度狭窄。我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一行字:前降支。这根血管,是人家叫“寡妇血管”的那一根。窄到一定程度,人就走了。
我回来跟我老伴说:“从今天起,咱俩得改日子。”
我戒了烟。抽了四十年。硬戒的。
我第一次戒烟,戒了四天,后来夜里睡不着,又从抽屉里翻出来抽了两支。那一回我戒了四天。
第二次是认真的。我把烟盒扔了,把存着的一整条烟拆开,一根根扔进马桶冲了,抽了回大的。我老伴在门口站着,不说话。她也不劝我,就看着。
之后我就再没抽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今天,十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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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不是没知识。他们比我知道得多。手机里存的那些健康号,一条条搁在那儿,什么病什么征兆,看得很明白。可他们一样不查、一样不改。
不是不知道,是不愿相信。
因为一查出来,就得改。改了,日子就不舒服。人到了一定年纪,最难的不是明白,是改。
我有个老同事,比我大两岁,心内科的,一辈子救人。前年还在门诊上班,今年三月查出来肺上有阴影,走得很急。他生前烟不离手,一天两包。我们劝过他多少次,他都说:“我行医的人还不知道?”
知道。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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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个想当然。
很多人以为,活多久看的是大病。不是。活多久,看的是“小东西”能不能守得住。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八十六岁,走的是肺炎。
怎么得的?冬天在楼道里摔了一跤,家里人怕她再摔,就不让她出门了。天天躺在床上,坐起来吃三顿饭。这么躺了一个多月,痰咳不出来,就闷在肺里了。
一个八十六岁的人,几乎不是因为病走的,是因为不动、因为不出门。
还有的老人,活得好好的,忽然就不行了。查一查,不是心脏、不是癌症,是本来爱下楼打牌的人,牌友走了三个,他就不下楼了,天天看着窗户外面。三个月,人就瘦了二十斤。
这些事,看病历看不出来。写在病历上的,叫“老年综合征”。在我心里,这其实就叫“日子没了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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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想当然,是我最想说的。
很多人聊长寿,聊的都是“怎么多活十年”。
我当了一辈子医生,说实话:那些把“活到八十五”挂在嘴上的人,我见得多了,大多到不了。那些把每天过明白的人,反倒往往比预期活得长。
我有个病人,姓乔,老太太,八十一岁,糖尿病二十六年,高血压三十多年。她那本子我没见过第二个:一天四回血糖,一页页写着;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走二十分钟,走完了坐一会儿再吃饭;每回的药都放一个分格盒子里,一格不放错。
她来诊室,从不问“我还能活几年”。
她只说:“郑大夫,我这个月数还稳不稳?”
八十一岁的人,精神得跟你聊菜价、聊停电、聊孙子学了什么。
她没赢在药上,赢在“不跟自己的日子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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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年的时候,我送走过我母亲。
她八十二岁走的。走之前一个月,还在院子里摘豆角。她走那天,早上想吃一碗面,我妹妹给她煮了一碗,吃了两筷子,说:“今天不吃了,我睡一会儿。”下午就没了。
我妈没住过院。她这一辈子是“走快了”,不是“走慢了”。
这件事让我想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乱账。我们这些人,天天怕死、怕病、怕活不长,可我妈这样的人,她为什么不怕?
因为她没工夫想这些。她早上起来有活要干,中午要给人送东西,晚上要看那个《新闻联播》。她的日子是一天接一天的,不是一年接一年的。
人要是把每一天都当一天过,一年一年自然就来了。反过来,天天想着活到八十五的人,往往活不出那八十五岁的一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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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得把话讲明白。
我不是劝大家不养生,也不是说“活到七十五就够了,剩下的别费劲”。
我的意思是:别把目标定得那么高,高得让自己心慌。
我这几年在门诊,最常对六十岁往上的人说的三句话,就这么三句——
第一句:把血压、血糖、血脂看住,别让它们往上走。这三样不是“病”,是水闸,闸一漏,房子底下就泡了。
第二句:一天走三十分钟,风雨不误,但也别走两万步。走路是为了让血流通,不是为了把腿走坏。
第三句:身边得有三个人能说上话。人老了,最耗人的不是病,是孤单。这一条我说了七年,听的人最少,可最要紧,也最实在。
这三条,不花钱,也不难。难的是天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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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一个人。
我有个老朋友,姓彭,七十一,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他六十五岁那年查出肠上有息肉,切了。从那以后,他每年查一次,一次没落。他跟我说:“郑大夫,我不是怕死,我是想活得明白。”
他今年七十一,头发白了,走路比我快。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去公园走一圈,回来给老伴儿做早饭。下午看书,晚上写点东西。他自己订了一条:八点半上床。
有一次我问他:“你还想活到多少?”
他说:“我不想这个。我想的是今年春天,能不能把院子里那几棵月季养开。”
他这句话,我记了好几年。
不是“能活到多少”,是“今年春天”。一个人心里要是装着今年春天,他多半能看见明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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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说那句话——别总想着活八十,能活到七十五就赢了。
这句话听上去像丧气话,其实不是。
我说这话,是想让人把账算明白。
人把期望值抬得太高,会出两个毛病。
第一个毛病:觉得日子还长,现在改不改没关系。“我六十五,我还有二十年”——这句话是我在诊室里听到最多的一句。二十年,听起来很长。可这二十年,是一段一段过去的,某一年的秋天,某一件事做完,就少了一年。
第二个毛病:一旦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就破罐子破摔。“反正也就这样了”——这也是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这两句话,一句话是太松,一句话是太紧。人到了这个年纪,最容易在这两句之间来回打摆子。
我自己的想法是:把期望放到七十五,把力气放在今年。
七十五岁这个数,我说得出来,是因为我自己离它还有一年。我不觉得这是终点,我只是觉得,能走到这儿,已经是场大胜。这剩下的日子,是我从死神手里一点一点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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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我回了一趟老家,给父母上坟。
那个村现在没几个人了。我站在坟头上看下去,能看见当年的麦地,现在都荒了。
回去的路上,我碰见一个当年一起玩泥巴的老哥,姓李,还活着,七十六,坐在自己家门口抽旱烟。
我说:“老李,你还抽呢?”
他说:“抽,抽了六十年。你看我这不还好好的?”
我笑了,没劝。
他忽然说:“有德,你现在还给人看病?”
我说:“看。”
他说:“那你给人看的时候说句实话——这人到底能活多久?”
我说:“看不出来。”
他笑:“那你当的什么大夫?”
我说:“我看病,不看命。”
他把烟锅在门槛上磕了两下,说:“这话还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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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这些话,在社区的讲堂上说过一回。来的人不多,二十来号,坐在那儿,有打盹的。
我说到最后,有个大姐站起来问:“郑大夫,那你说我现在该干什么?”
我说:“你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早上起来,量一次血压,记在一张纸上。就这么两件事。”
她说:“就这两件?”
我说:“对,就这两件。一个礼拜以后,你自己看着那张纸,再看看自己感觉,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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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很简单。
早上六点起来,量一次血压,记在小本上。七点出门走路,三十分钟,走到公园门口那棵大柳树底下,掉头。回来吃早饭,一碗粥,一个鸡蛋。上午看书,或者去社区那儿坐半天。中午睡半小时。下午写东西,或者去楼下和人下棋。晚上九点上床。
这个日子,我过了十二年。
十二年,我看着不少人先走了。也有不少人,我上次见的时候还病病歪歪,后来在公园碰见,反倒越活越精神了。
这些年我慢慢想明白了:人的寿命,像一条河,有它自己的走向,你改不了它流到哪里。可你能做两件事:一是别往河里倒脏水,二是别在河边上把自己熬干了。
前一阵,我那个老病人乔老太来查体,八十一岁,指标全稳。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说:“郑大夫,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七十四。”
她说:“那你可得再撑几年。你走了,我不知道找谁去。”
我说:“撑着呢。”
她走了以后,我在那张处方单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 别想着活八十,能活到七十五,就是赢。剩下每一天,都是白赚的。
我把这张纸压在了我的本子底下。
我今年七十四。明年这个时候,我就赢了。
赢了以后干什么?
明年春天,我家院子里那几棵月季,我还得看着它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