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不是万能钥匙,信任才是》
——国际司法的权威写在条约里,公信力却只能靠克制一笔一笔攒回来
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签了《罗马规约》,可全球人口最多的四个大国,一个都没签。
一张名单很长,分量却不够——这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真实处境。今年以来,又有多个缔约国宣布退出。一个法院,从来不缺被告,缺的是愿意留下来当原告的国家。
国际司法的硬通货,从来不是管辖权,而是公信力。
一、先问一句:权力从哪里来
很多人把国际刑事法院想象成“世界法院”,其实它只是一份条约的产物。
签了字,权力才有;没签字,权力就不存在。这不是傲慢,是国际法的地基:主权国家授权。
所以中方在联大的立场说得很直白:除安理会移交的情势之外,法院无权管辖非缔约国国民。未经同意就伸手,既违背主权原则,也违背条约法的基本规则。
条约是自愿签的合同,不是单方面发的传票。
打个比方:邻居家订了小区公约,你没订。某天物业拿着公约来罚你,你当然会问:这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
二、三个“越界”的动作
眼下的争议,集中在三件事。
其一,国家退出了,法院还接着管。
这里要踩一脚刹车:退约并非一键清零。《罗马规约》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退出通知一年后才生效,退出前的义务和已经审议的事项仍有安排。所以问题不在“能不能管”,而在“管到哪一步”。把有限的过渡期解释成无限的续费期,就是越界。
其二,只要犯罪行为的某个“要素”落在缔约国领土,就主张全案管辖。
按这个逻辑,一封邮件途经某国服务器,某国就能审全世界。连接点可以成立,但必须说清楚:覆盖哪些行为、哪些人,边界在哪里。
其三,国家元首豁免。
公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官越大越能躲”。但法律上这是两道题:一个人要不要负责,和一个国家能不能动手抓人,不是一回事。
《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取消了官方身份的免责,但它只约束签字的国家。第三国元首的豁免来自习惯国际法,一纸条约改不了。规约第九十八条自己也承认:法院不能让被请求国去违反对第三国的义务。
三条线,每一条都是法院自己在往外挪。
挪得越远,站得越虚。
三、为什么扩权反而失权
机制并不复杂。
一个司法机构的权威由两部分构成:纸上的授权,心里的服从。前者靠谈判签出来,后者靠日积月累信出来。
法院把管辖范围拉到授权之外,纸上的权力看似变大,心里的服从却开始流失。每多管一个“边界外”的案子,就多一个国家掂量要不要退出。
扩张得来的管辖,会以退约的形式归还。
更要命的是,法院不自带警察。每一份逮捕令都要靠主权国家去执行。执行国一旦觉得这份请求让自己违反对第三国的义务,就会选择不执行。拒绝执行多了,法院就从“司法机构”退化成“表态机构”。
没人执行的判决,等于一篇措辞严厉的新闻稿。
四、补充性原则,被遗忘的初心
《罗马规约》写得清楚:法院是“补充”,不是“替代”。各国自己能审、愿意审的案件,法院不该插手。
道理很实在:证据在国内,证人在国内,执法能力也在国内。国际法院的本意,是做最后一道闸,而不是第一道门。
闸守住了,才有人信;门开太大,水就从别处漏。
今天的争议,本质是把“最后手段”做成了“首选手段”。法院越想当裁判,越容易被当成运动员。
五、出路在哪里
批评不是目的。中方的表述有清晰落点:期待法院回应各国合理关切,审视自身运作,以实际行动为国际法治作贡献。
这不是拒绝国际司法,而是要它回到正轨。可操作的方向有三条:
第一,管辖权回到授权边界。非缔约国的事,由安理会说了算,这本来就是规约设计的安全阀。
第二,豁免问题回到一般国际法。不要制造让执行国左右为难的请求。请求发不出去,不如不发。
第三,同一规则一致适用。案件选择和法律解释,不能让人看出“看人下菜”。
做到这三条,法院的案子可能少一些,但每一个都有人信、有人执行。
少而可信,胜过多而空转。
六、更大的图景
这件事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当下国际秩序的一个切片。
过去三十年,不少国际机构习惯了把规则往外推、把门槛往下降,以为覆盖面就是影响力。现在账单到了:覆盖面扩张的同时,服从度在下滑。
国际法治的下一程,比的不是谁管得宽,而是谁管得稳。
值得细想的一个细节是:中方全程参与了规约谈判,至今没有签字,却一直在场、一直发言,二十多年立场没变——独立、客观、公正,善意解释,不搞政治化,不搞双重标准。
不签字的人,反而最在意规则本身。
对普通读者,这桩争议最有用的认知升级只有一句:把“应当追责”和“足以追责”分开判断。既不因争议否定追责的价值,也不因目标正确就默认任何手段都合法。
真正的法治,是约束强者的工具,不是强者的工具。
国际刑事法院能不能走出困境,取决于它愿不愿意做一件难事:主动收回伸得过长的手。
国际司法的信用,是靠一次次克制攒出来的,一次越界就能花光。
(唐加文,笔名金观平;本文成稿后,经AI审阅校对)