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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性卵巢肿瘤的诊断、治疗和随访

交界性卵巢肿瘤的诊断、治疗和随访
摘要:
交界性卵巢肿瘤是一组异质性非侵袭性肿瘤,其恶性潜能尚不确定,并具有特征性的组织学表现。这类肿瘤多见于年轻女性,早期发现,预后良好,但部分患者在治疗后长达20年仍可能出现症状复发甚至死亡。交界性卵巢肿瘤的分子改变表明该疾病与I型卵巢肿瘤(低级别卵巢癌)存在关联。疾病的病理分期、卵巢外转移灶的侵袭性和非侵袭性种植灶亚型,以及术后是否存在肉眼可见的残留病灶,似乎是复发和生存的主要预测因素。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复发最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是采用保守性手术,但这不会影响患者的生存,因为大多数复发病例属于交界性肿瘤——易于治愈且预后极佳。交界性肿瘤是一种术前影像学诊断困难的肿块,因为其宏观特征可能与侵袭性卵巢肿瘤和良性卵巢肿瘤重叠。过去几十年,手术治疗已从根治性手术转向更为保守的治疗;然而,必须始终兼顾肿瘤治疗的安全性。定期进行超声检查随访至关重要,尤其要关注接受保守治疗患者的残余卵巢。目前关于该主题的文献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这类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建议。
学习目标
比较交界性卵巢肿瘤 (BOT) 与卵巢癌的流行病学和生殖风险因素,并描述 BOT 发生的分子背景。使用病理学术语,对交界性肿瘤进行原始分组或对交界性肿瘤进行新的亚分类,并评估复发和生存的主要预测因素。确定一种适用于出现疑似恶性卵巢肿瘤症状的患者,并能识别出交界性卵巢肿瘤的诊断算法。介绍
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是上皮性卵巢肿瘤中的一个独立实体,该肿瘤于1961年被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认可,并于197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采纳。目前,有三个术语用于指代这类肿瘤:交界性肿瘤、低度恶性潜能肿瘤和非典型增生性肿瘤。这类肿瘤不仅在最佳术语方面存在争议,而且在术前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冰冻切片、最终病理评估等方面也常常面临诊断难题,可靠的预后参数定义也存在不确定性。手术的彻底性,尤其是在考虑保留生育能力的年轻患者中,手术分期的完成情况以及手术入路方式(腹腔镜或开腹手术)的选择,仍然是争论的焦点。最后,术后治疗(例如辅助化疗、不孕症和体外受精药物、激素替代疗法、完成生育计划后的手术)和随访策略也经常被提及。交界性肿瘤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尝试向读者介绍有关这些主题的最新数据。
流行病学
交界性卵巢肿瘤约占所有上皮性卵巢恶性肿瘤的15%~20%,年发病率为每10万名女性1.8~4.8例。交界性卵巢肿瘤与卵巢癌在肿瘤组织类型的百分比分布、FIGO分期、总体预后良好、发病年龄较轻、不孕率较高以及BRCA突变频率较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观察到卵巢恶性肿瘤中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发生率增加,同时卵巢癌的发生率略有下降。在瑞典,1960年至2005年间,BOTs的发生率从每10万名女性每年1.0例增加到5.3例,而BOTs在卵巢恶性肿瘤中的分布比例也从5%–10%增加到25%。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BOTs病理诊断的准确性提高,和/或导致BOTs发生的潜在风险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一些研究表明,与卵巢癌不同,激素类避孕药对BOTs没有保护作用;然而,关于BOTs和激素类避孕药的进一步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BOTs风险的增加也可能与促排卵药物的使用有关。
交界性卵巢肿瘤(BOT)中,浆液性肿瘤占绝大多数(53.3%),其次是黏液性肿瘤(42.5%),其他组织类型较少见(4.2%)。在卵巢癌中,浆液性组织类型也最为常见,而黏液性组织类型则非常罕见(<10%)。与卵巢癌(figo i期占25%)相比,bot大多在早期阶段(75%为figo i期)被诊断出来。一项纳入15项研究、共计948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纳入研究的交界性肿瘤中,69.6%(660例)为i期,10.3%(98例)为ii期,19.2%(182例)为iii期,0.6%(6例)为iv期。 du bois 等人对 6,362 名患者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也类似:78.9% 的 bot 患者在 figo i 期被诊断,21.1% 在 ii-iv 期被诊断,尽管 iv 期是一个例外。 尽管大多数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的预后极佳,但少数患者病情发展更为严重,最终死于该疾病。i期交界性肿瘤女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约为95%–97%,但10年生存率仅为70%–95%,这是由于晚期复发所致。ii-iii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65%–87%。如果将生存率细分为主要组织学类型,sherman等人在一项基于人群的分析中报告,浆液性bots的10年总体相对生存率为96.9%±2.3%,黏液性bots的10年总体相对生存率为94.0%±3.1%。晚期浆液性bots的10年生存率为89.9%±5.3%。晚期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10年生存数据有限:5年生存率达到85.5%±9.0%。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原发性卵巢黏液性肿瘤的数据必须谨慎解读,因为这类患者往往伴有较多的消化道继发性肿瘤,这可能导致原发性卵巢肿瘤的误诊。最后,还应指出的是,1960年至2000年间,bots和卵巢癌的5年生存率均有所提高(bots为70%–80% vs. 90%;卵巢癌为30% 50%)。 交界性卵巢肿瘤患者的年龄通常比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年轻10岁(45岁 55岁)。三分之一的交界性卵巢肿瘤患者年龄小于40岁,她们通常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切除术的候选人。交界性肿瘤在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女性中很少见。虽然已有少数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罹患交界性卵巢肿瘤的病例报道,但这更多地反映了这些突变在普通人群中的普遍程度。以色列一项全国性研究发现,brca1和brca2基因中犹太人创始突变的发生率显著较低,早期交界性卵巢肿瘤患者中仅有4.3%携带该突变,而早期卵巢癌患者中该突变的发生率为24.2%。 交界性卵巢肿瘤(bot)和卵巢癌的其他流行病学特征并无显著差异,流行病学研究也证实,除不孕发生率较高外,bot 和卵巢癌的生殖风险因素相似。与其说是单一假说,不如说是各种假说所涉及的机制存在重叠,这或许更能全面解释这些生殖风险因素。持续排卵假说认为,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是由于排卵期间卵巢表面上皮(ose)反复受到微创伤所致。排卵抑制可以解释妊娠、哺乳和激素避孕的保护作用。 一项瑞典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增加生育次数和哺乳次数可降低50-74岁女性患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风险;与既往研究相反,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并未显示出保护作用。其他研究则显示口服避孕药对交界性卵巢肿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病例数较少有关。一项丹麦病例对照研究也证实了口服避孕药对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具有类似的保护作用。口服避孕药的保护作用也可能与抑制促性腺激素水平有关。促性腺激素假说认为,卵巢表面活性物质(ose)暴露于过量促性腺激素水平可导致恶性转化。一些病例对照研究指出,使用促排卵药物后进行卵巢刺激和多次卵巢穿刺,可使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风险增加2-4倍。顺应这一趋势,体外受精促排卵后观察到较高比例的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激素假说认为卵巢激素,尤其是孕激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验数据提示,孕激素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清除卵巢表面上皮(ose)中含有亚致死性dna损伤的细胞。某些激素异常情况,例如雌激素缺乏拮抗以及肥胖(此时雌激素无法被孕激素拮抗),也可能增加浆液性肿瘤的风险。此外,雄激素可能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较高的雄激素水平与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相关。一项基于澳大利亚人口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呈正相关(比值比 [or]:2.6;95% 置信区间 [ci]:1.0–6.1)。 能够降低子宫内膜异位症发展风险的机制可能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因素,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某些交界性卵巢肿瘤(例如,子宫内膜样或透明细胞型交界性卵巢肿瘤)的前期病变。降低风险的机制包括子宫切除术或输卵管结扎术;因此,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阻止子宫内膜组织通过经血逆流进入体内,而经血逆流是该疾病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此外,子宫切除术和输卵管结扎术还可以阻止多种潜在的环境致癌物进入腹腔,从而避免其与输卵管和卵巢组织接触。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外部致癌物(例如,滑石粉、石棉)也可能参与与致癌作用相关的炎症假说。 分子背景
卵巢上皮性肿瘤,包括交界性肿瘤,是一组异质性较高的肿瘤,其共同起源于输卵管或卵巢表面上皮或上皮包涵囊肿。形态相同的肿瘤可见于所有发育源自苗勒氏管的结构中。许多学者推测,这些肿瘤起源于共同的干细胞或祖细胞,是遗传和表观遗传改变的结果。与其他恶性肿瘤(如乳腺癌、结直肠癌)一样,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肿瘤干细胞理论。近期开展的启动子甲基化分析项目发现了典型的甲基化模式,证实了肿瘤来源于干细胞的克隆性起源。
在每种组织类型中,我们都可以识别(或至少推测)三种基本细胞群,这些细胞群对于该组织的发育和恢复是必需的:
组织特异性干细胞:这些细胞的复制潜能与生物体的寿命相当。它们是所有类型特化细胞组织再生的基础来源,但仅占细胞总数的一小部分。祖细胞:这些细胞是干细胞最亲近的子细胞。它们具有有限但快速的复制能力,并且可以迁移和分化成各种特化细胞。特化细胞:这些细胞占组织细胞总数的99%以上。它们的复制能力极其有限,寿命也仅占生物体寿命的一小部分。它们执行所有特定的组织功能。肿瘤细胞的关键特征是无限复制、去分化和接触抑制的丧失。因此,转化细胞(肿瘤干细胞)的原始克隆很可能源于干细胞或祖细胞遗传和表观遗传改变的逐渐积累,而非源于特化细胞。在此积累过程中,肿瘤细胞群可能逐步形成,其特征最初表现为良性,随后表现为交界性,最终表现为恶性。特化组织细胞代表了干细胞或祖细胞(肿瘤干细胞)中后续产生的高级基因组改变,而该肿瘤细胞群则反映了其干细胞的基因组改变。
得益于近期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卵巢上皮性肿瘤可分为两大类。这两类肿瘤在癌变过程中的分子变化和生物学行为上存在差异。这种分类描述的是不同的癌变分子通路,而非与任何组织学类型的关联。I型肿瘤(即所谓的低级别肿瘤)通常缓慢发展,从良性病变经交界性病变最终发展为恶性病变。II型肿瘤(即所谓的高级别肿瘤)则迅速进展,且无已知的癌前病变。目前尚无精确的预后或预测标志物能够明确区分纯良性肿瘤和具有恶性转化潜能的肿瘤,这使得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临床管理颇具挑战性。若能明确预测交界性肿瘤生物学特性和恶性潜能的分子因素,临床医生或许能够更好地预测哪些患者适合接受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且复发风险极低或无复发风险,以及哪些患者由于肿瘤的侵袭性而不适合接受保守性手术。
肿瘤的基因组改变,而非单纯的肿瘤形态,似乎是识别交界性卵巢肿瘤(BOT)生物学行为的更佳工具。然而,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项目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最常见的BOT类型(即浆液性BOT)和浆液性低级别癌。目前普遍认为,低级别浆液性肿瘤癌变早期事件表现为KRAS和/或BRAF基因的突变(表1)。这两个基因的蛋白产物均作为RAS/RAF/MEK/MAPK信号通路的起始调控因子。KRAS基因12或13号密码子以及BRAF基因599号密码子的致癌突变会导致该通路持续激活,从而诱导细胞发生肿瘤转化。
表1:交界性卵巢肿瘤的癌变及基因组改变

缩写:BOT,交界性卵巢肿瘤;LOH,杂合性缺失。
与纯良性囊腺瘤相比,伴有少量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成分的良性囊腺瘤中KRAS和BRAF突变的发生率更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a) 分析这些突变可以更好地预测肿瘤中是否存在BOT成分;(b) 一些良性肿瘤具有进展为BOT和恶性肿瘤的潜力。在II型肿瘤中未发现KRAS和BRAF突变;然而,有报道称这些肿瘤中RAS/RAF/MEK/MAPK通路存在组成型激活,提示存在另一种基因组改变方式,可能是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受损。等位基因失衡、杂合性缺失(LOH)、扩增或非整倍体常见于BOT和I型癌症,尽管位于不同的基因位点。在I型肿瘤中,1号染色体上的区域受到影响; II 型肿瘤主要累及 13 号和 17 号染色体区域。
在非浆液性I型肿瘤中,其分子特征与浆液性肿瘤略有不同(表1)。对于黏液性肿瘤,KRAS基因突变而非BRAF基因突变是典型特征。β-catenin基因突变常见于子宫内膜样癌和透明细胞癌,并常伴有PTEN基因(10号染色体)的杂合性缺失(LOH)或突变。
针对交界性卵巢肿瘤(BOT)腹膜种植灶的分子变化的研究数量有限。基于X染色体失活模式的研究描述了卵巢肿瘤和种植灶的不同起源,而其他研究则发现卵巢肿瘤和种植灶具有相同的分子变化。目前已发表的分析已确定了参与BOT癌变的基因组区域和机制。然而,这些结果仍然零散,尚不适用于临床实践。仍需开展更多研究,以整合现有方法并扩大样本量。
病理学
交界性肿瘤已在所有上皮亚型中被发现,包括子宫内膜样癌、透明细胞癌、布伦纳癌(移行细胞癌)和混合型上皮肿瘤。浆液性(53.3%)和黏液性(42.5%)组织学类型最为常见;该数据来源于du Bois等人对5807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交界性卵巢肿瘤通常以上皮细胞增殖增加为特征,伴有核异型性(通常为轻度至中度)和轻度有丝分裂活性增高。然而,该肿瘤类型不表现出间质浸润。
浆液性卵巢肿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版卵巢肿瘤分类,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分为典型浆液性交界性肿瘤(90%)和具有微乳头状结构的交界性肿瘤(5%–10%)。近期研究表明,浆液性BOTs代表了具有不同生物学潜能的广泛肿瘤谱。鉴于非微乳头状浆液性BOTs总体预后良好,这些研究者建议取消浆液性肿瘤的交界性分类,将其限定为良性和恶性类型。具体而言,浆液性交界性肿瘤(BOT)被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良性肿瘤,称为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APST,见补充在线图1);另一类是低级别恶性肿瘤,包括非浸润性微乳头状浆液性癌(MPSC;即根据WHO分类具有微乳头状结构的交界性肿瘤;见补充在线图2)和伴有浸润性腹膜种植的APST(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浸润性MPSC与低级别浆液性癌同义,这可能会给临床医生造成一些混淆。迄今为止,病理学家尚未就保留原有的交界性肿瘤分类,还是将具有微乳头状结构和/或伴有浸润性种植的浆液性BOT归类为癌达成共识。两种不同类型的病变被定义为交界性肿瘤中的微浸润(补充在线图3,表2)。为了揭示更广泛的浸润,此类病例需要对肿瘤最大直径每厘米至少进行两次切片取样。
表2:交界性卵巢肿瘤的组织学分类

亚型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布劳斯坦女性生殖道病理学。
b诊断微乳头状浆液性交界性肿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5 mm 的融合区域或 10% 的肿瘤显示微乳头状生长。
c病灶必须小于 5 毫米 [ 26 ] 或一个或多个病灶不应超过 10 毫米2。
有限的证据表明,这种类型的微侵袭代表了肿瘤真正的侵袭潜力。
e伴有高度非典型增生但无侵袭性的 BOT。
缩写:APST,非典型增生性浆液性肿瘤;BOT,交界性卵巢肿瘤;WHO,世界卫生组织。
浆液性交界性肿瘤常伴有累及腹膜的浆液性病变(即所谓的种植灶)。在典型的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BOT)中,约35%的患者存在种植灶;如果发现微乳头状结构或微浸润,则该比例更高。这些种植灶根据其显微镜下形态可分为侵袭性和非侵袭性。在存在种植灶的患者中,四分之一为侵袭性种植灶,四分之三为非侵袭性种植灶。侵袭性最强的种植灶见于微乳头状浆液性BOT患者。在典型的浆液性BOT(APST)中发现侵袭性种植灶非常罕见,很可能是由于原发性卵巢肿瘤取样不足,导致微乳头状区域或微浸润区域未被取样。
浆液性交界性肿瘤患者的淋巴结常表现为输卵管内膜异位症(45%)和增生性浆液性病变(高达42%)。这些增生性浆液性病变(由胞质丰富、嗜酸性的单个细胞和/或细胞簇组成,或具有腺体和乳头状结构)与侵袭性腹膜种植和微乳头状结构密切相关。然而,淋巴结受累似乎并非不良预后因素。此外,由于淋巴结中的增生性浆液性病变可能与卵巢肿瘤相关,也可能无关,因此建议使用“淋巴结受累” (而非“转移”)这一术语。
黏液性肉芽肿
根据组织学结构和肿瘤细胞类型,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BOT)可分为胃肠道型(或肠型)(85%,见在线补充图4)和宫颈样型(也称为苗勒氏管型或浆液黏液型,15%)。伴有高级别异型性但无浸润的黏液性肿瘤被归类为伴有上皮内癌的BOT(见在线补充图5)。早期间质浸润面积达10 mm²的黏液性BOT被称为微浸润性黏液性BOT(见在线补充图6)。伴有上皮内癌和/或微浸润的交界性肿瘤表明,这些肿瘤构成了一个形态学谱系,其中不同的类型代表了卵巢黏液性癌变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这一发现得到了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和黏液性卵巢癌中KRAS突变和LOH模式相似的支持。卵巢黏液性肿瘤具有异质性,一个肿瘤可能同时表现出良性、交界性和恶性特征。因此,需要进行彻底的取样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并排除浸润。之前建议的每厘米肿瘤最大径取一个切片似乎不足;至少需要每厘米取两个切片,特别是当肿瘤直径大于10厘米时。
胃肠道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不伴有腹膜种植;因此,这种亚型的原发性卵巢黏液性交界性肿瘤不存在晚期阶段。如果检测到晚期,则需要仔细检查阑尾和肠道,以排除可能与原发性卵巢黏液性交界性肿瘤伴上皮内癌相似的隐匿性卵巢外原发肿瘤。此外,也可能存在未取样的原发性卵巢癌的侵袭性病灶。
宫颈内膜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见在线补充图7)可能具有与浆液性肿瘤相似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它们可能出现种植灶。因此,与宫颈内膜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相比, “浆液黏液性”这一术语似乎更为准确。
卵巢中遇到的其他类型黏液性肿瘤包括转移性黏液性癌,最常见于胃肠道(胆道、胰腺、结肠)或宫颈内膜;以及阑尾来源的低级别黏液性肿瘤继发性累及卵巢,并伴有腹膜假性黏液瘤的临床综合征。一些转移性黏液性癌可表现出提示其原发性卵巢来源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囊腺瘤或交界性肿瘤样生长模式,这些特征可以是主要的,也可以是唯一的。这些肿瘤,尤其是当它们与原发性黏液性肿瘤同时出现或更早作为疾病的首发表现时,很容易被误诊为原发性黏液性肿瘤。与通常较大、单侧且局限于卵巢间质而不累及表面的原发性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BOT)不同,卵巢中的转移性病变通常较小、双侧,并累及表面和浅层皮质。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腹膜假性黏液瘤(即腹膜表面存在黏液性腹水或黏液结节)是由卵巢交界性肿瘤引起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与腹膜假性黏液瘤相关的卵巢肿瘤都是阑尾原发性低级别(腺瘤样)黏液性肿瘤破裂后的转移灶。腹膜假性黏液瘤起源于胃肠道的罕见例外是卵巢成熟囊性畸胎瘤中发生的黏液性肿瘤。
罕见交界性卵巢肿瘤(子宫内膜样癌、透明细胞癌、移行细胞癌或混合型上皮肿瘤)
卵巢交界性肿瘤的罕见亚型占所有这些肿瘤的 3%–4%;它们包括子宫内膜样肿瘤、透明细胞肿瘤、移行(布伦纳)交界性肿瘤或混合上皮肿瘤。
子宫内膜样交界性肿瘤由非典型或组织学上恶性的子宫内膜样腺体或囊肿组成,通常位于致密的纤维间质中,无间质浸润。它们起源于卵巢表面上皮或子宫内膜异位症,并有可能进展为低级别子宫内膜样癌。
透明细胞交界性肿瘤的特征是:腺体或囊肿呈非典型或组织学恶性,内衬透明细胞或钉状细胞,位于致密的纤维间质中,且无间质浸润。透明细胞交界性肿瘤的罕见性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透明细胞癌的前体病变通常具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伴非典型增生的形态,而非透明细胞肿瘤的形态。
交界性布伦纳瘤具有上皮的非典型或恶性特征,但缺乏间质浸润。混合型上皮交界性肿瘤由五种主要细胞类型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混合而成:浆液性细胞、黏液性细胞、子宫内膜样细胞、透明细胞和移行细胞。超过50%的混合型上皮交界性肿瘤伴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有时伴有非典型增生。
预后参数
交界性卵巢肿瘤的预后通常极佳;然而,其中11%的肿瘤会复发,且20%~30%的肿瘤会发生恶性转化。迄今为止,对于复发性浸润性疾病的预后因素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此前,基于交界性肿瘤向浸润性疾病转化,人们认为以下五个特征与不良预后相关:(a) 细胞类型,(b) 分期,(c) 种植类型(针对浆液性交界性肿瘤),(d) 微乳头状结构(针对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以及 (e) 微浸润。已发表的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患者术中未进行全面的分期,或在病理检查中未进行充分取样以排除隐匿性间质浸润(当时仅对肿瘤最大直径每厘米进行一次切片),或者随访时间不够长。
目前看来,疾病的病理分期以及卵巢外疾病的浸润性和非浸润性种植灶亚分类,以及术后是否存在肉眼可见的残留病灶,不仅是复发的主要预测因素,也是生存的主要预测因素。Seidman和Kurman于2000年发表的一篇综述纳入了245项研究和4129例患者,结果显示,平均随访7.4年后,浸润性种植灶患者的生存率为66%,而非浸润性种植灶患者的生存率为95%(p < .0001)。浸润性种植灶患者的生存率与浸润性低级别(微乳头状)浆液性癌患者的生存率相似,复发率为30%(主要表现为浸润性癌),无进展生存期约为2年,中位生存期为6-7年。
一些研究并未发现侵袭性种植灶的存在与非侵袭性种植灶相比是不良预后因素。关于腹膜种植灶潜在预后影响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与种植灶亚型分类的准确性不同有关(例如,区分促纤维增生性非侵袭性种植灶和侵袭性种植灶的准确性,以及活检样本量有限且缺乏深层组织),也可能与手术分期和力求彻底切除肿瘤的尝试存在差异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微乳头状结构与侵袭性种植灶密切相关(45%),而典型的交界性浆液性肿瘤则不然(7%)。这些发现表明,对微乳头状交界性肿瘤进行进一步的组织学取样可能在某些病例中揭示真正的侵袭性。对于微乳头状交界性肿瘤,需要对盆腔和腹部进行详细探查,然后进行完整的肿瘤切除(肿瘤减容术),以检测并最终切除侵袭性种植体。
研究表明,如果间质微浸润与卵巢外浸润性种植无关,则对复发率或进展为浸润性疾病的速率没有影响,这一点已在大型荟萃分析中得到证实。相反,有限的数据表明,第二种类型的微浸润(表2,即所谓的微浸润性癌)与更高的复发风险相关。
对非浆液性组织学类型的重新评估数据显示,无论是否存在上皮内癌和/或微浸润,其预后均极佳。符合胃肠道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标准的肿瘤临床表现为良性,预后极佳(伴或不伴微浸润的黏液性交界性肿瘤生存率>99%,伴上皮内癌的黏液性交界性肿瘤生存率>95%)。苗勒氏管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包括极少数伴有种植灶、上皮内癌和微浸润癌的病例,也表现出良性行为 。子宫内膜样交界性肿瘤,包括伴有微浸润的病例,也表现出良性行为。目前几乎没有关于伴有微浸润或上皮内癌的透明细胞交界性肿瘤预后的公开数据,这两种肿瘤都极其罕见。在已报道的50多例非典型增生性移行细胞(布伦纳)肿瘤中,仅有1例局部复发,且无确凿证据表明其具有恶性行为。目前尚无交界性布伦纳肿瘤发生转移或导致患者死亡的病例。混合型上皮交界性肿瘤的预后取决于肿瘤的主要细胞类型。
一项有前景的预后因素似乎是DNA含量的评估。DNA含量为非整倍体的交界性肿瘤复发和生存预后较差。Kaern等人报道的一项对370例交界性卵巢肿瘤(BOT)进行的大型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尽管二倍体肿瘤患者的15年生存率高达85%,但BOT的非整倍体患者15年生存率仅为15%[。DNA倍性的预后意义尚未在前瞻性研究中得到证实,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并不广泛。
研究已明确证实,较高的复发率与手术的彻底性(术后残留肿瘤与肿瘤完全减瘤、完整分期与不完整分期、卵巢囊肿切除术与单侧/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以及手术入路(腹腔镜与开腹)相关。与这些发现一致,肉眼可见的残留肿瘤与侵袭性种植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增加相关,无进展生存期为24个月。这种关联在非侵袭性种植患者中无统计学意义。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关联反映的是广泛扩散且无法切除的肿瘤的生物学侵袭性,还是如果采取更积极的切除措施本可切除的肿瘤的进展,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然而,这些发现表明,应尽一切努力彻底切除肿瘤。
淋巴结受累是否为独立危险因素尚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实,因此,一些研究者基于这些结果得出结论,认为可以省略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然而,除淋巴结清扫外,分期不完整的患者复发率较高(11.8% [53/450] vs. 7.1% [16/225]),而分期最佳的患者复发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原位残留的隐匿性肿瘤所致。在接受重新分期的患者中,24.7%(284/1150)的患者在重新分期后发现了残留肿瘤。与此相符的是,如果进行重新分期,则观察到无进展生存期延长。尽管如此,重新分期的指征仍存在争议,因为在分期升级的患者和未升级的患者之间,总生存期并未观察到差异。
原发性卵巢交界性肿瘤通常发生于育龄期患者,此时保留生育能力至关重要。然而,保守治疗(即至少保留子宫和一侧卵巢)会增加另一侧卵巢疾病复发的风险,因为可能存在双侧同步肿瘤或隐匿性转移灶。浆液性组织学类型不仅因其双侧卵巢受累频率较高而被确定为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且黏液性组织学类型在仅行囊肿切除术且肿瘤切缘阴性定义有限的情况下,也与较高的复发率相关。此外,在较大的黏液性肿瘤中(尤其是在肠型亚型中),可能存在对少量浸润性癌组织取样不足的风险,这也会导致囊肿切除术后复发率升高。
保守性手术后,大多数病例系列的中位复发率接近15%,而根治性手术的复发率则为5%。卵巢囊肿切除术后的复发率(12%至58%)甚至高于卵巢切除术后(0%至20%)。然而,由于残余卵巢发生浸润性肿瘤复发的概率极低——早期低于1%,因此尚无数据表明其对生存率的影响。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复发并保留生育能力,当对侧卵巢存在且正常时,单侧卵巢切除术似乎比卵巢囊肿切除术更为合理。
关于晚期交界性肿瘤保守治疗的适应症,有关于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伴腹膜种植的保守治疗数据表明,晚期交界性肿瘤患者最强的预后因素仍然是采用保守手术,复发的相对风险为 5.4(95% CI:2.9–10.1)。晚期交界性肿瘤保守治疗后的复发率是根治性手术后的三倍以上(44.8% [94/210] vs. 13.7% [50/366])。当保守治疗的晚期交界性卵巢肿瘤复发率较高的信息与侵袭性种植是侵袭性疾病复发的最重要负面预后因素的证据相结合时,许多中心建议仅对一组具有非侵袭性种植的患者进行保守手术,并建议完全切除腹膜扩散。
多项回顾性研究报告了腹腔镜手术后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预后,并将这些结果与开腹手术后的预后进行了比较。du Bois 等人的一项综述指出,保守性腹腔镜手术后的复发率是开腹手术的两倍。较高的复发风险似乎与总体生存率的降低无关。无论如何,如果由经验丰富的肿瘤外科医生进行手术,则应可以避免与腹腔镜手术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的累积,例如囊肿破裂或分期不完整。
辅助治疗(化疗、放疗)往往会加重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的预后,增加毒性(放疗后小肠并发症、神经毒性或骨髓毒性),并增加因治疗并发症而非疾病本身导致的死亡率。因此,目前的指南不建议进行辅助治疗,即使是对于晚期BOT患者也是如此。
诊断
约30%的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无症状;约50%~60%的患者主诉非特异性症状(腹痛或腹胀),10%的患者主诉出血异常[ 9 , 15 ]。大多数BOTs可通过超声检查发现。如果由经验丰富的超声医师操作,超声检查被广泛认为是鉴别良恶性附件肿块的术前高准确率方法。然而,基于对灰阶和多普勒图像的主观评估以及诊断的信心,对BOTs进行准确分类并做出明确诊断较为困难。不同组织学类型的BOTs具有不同的肉眼观(表3)和超声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可能与良性和浸润性卵巢肿瘤的肉眼观和超声特征重叠。
表3:原发性卵巢交界性肿瘤的肉眼外观

缩写:BOT,交界性卵巢肿瘤。
浆液性和宫颈样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图1、2)的超声特征非常相似,与肠型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相比,其直径较小,囊腔较少,乳头状突起较多,且实性成分内的彩色多普勒评分更高。它们通常表现为单房实性或多房实性肿瘤,具有不规则且充满液体的乳头状突起,而无其他复杂性征象,例如实性结构、不规则分隔以及因肿瘤沉积导致的内壁不规则等,常见于年轻女性。其囊液可呈无回声,或呈低回声或磨玻璃样回声。
图1

浆液性交界性肿瘤(经阴道扫描)。多房实性肿瘤,有乳头状突起,囊壁内壁较为光滑,有规则的分隔,囊内液体呈无回声。
图2

宫颈内膜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经阴道扫描)。多房实性肿瘤,内生性和外生性肿瘤乳头数量较多,乳头内血流密度高,囊内液体回声低。
黏液性肠型交界性肿瘤与其他常见交界性肿瘤的超声特征不同。它们通常为单侧(>95%)、体积较大(20-22 cm)、多房性肿瘤(房数>10个)、内壁光滑、囊液呈高回声(低回声或磨玻璃样回声)以及外表面光滑(图3)。双侧黏液性肿瘤的存在提示可能存在来自另一侧(主要是胃肠道)的转移性肿瘤。在略多于一半的黏液性肠型交界性肿瘤中,存在“蜂窝状结节”,定义为起源于囊壁内的多房性结节(图3)。
图 3

肠型黏液性交界性肿瘤(经腹部扫描)。肿瘤较大,多房性,后内壁可见“蜂窝状”结节,囊内可见低回声液体。
某些交界性卵巢肿瘤(BOT)与良性或浸润性卵巢肿瘤难以区分。特别是,黏液性肠型BOT常被误诊为良性黏液性囊腺瘤,Sokalska等人的研究报道,16%(9/55)的患者被误诊为良性黏液性囊腺瘤。此外,也存在组织学上为浆液性或黏液性BOT的纯单房性囊肿病例;此类病例的发生率在3.5%至11.4%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肿瘤的大小 。乳头状突起在交界性肿瘤中比在浸润性癌中更常见,但也可见于良性肿瘤(例如,浆液性囊腺瘤、浆液性囊腺纤维瘤、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并导致许多超声检查假阳性结果,尤其是BOT的误诊。与良性肿瘤(浆液性囊腺瘤)相比,浆液性交界性肿瘤通常具有更多、更大(最大径1-10毫米)且更软的乳头状突起。它们可能分泌比浆液性囊腺瘤含有更高黏蛋白含量的液体,并且约三分之一的病例为双侧性(而浆液性腺瘤仅有六分之一为双侧性)。
同样,除了Valentin等人报道的腹水(p = .0082)以及考虑到BOT诊断年龄较轻的其他临床信息外,目前尚无可靠的超声变量可用于区分交界性卵巢肿瘤(BOT)和浸润性肿瘤。BOT的平均诊断年龄比上皮性卵巢癌的平均诊断年龄小10岁。早期低级别浆液性癌的双侧发病率与微乳头状浆液性交界性肿瘤相同(三分之二为双侧,而典型的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仅为三分之一)。由于缺乏明显的超声特征,BOT也常常被误诊为原发性浸润性肿瘤,尤其是早期低级别卵巢癌。在Sokalska等人的研究中,24%(13/55例)的交界性肿瘤被认为是浸润性卵巢肿瘤。例如,具有不规则乳头状突起、不规则内壁衬里和包膜外生长的单房或多房实性肿瘤(在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的微乳头状型或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的宫颈内型中并不少见),在超声检查中无法与浸润性肿瘤区分(图1、2)。这一发现与卵巢囊腺瘤亚群经由交界性肿瘤发展为低级别上皮性卵巢癌的理论相符。
鉴于上述原因,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术前分类的正确率仅为29%–69%。多普勒超声检查肿瘤血管模式(包括整个肿瘤及其实体部分的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以及血流速度的近似估计)仅使正确诊断率提高了5% 。由于缺乏肌肉成分,肿瘤血流阻力较低,动静脉吻合导致压力梯度较高,从而血流速度较高。但研究表明,目前尚无特异性的多普勒血流指标可用于诊断BOTs 。肿瘤实体部分无灌注,彩色多普勒超声未检测到血管,可能提示肿瘤为良性。对乳头内血流量的半定量主观评估显示,良性肿瘤(3%–4%)的信号强度低于恶性肿瘤(30%)。另一项研究发现,交界性肿瘤(56.3%)和浸润性肿瘤(66.7%)的乳头内血流率相似。
使用血管内造影剂可以对血管生成进行更详细、无创的评估,造影剂通过提高信噪比来改善对低流量血流的检测。尽管在探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对比增强超声检查结果有所不同,但良性肿瘤和交界性肿瘤的对比结果存在相当大的重叠。
另一种新的超声技术——三维(3D)超声,在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特异性诊断中也作用有限。尽管3D图像有助于评估肿块的囊壁内部结构,并寻找不规则之处或实性乳头状突起,但其并不优于传统的二维(2D)超声。利用3D能量多普勒(3D-PD)超声评估血管分布,还可以使用专用软件对定量能量多普勒变量和肿瘤实体部分的血管形态(肿瘤血管树)进行客观分析。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的血管树存在差异,恶性肿瘤的特征包括微动脉瘤、动静脉分流、异常血管分支、血管迂曲和血管口径改变。对肿瘤血管分布进行客观量化,可以检测微血管密度,并以3D-PD血管指数进行评估,肿瘤组织的微血管密度显著高于良性组织。然而,针对预测卵巢恶性肿瘤的血管树评估或在卵巢肿块中使用 3D-PD 血管指数的研究与 2D 超声相比,均未发现统计学差异或有争议的结果。
即使是超声专家,对交界性卵巢肿瘤(BOT)进行具体诊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超声不仅可以提供盆腔的详细图像(通常通过经阴道扫描),还可以通过经阴道和经腹部扫描以较高的准确率(91%–95%;图4)检测腹膜种植灶,并为术前计划和分期提供信息。
图 4

对侧卵巢表面可见外生性种植灶(经腹部扫描)。高回声种植灶包绕对侧卵巢,但未累及卵巢间质。
由于其他现代影像技术也基于对肿瘤形态和血管模式的评估,其结果也受到良性和恶性卵巢肿瘤宏观特征重叠的限制。因此,在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诊断中,使用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甚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并无额外益处。这些方法反而会增加成本并给患者带来不适。有数据表明,磁共振成像(MRI)能够根据信号特性识别特定类型的组织(例如血液、脂肪、纤维组织);它能够准确诊断良性卵巢病变,例如出血性囊肿、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皮样囊肿、纤维瘤或卵泡膜细胞瘤;此外,也有数据表明,CT在识别皮样囊肿中的脂肪成分方面具有优势。然而,这些肿块并非常规超声检查的诊断难题。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都无法可靠地区分交界性卵巢肿瘤与早期低级别卵巢癌或具有乳头状突起的良性肿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实际上存在对交界性肿瘤进行假阴性解读的风险,这是由于肿瘤的囊性部分所致。
2011年,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建议,对于出现疑似卵巢恶性肿瘤症状的患者,首先应检测生物标志物CA125,仅CA125水平升高(≥35 U/mL)的患者才需进行超声检查。然而,这一临床指南存在诸多争议,其中之一是,如果遵循该方案,可能会导致大多数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漏诊,因为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在交界性肿瘤患者中通常呈阴性。du Bois等人的系统评价显示,在1937例交界性肿瘤患者中,53.8%的患者CA125水平为阴性(CA125 ≤35 U/mL)。在多中心前瞻性国际卵巢试验分析(IOTA)中,一项针对卵巢肿块的超声研究发现,在1918例既往无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中,93例(5%)被诊断为交界性卵巢肿瘤(BOT);其中53%的患者CA125水平为阴性。具体而言,新诊断的BOT患者的CA125中位值达到35 U/mL(四分位间距:19–105 U/mL)。
事实上,由于多种临床因素的影响,例如月经、排卵、子宫内膜异位症、肝病、炎症性疾病和功能性囊肿,CA125 假阳性结果的风险很高,这可能导致大量不必要的超声检查和干预。CA125、人附睾分泌蛋白 4 和绝经状态的组合用于预测卵巢恶性肿瘤(卵巢恶性肿瘤风险算法,即所谓的 ROMA 算法),其预测效果也并不优于附件肿块的超声评估(曲线下面积:0.893 vs. 0.968)。
与CA125的低效表现相一致,Jacobs等人于1990年开发的恶性肿瘤风险指数(RMI)在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中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RMI是一个基于逻辑回归公式的评分系统,它结合了绝经状态、血清CA125水平和超声检查结果。然而,RMI在应用于年轻女性的肿块以及超声难以鉴别的病变时表现不佳;此外,该检测的敏感性也较低。van Holsbeke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RMI漏诊了73%的BOTs(42例中的31例)。
综上所述,根据所提供的数据,交界性肿瘤属于一类难以通过主观评估(即经验丰富的超声医师对灰阶和多普勒超声结果的主观评价,也称为模式识别)进行正确分类的肿块。因此,对于这类肿块,必须采用主观评估以外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我们评估了血清CA125的测定、RMI的计算、基于超声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以及超声简易规则的应用。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均不如对交界性肿瘤的主观评估。
B级肿瘤的管理
大多数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在生育年龄被确诊。对于这些患者,关于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不孕症或过早激素剥夺的治疗、术中和术后并发症以及辅助化疗等治疗决策尤为重要。目前,尚无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指导临床治疗。因此,对患者的咨询和治疗建议主要基于回顾性分析和单中心经验。
保守手术
近期文献的数据表明,对于各期卵巢交界性肿瘤,保守性手术(即保留子宫和至少一侧卵巢的一部分,并进行全面的手术分期)的疗效和安全性令人放心。当因双侧卵巢肿瘤广泛侵犯而无法进行保守治疗时,至少可以保留子宫,以便将来移植根治性手术前获得的冷冻胚胎。现有数据表明,保守性手术后的复发率较高(10%至20%,而根治性手术的复发率约为5%)。然而,复发几乎总是由交界性肿瘤(而非浸润性疾病)引起,并且发生在保留的卵巢上。对于早期患者,卵巢外复发的发生率仅为2%,而晚期患者(FIGO II-III期)的卵巢外复发率则高达20%。对于疾病晚期保守治疗的适应症,保守治疗应仅限于部分患者,这些患者已完全切除腹膜扩散和非侵袭性种植灶。
卵巢囊肿切除术与较高的复发率(高达31%)相关。因此,卵巢囊肿切除术仅适用于双侧卵巢肿瘤和/或仅一侧卵巢的患者。但对于非常年轻的患者,应尽可能保留卵巢组织,并通过密切随访(最好采用经阴道超声检查)及时发现可能的复发。超声能够检测到包裹在正常卵巢实质内的微小复发灶,这使得在保留足够功能性卵巢实质的前提下,进行保留生育功能的进一步手术成为可能。然而,对切除的卵巢囊肿切缘进行广泛的取样至关重要。卵巢囊肿切除术后复发的预测因素包括切缘含有肿瘤细胞或存在多灶性卵巢内肿瘤,甚至术中囊肿破裂。对于接受保守治疗的粘液性交界性肿瘤患者,膀胱切除术并不安全,因为其复发为浸润性癌的风险增加(尽管浆液性交界性肿瘤的复发情况较为特殊)。
由于术后卵巢周围粘连可能导致机械性不育,且盲切正常卵巢组织会降低诊断率,因此不建议对侧卵巢进行随机楔形活检以排除隐匿性并发病变。鉴于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常为双侧发生,排除对侧卵巢并发病变的最佳非侵入性方法是术前经阴道超声检查,该检查可提供详细的卵巢超声形态和血管分布信息。对于双侧卵巢受累的病例,该技术也可用于术中,帮助外科医生获得肉眼可见的肿瘤切缘阴性。近年来,仅在发现可疑的肉眼可见病变时才进行对侧卵巢活检。
如果剩余卵巢出现复发,对于计划再次妊娠的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保守治疗。这种治疗应适用于无浸润性种植灶、年轻(<40岁)、希望保留生育能力并愿意长期随访的患者。然而,如果在临床复发时发现浸润性疾病,则建议进行肿瘤细胞完全减灭术,且不保留生育能力。患者完成生育计划后是否切除保留的卵巢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组织学亚型、figo分期、保守手术类型以及患者自身意愿。鉴于大多数复发性疾病属于交界性,易于治愈且预后良好,一些研究团队建议,只要患者定期进行密切随访检查,生育后系统性切除剩余卵巢并非强制性要求。尽管如此,等待复发带来的心理压力仍然很大,而且仍然存在发生浸润性卵巢肿瘤的风险。因此,其他作者建议在完成生育计划后进行根治性手术。为了降低仅完成输卵管卵巢切除术相关的并发症,可以避免同时进行子宫切除术,因为尚未观察到子宫内孤立性复发。 术中诊断和分期
为了进行完整的FIGO分期,应进行术中探查整个腹腔,包括腹膜冲洗、大网膜切除、多处腹膜活检以及所有肉眼可见的可疑病灶的完整切除。对于原发肿瘤的切除,建议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联合子宫切除术。由于淋巴结阳性和阴性患者的复发率和生存率相似,因此不建议行淋巴结清扫术。
最佳分期能够基于完整的肿瘤组织做出正确的病理诊断,并确定复发风险较高的患者群体。分期手术可在卵巢肿瘤手术治疗时进行(当新鲜冰冻切片分析证实为交界性肿瘤时),也可在再次分期手术中进行(当首次手术后通过永久组织学分析确诊为交界性肿瘤时)。约三分之一的病例需要使用永久切片进行诊断修正;冰冻切片检查中,交界性肿瘤被漏诊为良性肿瘤的倾向(24.1%–30.6%)远高于被过度诊断为癌的倾向(6.6%–9.9%)。此外,约20%~30%在冰冻切片检查时被诊断为交界性卵巢肿瘤的病例,在进一步取样后证实为癌——黏液性肿瘤的这一比例高于浆液性肿瘤(分别为33%和13%)。冰冻切片诊断的交界性卵巢肿瘤极少在永久切片检查中被重新分类为良性肿瘤(占5%)。
尽管对于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组织学表现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必须认识到,确诊需要进行广泛的标本取样,尤其是在黏液性肿瘤中。术中诊断并非总能进行这种取样,病理学家和手术医生都应认识到这一点,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初始手术治疗。因此,对于所有接受手术治疗的卵巢病变,无论肿块是否被认为是良性,仔细探查腹腔并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的病变似乎都是有益的。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避免再次手术分期。
如果肉眼探查结果正常,是否需要进行完整的分期手术以评估预后,目前仍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进行大网膜切除术、子宫切除术和阑尾切除术。由于仅有15%的单侧卵巢肿瘤伴有卵巢外转移,因此,除非发现可疑的腹膜病变或微乳头状结构,否则对于单侧卵巢肿瘤而言,完整的正式分期手术可能并非必要。然而,术中仔细探查仍然不可或缺。
还应注意的是,56%的双侧肿瘤伴有卵巢外转移。微乳头状交界性肿瘤常呈双侧性,并伴有浸润性种植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进行完整的临床分期,以便尽可能多地采集种植灶的样本。大网膜是浸润性种植灶最常见的部位。因此,外科医生必须取足够量的大网膜组织,以便病理学家区分非浸润性种植灶和浸润性种植灶。反过来,病理学家必须评估多个肉眼观察“正常”的大网膜样本,以确保样本量充足。早期研究表明,在45例未行大网膜切除术的患者中,有4例出现复发,这表明存在隐匿性残留肿瘤。
一些作者质疑在子宫浆膜表面无腹膜种植灶的情况下行子宫切除术的作用。Menczer等人发现,在接受双侧附件切除术的同时行子宫切除术的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中,子宫受累的发生率较低。147例患者中仅有3例(2%)出现子宫受累。当术中冰冻切片会诊诊断为黏液性卵巢肿瘤时,尤其是在腹膜假性黏液瘤的情况下,应告知外科医生需要行阑尾切除术,以免误诊为原发性低级别阑尾黏液性肿瘤。否则,在手术时是否进行阑尾切除术似乎是可选的:在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57 名早期卵巢恶性肿瘤患者(包括 15 例交界性卵巢肿瘤)均未发现阑尾受累的组织学证据。
手术入路(腹腔镜/开腹)
腹腔镜手术更常用于保守治疗的患者。腹腔镜治疗交界性卵巢肿瘤与较高的囊肿破裂率和分期不完全相关。du Bois 等人的一项综述显示,腹腔镜保守手术后的复发率高于开腹手术(14.9% vs. 7.7%)。另两项研究——一项意大利多中心研究和一项法国多中心研究——表明,手术方式(腹腔镜与开腹)似乎并不影响无进展生存期和复发率。此外,腹腔镜手术具有并发症发生率低、粘连少等优点,这对于生育能力至关重要,因此似乎是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手术方式。确定腹腔镜手术或保守手术是否会影响复发率较为困难,因为膀胱切除术和其他保守手术通常采用腹腔镜而非开腹手术,而且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的疗效比较主要来自回顾性研究。尽管如此,所有腹腔镜手术都应由接受过广泛腹腔镜手术培训的肿瘤外科医生进行,以获得最佳的手术分期、彻底的肿瘤细胞减灭,并在无复发生存率和生育力保留率方面取得更好的结果。
术后治疗
辅助治疗(化疗、放疗、激素治疗和靶向治疗)
迄今为止,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化疗能够降低任何已确诊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的复发率或提高生存率。接受辅助化疗或放疗的BOT患者仍表现出较高的持续性或复发率(高达40%)。对传统细胞毒性药物反应不佳可能与BOT总体增殖率较低有关。超过90%的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雌激素受体阳性,但仅有少数病例报告显示其对三苯氧胺、亮丙瑞林和阿那曲唑有显著疗效。醋酸甲羟孕酮的细胞抑制作用也已得到评估。抗血管生成药物或其他新型靶向药物对这些肿瘤的作用尚不清楚。由于浆液性交界性肿瘤KRAS和BRAF基因突变频率较高,未来的临床试验应有助于确定MEK抑制剂或其他靶向RAS/RAF/MEK/MAPK通路的抗癌药物是否能够延长晚期患者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药物抑制PI3K/PTEN信号通路缺陷(常见于子宫内膜样或透明细胞交界性肿瘤)可能为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提供类似的治疗选择。
不孕症的治疗
据报道,50% 的患者在接受保守性手术后可自然受孕,且生存率未见下降。然而,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常出现不孕。高达 35% 的此类患者在治疗前已有不孕史。BOTs 的手术治疗也可能因粘连和切除后卵巢组织残留不足而导致术后不孕。对于年龄大于 40 岁的患者,应谨慎考虑保守性手术。Fauvet 等人发表的一项大型多中心研究显示,该年龄组未发生妊娠。
一些研究指出,使用促排卵药物后,卵巢交界性肿瘤的风险升高;然而,既往研究的结论受限于随访时间短、统计效能低以及缺乏对照组等因素。荷兰一项近期发表的大型全国性队列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15年,结果显示,接受体外受精(IVF)促排卵治疗的女性,其卵巢交界性肿瘤(尤其是浆液性肿瘤)的风险是未接受IVF治疗的生育力低下女性的两倍。此外,在首次IVF治疗后15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随访中,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原发性卵巢癌的风险增加;标准化发病率比为3.54(95% CI:1.62–6.72)。因此,在获得更多来自更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数据之前,这些研究对接受 IVF 治疗的女性进行了长期随访,并设立了未接受 IVF 治疗的生育力低下女性的对照组。所有有 BOT 病史的患者都应该接受关于卵巢刺激潜在风险的详细咨询,并在 IVF 治疗期间和治疗后接受密切随访。
如果肿瘤广泛侵犯双侧卵巢或剩余卵巢,无论是否侵犯子宫浆膜层,都可能无法进行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然而,必须考虑患者的意愿,并考虑保留生殖细胞和其他生育技术。Jeruss 和 Woodruff 的一篇综述提出了在恶性肿瘤诊断时处理生育问题的概念框架。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的治疗应在生殖医学、妇科、肿瘤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多学科团队中进行。
激素剥夺疗法
激素替代疗法(HRT)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症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许多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是相对年轻的女性。应该为这些患者提供HRT。
复发治疗
对于保守手术后残余卵巢出现复发的临界性卵巢癌患者,可考虑再次行保守手术(卵巢囊肿切除术)以保留生育能力,如前所述。如果患者不希望保留生育能力,则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可选择是否同时行子宫切除术。
当卵巢外复发表现为交界性肿瘤或浸润性疾病时,与原发性卵巢癌的手术治疗一致,广泛的肿瘤细胞减灭术是首选治疗方案。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后的残余肿瘤是一个重要的预后因素:接受最佳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患者中,12%死于疾病,而肿瘤细胞减灭术不充分的患者中,这一比例高达60%。这一点尤为突出,因为以交界性肿瘤或高分化癌形式出现的复发对铂类-紫杉烷类化疗的反应率较低。du Bois 等人的一项综述显示,仅有 15.1%(53 例患者中的 8 例)和 11.3%(53 例患者中的 6 例)的患者对化疗治疗的复发肿瘤有完全或部分缓解。
后续
对患者进行定期和密切的随访对于早期发现交界性或浸润性疾病的复发至关重要。这种随访需要比卵巢癌患者更长的时间。研究报告显示,有病例在10-15年后出现复发和死亡。
对于极晚期复发,可能难以区分是初始交界性肿瘤的复发还是新的原发性肿瘤。然而,这种区分似乎并不影响后续的治疗方案,晚期复发通常被视为初始肿瘤的复发。既往接受过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治疗的患者的总体复发率估计高达11%。恶性转化是指交界性肿瘤发展为浸润性癌的情况,其发生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访时间。如果随访时间超过5年,则所有复发病例中有三分之一表现为浸润性疾病。既往BOTs的恶性转化绝对发生率约为2%~4%。通常这些恶性肿瘤为低级别癌,但少数情况下,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会转化为高级别浆液性癌。
文献强调了密切随访的重要性。然而,目前仍缺乏专门针对复发高危人群的最佳随访方式和更个体化的监测策略的研究。如前所述,对于具有一项或多项不良预后因素(晚期疾病和浸润性种植、残余肿瘤、微乳头状交界性肿瘤和/或微浸润性肿瘤[特别是II型微浸润]、保守性手术、分期不完整)的患者,应根据FIGO指南进行密切随访,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随访通常结合临床检查、超声检查和CA125水平检测。由于黏液性肿瘤通常不表达CA125,一些作者建议使用CA19-9来评估这些肿瘤。对于初诊时CA125或CA19-9水平呈阳性的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患者,通常会监测其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在最初的 2 年内,每 3 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评估。之后,患者在术后 3-5 年内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此后每年进行一次评估。
经阴道和经腹超声检查目前是监测交界性卵巢肿瘤(BOT)患者的最佳技术,因为经验丰富的检查者能够高效地检测卵巢内异常以及卵巢外种植灶。尤其是在保守治疗的患者中,复发性肿瘤主要表现为卵巢病变,经阴道超声检查在卵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IOTA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项大型国际多中心超声研究纳入了1938例卵巢肿瘤,并对卵巢中新发和复发的原发性交界性肿瘤进行了亚组分析。结果表明,BOT病史是复发性卵巢肿块中BOT的强预测因子(85%)。了解交界性肿瘤病史显著提高了超声诊断交界性肿瘤的敏感性。对于有交界性卵巢肿瘤病史的患者,主观评估诊断交界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94% (16/17),假阳性率为 33% (1/3);而对于没有卵巢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敏感性为 58% (54/93),假阳性率为 5% (85/1812)。
IOTA 研究还表明,CA125 和症状在随访中的价值有限。76% 的复发性交界性卵巢肿瘤 (BOT) 患者 CA125 水平为阴性,中位数为 33 U/mL(四分位间距:13–60 U/mL)。根据症状,IOTA 研究中所有复发性卵巢 BOT 患者在超声检查期间均未感到疼痛,这很容易解释,因为复发性肿瘤的体积往往明显小于新发现的 BOT 患者(中位肿瘤体积为 548 mL,约 10% 的新发 BOT 患者主诉疼痛)。
保守治疗后妇科检查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临床检查可能无法区分良性肿块和恶性肿块,特别是当恶性肿块表现为表面光滑的包膜病变时。
未来研究
目前,由于缺乏前瞻性多中心大型研究,以及病理学家之间就组织学特征达成共识以减少观察者间差异、缺乏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实施的术中分期适当方案,以及缺乏对这些患者的长期随访,我们对交界性肿瘤(BOTs)的客观认识仍然有限。我们目前正在等待由德国妇科肿瘤协作组(AGO)发起的BOTs大型多中心分析的结果。该分析纳入的BOTs病例均经参考病理证实。后续对患者数据的分析有望增进我们对该疾病的临床危险因素、组织病理学标志物和发病机制的了解。
在许多医疗中心,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术前诊断不足,超声检查在此方面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利用。IOTA 研究表明,由经验丰富的超声医师进行术前主观评估,对良性和恶性卵巢肿瘤进行评估是可行的,且敏感性可达 90% 以上。然而,BOTs 的特异性诊断仍然困难,敏感性仅约为 60%。IOTA 研究设计了不同的数学模型来计算个体恶性肿瘤风险,并制定了简单的超声规则来区分良性和恶性肿瘤。遗憾的是,主观评估以及数学模型或简单规则在 BOT 诊断中的表现均不理想 。因此,需要进行第二阶段检测(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三维超声)以明确 BOTs 的术前诊断。IOTA 研究的第三阶段(2010-2012 年)已于近期完成;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的医疗中心前瞻性地测试了可用于有效分类此类疑难附件肿块的传统算法和新型算法(包括蛋白质组学模式)。该研究结果预计很快公布。
关键问题
交界性卵巢肿瘤的总体生存率极佳(FIGO I 期:95%,FIGO II-IV 期:70%-85%),复发率为 11%,发生侵袭性疾病(即恶性转化)的绝对风险为 2%-4%(即所有复发病例的 33.3%)。
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分子改变表明,BOTs可通过“低级别途径”进展为低级别癌。该途径涉及RAS/RAF/MEK/MAPK通路突变以及I号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失衡。相反,II型肿瘤(高级别癌)的典型分子特征(p53失活、13号和17号染色体上的杂合性缺失)有助于识别倾向于侵袭性生物学行为的BOT亚群。
FIGO分期是复发和恶性转化的不良预后因素,对于更晚期的疾病,侵袭性种植灶和/或术后肉眼可见的残留病灶也是不良预后因素。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证实微乳头状结构本身就预示着不良预后,但所有研究均表明,微乳头状肿瘤若伴有侵袭性种植灶,则更具侵袭性。保守治疗后,交界性卵巢肿瘤(BOT)的复发更为常见,但这些病例可通过密切随访发现,并可进行相应治疗,从而获得良好的长期生存率。
术前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是超声。浆液性交界性肿瘤和黏液性宫颈内膜样交界性肿瘤比良性肿瘤更易表现为双侧性,这与早期低级别癌症相似。相反,黏液性肠型交界性卵巢肿瘤通常为单侧性,而双侧性则提示胃肠道继发性卵巢受累的可能性。
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术前难以正确分类,因为其宏观特征可能与侵袭性卵巢肿瘤和良性卵巢肿瘤重叠。仅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患者能得到正确的术前诊断。目前,我们致力于寻找合适的二期检查,以确定特定肿瘤类型的术前诊断和预后参数(例如,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高分辨率三维超声、分子遗传学改变、DNA倍性)。为了做出明确的诊断,了解以下信息很有帮助:BOTs 的发病年龄通常比侵袭性疾病患者年轻约 10 岁;此外,如 IOTA 所示,BOTs 患者出现腹水的情况极为罕见(9%)。
交界性卵巢肿瘤常发生于育龄期女性,因此,为了保留生育能力,通常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手术方式。对于希望保留生育能力的特定患者群体,例如早期黏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或已完全切除且无侵袭性种植灶的浆液性交界性卵巢肿瘤,应考虑保守治疗方案。患者需能够长期随访,并意识到与根治性治疗相比,保守治疗的复发率更高。所有类型交界性卵巢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案均为单侧卵巢切除术,其复发率低于卵巢囊肿切除术。对于双侧肿瘤和/或仅剩一侧卵巢的患者,通常应行卵巢囊肿切除术。
术中冰冻切片分析有将31%的患者误诊为良性肿瘤的倾向。对于此类病例,若术中未发现微乳头状结构,且已仔细探查盆腔和腹腔并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的病变,则可省略重新分期手术。
腹腔镜手术可用于交界性卵巢肿瘤(BOTs)的治疗,但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肿瘤外科医生操作,以降低术中肿瘤破裂、分期不准确以及残留肿瘤病灶的风险,这些风险均与较高的复发率相关。对于晚期或复发性疾病,需要进行充分的手术,包括最佳的一期或二期肿瘤减瘤。迄今为止,即使在晚期疾病和存在侵袭性种植的情况下,辅助治疗也未显示出任何益处。
随访应以超声检查为主,超声检查已被证实是目前最有效的影像学方法,能够在不增加患者风险的情况下探查盆腔和腹部。由于存在晚期复发病例,因此需要长期随访(>10年)。对于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应特别关注剩余卵巢的情况。
结论
交界性卵巢肿瘤涵盖了多种生物学特性各异且恶性转化潜能尚不明确的肿瘤。目前尚无精确的预后或预测标志物能够明确区分纯粹良性肿瘤和具有恶性转化风险的癌变肿瘤。因此,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必须始终权衡肿瘤安全性与保守治疗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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