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晚明时期，华夏大地上的汉人识字率竟超过 8 成；可到了晚清，这个数字骤降至不足 2%！

短短数百年，一个文明的文化普及程度从 “全民皆有书读” 跌落到 “百无一识”，这绝非历史的自然衰退，而是爱新觉罗家族对华夏文明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最触目惊心的一笔。

晚明的识字率有多恐怖？两位异国他乡的 “意外访客”，用跨越 137 年的亲身经历，为我们留下了铁证。

第一位是朝鲜学者崔溥。弘治元年（1488 年），他乘坐的船只遭遇暴风，从济州岛漂流至浙江台州临海县。随后，他从南到北游历中国，直达京城，再经辽东陆路返回朝鲜。这段特殊的旅程，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明代百姓的文化水平。

在游记中，崔溥写下了震撼后世的见闻：“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闲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

要知道，津夫是摆渡的船夫，水夫是拉纤的船工，都是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可就是这些在古代被视为 “贱业” 的人，不仅能识字断文，还对地理历史了如指掌，能和朝鲜学者顺畅笔谈。而崔溥提到的 “江北不学者多”，恰恰为后来的另一份记载埋下了伏笔 —— 文化普及正在从江南向北方蔓延。

137 年后的天启五年（1625 年），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遭遇海难，同样在中国境内游历。他的游记虽暂无中译本，但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研究中明确转述了他的见闻：“中国男孩，哪怕是来自非常贫苦的家庭，不会读写汉字的也极为少见”“大部分人，无论贫富贵贱，鲜少不会读写”。

卜正民更是直接概括：“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文盲在晚明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这意味着，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晚明的文化普及已覆盖南北，即便是北方地区，识字率也相当可观。

识字率的飙升，催生了旺盛的购书藏书热潮。卜正民曾做过一个鲜明对比：“在宋代，万卷藏书对于个人而言几乎是个不可想象的数字，而到了 16 世纪末，藏书万种以上的私人藏书楼已多达数十座。” 晚明可购之书的数量、购书之人的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明代文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中的记载，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普及的深度：“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百工贱业者，竟能对儒家经典、历史典籍烂熟于心，随口应答无误。这样的文化盛况，足以证明晚明江南的识字率绝非虚言 —— 男子几乎全员识字，女子也有相当比例能读写，整体识字率超过 6 成，甚至有学者推断可达 8 成以上。

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昌盛、全民向学的华夏，在清军入关、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中国后，却遭遇了断崖式的文化崩塌。

到晚清时期，汉人识字率竟暴跌至不足 2%！曾经 “里闲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 的盛景，变成了 “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 的惨状；曾经藏书万种的私人藏书楼，在文字狱的烈焰中化为灰烬；曾经 “两脚书厨” 的百工贱业者，变成了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

这不是岁月的自然侵蚀，而是一场蓄意的文化绞杀！为了巩固异族统治，爱新觉罗家族大兴文字狱，焚毁典籍、禁锢思想，让 “读书” 变成了高危行为；为了愚化民众，他们推行严苛的文化垄断，剥夺底层百姓的受教育权，让华夏文明的薪火险些断绝。

从晚明 8 成识字率的文化盛景，到晚清不足 2% 的识字率惨状，这不仅仅是数字的下跌，更是一个文明的沉沦、一个民族的悲哀。爱新觉罗家族对华夏文化的破坏，对民族精神的摧残，绝不是 “滔天罪行中的一小部分” 就能概括的 —— 这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是中华文明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黑暗一页。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才更能明白：文化的昌盛，是民族的底气；教育的普及，是文明的根基。而那场从 8 成到 2% 的识字率暴跌，不仅是一段历史的悲剧，更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 任何对文化的践踏、对教育的剥夺，都是对民族未来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